「崛起的時代」更應汲取歷史智慧

盛世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是國家從動亂走向穩定，並且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繁榮的一個歷史時期。盛世必須具備的條件是：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等。就此而言，中國歷史上曾有三個盛世。第一個是從「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昭帝、宣帝統治時期，大約130年；第二個是從唐太宗「貞觀之治」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大約120年；第三個是康雍乾盛世，從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長達134年。傳統的觀點認為，漢、唐才是真正的盛世，因為漢、唐的綜合國力都達到了昌盛，而清朝已開始衰落。但我認為，康雍乾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各方面發展最好、最繁榮的時期，清朝亦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朝代，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什麼說康雍乾時期是當之無愧的盛世？我們先看其經濟水平。傳統社會裡，沒有現代工業，衡量經濟水平的標準是看農業，農業的發展就看糧食產量。康雍乾時期，我國人口已達3億，也就是說，那時候我國農業生產的糧食能夠養活3億人。能夠養活3億人口的國家，它的經濟實力是非常強大的。當時全世界也只有大約9億人口，中國佔了1/3，其餘2/3分布在幾十個國家裡。那時候英國、法國都只有一兩千萬人，整個歐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也沒有中國多。與中國其他朝代相比，漢朝人口5000萬，唐朝人口最多不超過8000萬，那時候的經濟條件只能養活這麼多人。城市的迅猛發展也是衡量經濟水平的重要標誌，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18世紀全世界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一共有10個，而中國就佔了6個——所以，不論是從縱向還是從橫向來看，康雍乾時期都是一個非常繁榮發展的歷史時期。

再看邊疆治理。在康雍乾時期，邊疆治理的成績非常突出，實現了中國的統一，組成了多民族的國家，形成了中國現在的版圖。從清軍入關到康熙前期，中國各地是各自為政的，長江以北由清政府管轄，長江以南最初歸屬南明政權，後來又發生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的三藩之亂。台灣則完全由鄭成功的後裔統治。北中國有強大的蒙古，且又分為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而漠西蒙古的勢力最為強大，伊犁是其根據地，佔有蒙古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北部新疆，連南部新疆的維吾爾族也在其管轄之內。準噶爾部噶爾丹的勢力也非常強大，一直威脅中國的統一。俄國則入侵黑龍江，建造許多軍事據點……面對這種種勢力，清王朝多次出兵，逐漸使邊疆地區完全隸屬於清朝。到了乾隆年間，收復準噶爾與維吾爾部，終於實現了統一中國的願望。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發生在康雍乾時期，清朝在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進行了80多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使中國實現統一，這是清朝最大的豐功偉績。

在文化上，清朝也頗有建樹。17—18世紀，中國完成了許多宏偉的文化工程，康熙時完成《全唐詩》《康熙字典》《律歷淵源》《皇輿全覽圖》，雍正時完成了《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時完成了《明史》《四庫全書》《十三經石刻》等。其中《四庫全書》是一項十分浩大的文化工程，對後世的文化發展產生極大影響。

清朝尤其是康雍乾時期，是一個大有作為的時期，而且是中國歷代皇朝發展的巔峰。但康雍乾時期既是盛世，又是國家命運的轉折點，尤其是乾隆朝，存在著許多隱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閉關鎖國。清政府自認為天朝大國，不願意與外國有經濟接觸。嚴禁漁船出海，如果需要出海，對船的大小有嚴格限制，一般不能帶鐵器，更不能多帶糧食；如果已在國外，還限定兩年必須回國，超期回國的將被沒收財產、充軍戍邊。這無疑影響了經濟發展，同時也對國民思想形成束縛，人們根本不了解外國情況，特別是歐洲各國的發展狀況。從康乾盛世到鴉片戰爭，中國與世界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僅佔世界的6%，而全歐洲佔62%。

二是重農輕商。康雍乾時期，政府認為工商業不是社會經濟的根本，因此抑制工商業發展。效益好的行業都被政府嚴格控制，更沒有競爭機制。對外貿易交流、鹽業生產等重要行業，只有經過政府批准的商人才有資格經營，而一般商人賺的錢大部分要上交政府。清朝在思想觀念上看不起商人，商人的地位很低。這與國外鼓勵人們經商、鼓勵航海完全不同。在西方國家，工商業者已經形成獨立的強大力量，而中國的工商業者始終依附於政府。

三是禁錮思想。有清一代，思想禁錮前所未有，朝廷又大興文字獄，文人議政、編寫史書，常常引來災禍。於是，人們噤若寒蟬，思想上得不到解放，也不敢有新的探索。文壇死氣沉沉，偶爾有學者表達觀點，也是用曲折隱晦的方式，這不利於思想的健康發展。而同一時期，法國百科全書派迅速發展，伏爾泰、羅素、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乃至歐洲人民的思想進步都產生深遠影響，由於思想發展趨勢上的差異，社會發展狀況也出現天壤之別。

四是輕視科學。中國古代科學一度興旺發達，但後來卻停滯不前。科舉考試只考四書五經，自然科學不在考試範圍之內，自然科學就很難登大雅之堂。在乾隆時期，編輯《四庫全書》時才猛然發現古代數學書已經失傳。而這一時期，西方的自然科學迅猛發展，先後湧現伽利略、牛頓等一大批傑出科學家，他們是西方社會近代工業革命的知識保障。

當我們回頭看一個朝代的興衰，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所以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為後人提供鏡鑒。如今，我們正處在一個「崛起的時代」，只有充分重視歷史的智慧，充分汲取古人的經驗，才能更好地把握當下，不辜負歷史的良機。

戴逸，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有《中國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簡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時代》《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鑒》《履霜集》《繁露集》《語冰集》《涓水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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