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絲綢出口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下限

 邱捷

很多論著認為，「海上絲綢之路」始於秦漢，繁榮於唐宋，到明清則既繁盛而又發生了重大轉變，鴉片戰爭後，「海上絲綢之路」就不復存在了。主張把鴉片戰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時間下限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在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條件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各民族和平、平等、互利的景象已不復存在。

以往，我國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討比較集中於古代史研究領域，在近現代史領域，基本沒有人從「海上絲綢之路」這個視角去研究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外關係，因此，把鴉片戰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下限，沒有引起什麼討論、商榷。

「海上絲綢之路」是一種象徵的說法，就字面而言，是指以絲綢進出口為代表的中外海上貿易路線；廣義的「海上絲綢之路」則指中國同各個國家、民族之間通過海路進行的經濟、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的交往。把「絲綢」作為關鍵詞，反映了東、西各民族被高山大海阻隔的時代，彼此之間以自己獨特的物質和非物質產品互通有無，建立了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海上絲綢之路」並非專指絲綢貿易，甚至可說主要不是指絲綢貿易，但也不能認為與絲綢貿易完全無關。如果考究一下絲綢貿易，那麼就會發現，把鴉片戰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下限，是有問題的。

一

在漫長的古代，中國在大多數時間是唯一可以輸出大量絲綢的國家。但目前所見的從秦漢到清初的史籍，說到外貿時通常只有記敘性、描述性的文字，沒有哪種論著寫了清朝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絲綢出口的具體數量。人們都熟悉屈大均的名句「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但對明末清初廣東的絲綢如何生產、銷售、出口，古籍並沒有具體而詳細的記載，即使在梁廷枏的《粵海關志》，我們也查不到絲綢出口的數量。因為缺乏古代海路絲綢出口的統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研究者寫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時只能說有絲綢通過海路出口，但數量有多少，就誰都說不清了。

到了清朝中葉以後，先有東印度公司的文獻資料，後有近代海關的統計，於是，學者才有可能對清代絲綢的出口作較為系統的量化研究。

根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1780～1833年從廣州出口到歐美的蠶絲共164252擔，平均每年3041 .7擔。1817年後的統計開始計算貨值。1817～1933年17年間，廣州蠶絲出口貨值每年平均約175萬元，絲織品約191萬元，共三百六七十萬元，最高的1825年，蠶絲加絲織品貨值共5139205元。

19世紀60年代以後，受外國人控制的海關每年都編製各個口岸的貿易報告，1891年開始，每十年還編製一份「十年報告」。在上述兩種報告中，都有很多篇幅論述、分析絲綢出口的情況。據海關的統計，僅廣東一省，清末最後十餘年平均每年出口的桑蠶絲有37000餘擔，價值2000多萬海關兩(1海關兩約等於1.47元)，個別年份達到2800萬海關兩。此外，還有其他蠶絲(「水結」即亂絲頭、柞蠶絲等)與絲織品，民國初年政府一份文件稱廣東蠶絲產品每年出口貨值達到數千萬元，差不多與每年廣東的財政收入相當。1891-1911年，僅桑蠶絲一項，多數年份全國出口的數量都是八九萬擔，個別年份達到11萬擔；每年出口桑蠶絲的價值都在5000萬海關兩上下，個別年份達到六七千萬海關兩；再加上其他蠶絲產品，數額更加巨大。每年出口的絲綢無論數量還是價值都是鴉片戰爭前的一二十倍，不過，鴉片戰爭前絲綢是用帆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往歐美，到了清末，運載絲綢越洋的已經是輪船了。

二

晚清絲綢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空前的。以廣東為例，19世紀70年代，為適應生絲出口，廣東出現引進外國機器、外國技術的新式繅絲廠，到清末，機器繅絲廠遍布順德、南海，使廣東成為全國「使用機器工廠」數量最多的省份。絲綢出口還帶動了全省的商業、手工業、金融業、服務行業，時人認為絲業是「廣東商業之命脈」。絲業商人積极參与籌建商人團體、開展社會救濟，還投身愛國運動，是廣州商界中很有實力的一個群體。在晚清，廣東之所以成為早期現代化先行一步的省份，與絲綢出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其他產絲的省份如浙江、江蘇，絲業對本省經濟的影響也很顯著。如果我們把視野擴闊，那麼，不難發現，晚清中外各方面的交流、衝突、融匯，更是遠遠超過鴉片戰爭前，其中的經濟、文化交往，同鴉片戰爭前的「海上絲綢之路」有一定繼承接續關係，並非沒有相同、相近之處，不宜簡單地以「外國經濟、文化侵略」來概括。

「海上絲綢之路」應該與絲綢有關，如果我們認為不清楚絲綢出口有多少的年代有「海上絲綢之路」(18世紀以前)；每年出口蠶絲幾千擔、絲綢價值幾百萬元的清代中期也存在「海上絲綢之路」，不過已經衰落了；但到了每年通過海路出口蠶絲十萬擔、絲綢產品價值數千萬元甚至更多、絲綢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很大影響時，海上絲綢之路卻消失了；這在邏輯上有點講不通。

誠然，晚清廣東大量絲綢輸往世界時，西方國家(後來還有日本)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侵略，使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步深化。僅就外貿而言，列強倚仗不平等條約，外貿成為向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的途徑。在明清以前的古代，運往外國的絕大部分是絲織品(其時多數外國不掌握絲織技術)；鴉片戰爭前則蠶絲、絲織品數量、貨值接近；到了晚清，「絲」的出口就遠多於「綢」了。運往歐美的絲綢，已完全成為一種外貿商品，不再是同其他國家、民族分享中華文明的象徵物。中華文化對其他國家、民族的影響和促進，與古代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

回頭再看看鴉片戰爭前的「海上絲綢之路」，明中葉以後，中國失去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導地位，中國在航海、科技、軍事、文化等很多方面越來越落後於歐洲。鴉片戰爭前百多年間中外經濟、文化往來，是在主要西方國家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並強迫「東方」從屬於「西方」的背景下進行的。西方國家的商人不尊重甚至蔑視中國法律的事件經常發生，英國的軍艦游弋中國沿海，甚至闖入內河開炮、傷人。19世紀初年英法戰爭期間，英國軍艦在中國海面搜查、扣押其他歐美國家的商船，英軍甚至登陸澳門。尤其是鴉片的大量輸入，更是這個時期的中西貿易乃至中西關係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無論按照何種統計數字，同期西方國家輸入中國鴉片的貨值都遠遠超過中國的絲綢出口的貨值。從世界大格局、大變遷的視角看，鴉片戰爭前後兩個時段的中外交往有延續關係，前一時期中外經濟、文化關係也並非都是和平、平等、互利、祥和的。如果以同樣的尺度重新檢視鴉片戰爭前後兩個時期，不能簡單地評價為一正一反，也不能認為可以割斷。

鴉片戰爭前，清廷對中外貿易、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都實行嚴格管理、限制的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只開放廣州一口通商。所以，廣東、廣州留下了比較多的中外經濟、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亮點，對此，今天廣東、廣州的學者自然應該好好研究、總結。但我們在改變昔日「全盤否定」的偏頗時，也要警惕把這個時期過於理想化的傾向。例如，目前某些著作，把鴉片戰爭前「海上絲綢之路」的代表人物十三行商人，寫成不計名利、愛國愛民的賢人，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放眼世界的改革開放先驅，可說是這種傾向的反映。有學者提出，對十三行應該深入研究，但不必將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都歸結於與十三行相關的思維視野內(參見陳澤泓：《潘仕成身份再辨———〈潘仕成是行商而非鹽商辨〉商榷》，《學術研究》2014年第2期)，筆者非常贊同這個意見。

「海上絲綢之路」本來只是一種象徵的說法，要確立一個謹嚴而被公認的概念不容易，划出時間、空間的確切界限同樣困難。筆者認為，部分學者把鴉片戰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終結點自有其理由，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研究設定範圍，只是沒有必要當成一個大家都必須遵守的界限而已；如果有學者把鴉片戰爭後的中外經濟、文化交往也納入「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研究，應該也是可以的。

四

「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最早是外國學者提出的，主要指古代中外以絲綢貿易為代表的經濟文化交往通道。但外國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並沒有堅持以鴉片戰爭作為時間界限。不強調這個界限，會更有利於這個問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中國學者也開始有人打破鴉片戰爭這個時間下限。例如，20 16年10月，「粵海關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在廣州沙面舉行，提交會議的論文不少是研究鴉片戰爭後的，而且，主辦會議的機構之一廣州海關以及會議的地點———沙面，也體現了鴉片戰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界限已被打破。當前，廣州市文化部門在確定、保護、開發「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與文化史跡」時，已把若干鴉片戰爭後的文物史跡如廣州長洲島的外國人公墓、聖心大教堂、虎門炮台、粵海關大樓、沙面建築群等列入。不拘泥於鴉片戰爭這個「時間界限」，把這些近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文物與史跡歸入「海上絲綢之路」範疇，無論從學術還是現實來看都是恰當和必要的。

所有列入「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與文化史跡」的近代文物，仔細推敲起來，大多數既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結晶，又與西方國家對華侵略有關。例如廣州聖心大教堂，是國內現存最宏偉的雙尖塔哥特式建築之一，是亞洲甚至世界都有名氣的天主教教堂。中國石匠蔡孝為建築聖心大教堂起了重要作用，更是近代中外文化、宗教、科技交流的一段佳話。相信不會有人反對把聖心大教堂列入「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與文化史跡」。然而，眾所周知，其時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是在西方政治、軍事侵略的背景下進行的。聖心大教堂所在地，原先是兩廣總督衙門舊址。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侵入廣州，焚毀了督署，後來法國強行要求清廷把此地劃給法國建造教堂。所以，今人在遊覽這個「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與文化史跡」時，也未必會忽略西方侵略中國的歷史。

對中國而言，清代可說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轉折時期，既有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令人矚目的篇章，也有外國侵略帶來的苦難和屈辱的記憶；對整個清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全面的研究，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可以對今天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更多的歷史經驗和借鑒。

邱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有《晚清民國初年廣東的士紳與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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