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論」致使國家官僚機構無法有效運轉，為此18世紀俄國對選官制進行了哪些改革？
原標題：「出身論」致使國家官僚機構無法有效運轉，為此18世紀俄國對選官制進行了哪些改革？
彼得一世時期頒布了《官秩表》，任職原則是根據任職情況授予官職，進入《官秩表》者都可成為貴族，根據教育程度的高低提拔官吏。彼得一世以後，《官秩表》的民主任職原則不斷弱化，君主的賞賜成為獲得貴族稱號最佳途徑，社會出身成為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依據。強制化、非商業化是俄國官僚體制的特徵。貴族官僚體制的建立標誌著18世紀俄國沙皇絕對君主制的確立和俄國農奴制的強化。
作者簡介：張宗華，史學博士，莫斯科大學訪問學者，蘇州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研究方向為俄國現代化進程。當前題目為編者所擬，作者原題：《18世紀俄國選官制度的特徵和影響》。
按照國內史學界通行的觀點，大多數學者認為彼得一世開啟的18世紀改革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歐化——國家軍事技術和貴族生活方式的歐化，而非國家制度的根本性變化，那麼如何看待18世紀俄國的政治改革，改革後俄國沙皇專制主義制度和農奴製為什麼得到強化？本文擬從俄國18世紀俄國選官制度的角度揭示這一複雜的社會現象，以求得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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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開明的官僚體制是確立國家合法統治的必備條件，也是決定國家轉向法制國家的先決條件。17世紀的俄國政體是等級君主制，與君主一同參政的有波雅爾杜馬、縉紳會議、以總主教為首的宗教會議及民眾。國家各政權主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建立在法律約定的基礎之上，而是取決於傳統習俗，取決於實際社會力量的對比。重大國策的合法性取決于波雅爾杜馬、宗教會議和縉紳會議及全體民眾對它的認可。此外，俄國君主制具有神權性質。17世紀等級君主制外部受貴族、代議機構及教會等制度的制約，內部又受傳統習俗、法規及東正教教義的約束。17世紀俄國的常設行政管理機構是衙門。衙門自產生起管理對象許可權、制度、隸屬關係不明確，衙吏濫用職權，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國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政府通過門第制（Местничество）和領地制（Поместье）選拔官員。15–16世紀，以「家族內部之間較量」為特徵的門第制逐漸滲透到國家政治制度中，成為莫斯科中央集權國家剷除地方割據勢力的手段，但貴族門第的高低並不完全以君主的意志為轉移，「國君賞賜土地和金錢是為服役，而不是為祖蔭」。門第制也深深紮根在俄國貴族的意識中。每一個上任的官員都要講述自己家族的前史，展示家族的榮譽標誌，表明自己目前對維護家族利益應負有的責任。人通過出身使職位增添光彩，家譜中的輩分必須同官府中的官職相一致，「如果官職與『名分』不符，則會被視為極大的侮辱」。兩個出身不同的人不能在同一個職位上任職；每個人不可能擁有整個家族的威望和榮譽，但他卻有責任維護這種榮譽，不能因小事而損害家族的崇高榮譽。門第制不僅體現在每個城市和軍團之間，而且體現在宮廷的典禮、外交談判的莊嚴儀式和沙皇官員之間相互關係中。在家譜中誰的輩分大，在職官錄中誰的官職則最高。「門第製成為公共紀律的調節器」。這是俄國封建等級制度的萌芽。這一體制制約了君主的任免權，並使大貴族、中小貴族及富商巨賈得以免受君主的專橫跋扈之苦，但「對宗族榮譽的狹隘感情使得大家對社會的利益、甚至等級的利益淡薄了」。最終造成了俄國貴族之間血腥內訌和社會的動蕩。
為了隨時迎擊來犯之敵，政府把貴族服役人員分散到人口稠密的內地和人口稀少的邊疆，「誰服役，誰就擁有土地；誰擁有土地，誰就得服役」。土地變成保障國家獲得充足軍事服役的一種經濟手段，領地制加強了貴族對俄國沙皇專制主義國家的經濟依賴。
17世紀下半期的政治實踐表明，以衙門為主體的管理體系既不能保障國家機制的有效運轉，也不能把混亂時期脫穎而出的社會賢達人士吸納到政府機構。在西歐各國，各個社會團體、各等級與君主實行了有效的相互合作。而處於萌芽狀態之中的俄國的社會團體（如射擊軍、哥薩克和老派教徒）卻維護傳統的風俗習慣、思想與生活方式，過分消極落伍，不適應西方新文化，最終不能發展成為一個制約王權、促進社會良性發展、類似於西方社會的中間階層。彼得一世前夕，俄國不存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也不存在特權等級，只有沙皇的官員。
門第制度把所有貴族結合成為一個具有依從關係的整體，領地制使貴族長期扮演著軍事服役者和土地所有者的雙重角色而處於無法解脫的矛盾中。門第制導致了貴族等級之間的互相敵對，貴族之間由於隔閡、多疑和分散造成了經常性的矛盾分離，沒有特權、分散而相互敵對，這便是18世紀改革前夕俄國貴族官員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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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改革事業的進程，彼得一世取消了分工不明，職能重複的衙門，建立了委員會體制。 1722年頒布的《官秩表》把文武官員分為14品（Ранг），三個平行的官職，共262個官職；第一次把文官和軍官區分開來；把俄國官員分為四類。統一、穩定的公職人員的官位等級製得以確立。
《官秩表》貫徹量才使用、論功取仕的原則：不依據門第的高低，而是根據任職情況授予官階，進入《官秩表》者都可成為貴族；根據貴族教育程度的高低提拔官吏。官職的取得要從最低的品級做起，儘管出身低賤，凡服軍役和行政、宮廷役的官員供職至8品者，連同他任此職時所生的法定子女一起獲得世襲貴族（Потомствен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稱號。凡服行政、宮廷役的官員供職14–9品者獲得終身貴族（Лич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稱號，貴族的稱號只限於本人而不能世代相傳。
《官秩表》確立了官職對門第的優勢，從整體上改變了貴族的地位，使世襲貴族佔據文官和軍官職務合法化，也使普通貴族有可能升遷到最高職位，俄國政治制度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在俄國沒有紳士，但有少校、大尉、法官和辦事員」。一些有名望的貴族家族因無功而破落、消失，俄國貴族經常由來自平民的社會精英來補充，終身貴族不僅獲得了「貴族證書」，而且還獲得連帶農民的領地。「名門貴族在俄國一無所有。即使再高貴的貴族，在俄國如果沒有品級則意味著什麼都沒有」 。北方戰爭末期俄國軍官中有大約14%來自非貴族等級，1861年終身貴族占帝國貴族總數的44%。 18世紀上半葉、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上半葉，從其他等級流入貴族的人數分別占貴族增加人數的30%、40%和50%。到19世紀中葉，通過服役獲得貴族身份的「官僚貴族」占貴族總數的59%，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則佔66%。18世紀20年代、18世紀中葉和1816年，非貴族出身的人分別占軍官總數的38%、14%和26%。《官秩表》通過賜予徽章和爵位使官員的貴族地位法律化。可見，彼得一世依據俄國歷史上的法律文獻，批判地吸收了歐洲君主國的經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選拔官員的制度。「俄國喜歡官階制度，因為《官秩表》深刻地體現了為斯拉夫民族所重視的一個原則——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俄國所珍視的思想，是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高級職務」。
《官秩表》為平民知識分子和以前的衙役子弟進入仕宦之路開闢了道路。然而非貴族沿軍銜階梯、尤其是沿著文官階梯升遷決非易事，只有經過長期服役，才能升為尉官。未在近衛軍當過兵的非貴族不能當軍官；非貴族出身的文官不得越過低級官銜直接擢升為12品以上文官；只有建立了特殊功勛的小官吏子弟，經參政院審核並賜予12品文官以上官職者，才可升為高級官職。
《官秩表》缺乏中世紀西方封建社會的重要特徵：世襲爵位的貴族和僧侶、等級會議。歐洲國家的官員，憑藉出身、財富或天賦獲得貴族地位。而在俄國「個人的地位不取決於出身、財富，甚至是天賦，而是取決於最高政權賜予他們的官階，沒有這個官階，誰也不能完全享有出身名門、巨額財富和出眾天賦所帶給他們的種種好處。」如果西方國家的法律條例首先滿足了宮廷的需要，那麼，通過《官秩表》，彼得一世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終並不是解放人，而是由國家重新控制它」。
宮廷政變時期是俄國貴族勢力膨脹的時期，彼得一世時期晉陞官職所依據的法律原則實際上被破壞了。葉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王大力提拔波羅的海貴族，大幅度削減中低級官職；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宮廷官員的編製和品級，通過秘密選舉方式按照長幼次序原則補充校官、尉官的空缺；恢復軍隊中的軍官選舉制度，避開參政院，軍隊中高級職位的賞賜由女王裁奪。安娜·利奧波里朵芙娜時期，獲得4品文官的11個官員就有2人跨越了2個品級，獲得5品文官的14個官員就有3人跨越了3個品級，30個參議員中有14位來自普通官員。 這樣，官員的晉陞迴避了《官秩表》的初衷，職務(Должности)開始制約著官銜，它成為確定一個人所有外部特徵的標誌，由此引發了官員的榮譽問題，官員在受到污辱時開始抱怨的不是具體的個人、等級，而是官銜。除服役為官外，官員可以利用君主的賞賜獲得貴族稱號。可見，政府以官職高低的門第制來取代血緣關係的門第制，門第制的秩序並未完全打破，依舊按照出身選拔官員。
18世紀60年代，沙皇政府進一步完善《官秩表》的任職原則。重新強調晉陞官職的基本原則——任職年限、功績和教育程度，尤其強調個人功績原則。但取消做官獲得貴族稱號的方式，社會出身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依據。1722年成立的貴族銓敘局統計現有的貴族人數，審查貴族證明書的真偽，管理貴族服裝和服役事務：每年一月對所有國家機關進行登記，獎勤罰懶；政府建立官員的履歷表，每半年對所有國家機關官員的服役狀況進行總結；責令參政院創辦雜誌，通報官員任職、退役或轉業的所有情況；繼續沿用莫斯科羅斯時期編纂的《貴族家譜》，把貴族分為六類；對1764年以來任職連續35年、不準備轉業的軍官發放退休金。政府的措施提高了國家機構的工作效率，保障了最有能力官員的快速提升。
《1762年自由詔書》頒布以後，貴族官吏，即有貴族頭銜及各類官銜的官吏都獲得了人身自由，得以從事自由選擇的工作，貴族為國家供職的責任和義務變成了特權。1775年的省級行政改革通過補充俄國官員，恢復地方原有機構的編製，尤其是擴大了省縣兩級文官的編製。《1785年貴族特權敕書》最終確立了貴族特權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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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俄國的選官制度與沙皇專制主義制度的發展相輔相成。18世紀的俄國選官制度具有以下特徵：一是戰爭對於俄國官僚體制的影響大於西歐，而且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強制方式。俄國位於亞歐大陸的腹地，寬闊的黑海沿岸走廊地帶沒有任何屏障的保護，其社會發展進程一再被中亞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所打斷。特殊的地緣環境迫使俄國人為保護自己尋找安全的疆界而不斷征戰、擴張，「這種不斷征戰成為常態的地緣政治條件加上惡劣的自然氣候條件，千百年來使東斯拉夫人把高度的自我節制提到首位，勇敢尚武精神成為俄國民族的特性」。俄羅斯帝國是一個準戰爭的國家組織，整個官僚組織與軍事目的緊密相關。為了追趕西歐發達國家，軍事化的國家結構走在作為依託的社會結構的前面。1630–1681年，俄國軍隊的規模翻了一番，達到20萬人。1724年，彼得一世時期俄國陸軍和海軍的開支佔了國家全部稅收的75%。18世紀末期俄國陸軍人數從33萬增到50萬，波羅的海的艦隊勢力也大大增強，俄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隊。
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的基本行政體系都用於擴大俄國的戰爭能力。伊凡四世迫使貴族官員承擔起莫斯科國家長期的軍事義務，明確規定了貴族按土地數量提供騎士的比例。除宗教機構外，只有為國家服役的人才能合法在俄國擁有土地。領地制使俄國不存在類似於西歐的「附庸的附庸或再分封的複雜鏈條」，彼得一世將這一制度變得更加強制化和普遍化。國家通過剝奪城市的自治權利和奴役農民，通過《官秩表》建立了一種比較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大部分文官的官階都比軍官低1–2品級，所有服軍役的1–14品官員都有繼承貴族稱號的權利，而服行政役的1–8品官員才享有此權利。18世紀的俄國仍是一個服役國家，沙皇是其絕對的統治者。
「所有臣民的活動和義務，無論是顯赫的貴族還是最卑賤的農民，都取決於國家實現自己利益和政策的要求。每一個臣民都有具體的職責來維護和光大國家的權力和權威 」。
彼得一世通過《一子繼承法》把這種服役原則推而廣之，所有貴族不得不成為沙皇的永久服役者，這樣，封建等級原則和官僚等級則有機地融為一體。18世紀貴族的服役不再僅僅面向一個處於複雜的人身依附鏈條——中世紀西歐封建等級制中的君主，而是面向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俄國的沙皇專制君主製得以確立。
二是俄國的選官制度沒有受到商品經濟的衝擊。18世紀波及俄國的價格革命產生的更多是負面效應，經濟結構的農業化、對外貿易中俄國扮演著農產品的供應者和工業品的需求者的角色。傳統的17世紀全俄統一市場說不符合歷史的實際，18世紀末期俄國存在著統一的商品市場，19世紀中期統一的商品市場才緩慢發展成為統一的資本主義市場，20世紀初，統一的資本主義市場接近形成。18世紀整個俄羅斯帝國境內出現了許多貿易區，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指的市場。在西歐，商品經濟的發展，出售官職的腐敗現象不僅反映出中世紀君權和契約的觀念，也反映出資本主義關係對官僚體制的滲透。而在17世紀俄國，等級會議已經銷聲匿跡，貴族負有為國家終身服役的法定義務，其服役制度失去了中世紀西歐的封建契約的互惠性原則。18世紀俄國官僚體制沒有受到商業成分的誘惑，出售官職的現象從未出現。「軍功地主不是封臣，自己無權向沙皇提出要求」，「自上而下的命令取代了自下而上的效忠」。無論沙皇專制政府採取何種形式，從未遭到侵犯；無論王權的要求多麼專制，貴族的私有財產和安全以王權作為國內護符。貴族一旦遇到外來入侵或農民成群逃亡的歷史性危機，就需要有一種工具，能夠重新使自己變成鐵板一塊。所以，「貴族害怕農民，並沒有準備挑起維持農奴制的全副擔子：他們要國家做擋箭牌。沒有這一擋箭牌，深受傳統和國家服役束縛的貴族（既貧困又文化落後）便無法生存。由於這樣，他們甘願接受臣僕的地位，無法享受團體自治」。貴族官員最關心的還是贏得君主的恩寵、論功領賞，到手眼前的利益。
儘管彼得一世和他的繼承者曾採取措施鼓勵貴族從事工商業，但由於貴族缺乏必要的資金和人力，加上從主觀上他們也不願經商辦廠；大多數貴族都在為國家服役，公務需要又一再延長服役年限，喪失勞動力成為軍官退役的唯一理由和法律憑藉。貴族經過長期鬥爭，迫使政府頒布《1762年自由詔書》，服役成為官員的自由特權。1762–1771年的貴族退役浪潮使俄國退役軍官達到5 413人，占軍官總數的47.8%，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的軍事力量。但退役後的貴族官員依然沒有生活保障，流離失所。大部分退役官員回到自己的莊園，從事農業經濟，加強對農奴的剝削，「貴族從穩定的地產中，而不是從國家機器里的暫時任職中獲得自己的主要財富和權力。貴族頭銜一直遊離於國家服役機制之外，主要體現的是榮譽而不是職務」。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貴族知識分子完全沉醉於文學藝術的創作，這樣，他們最終不可能對長期投資發生興趣。
沙皇專制主義的建立初期雖然遇到貴族的不理解和抵制，但由於貴族的社會權力沒有像在市場化的西歐那樣受到任何新興城市資產階級的妨礙，經濟不獨立、社會心理矛盾的貴族在短暫的困惑和反抗之後，最終屈服於專制政府的統治。因為「主持著新君主國的國王決不會僭越……自己所從屬的那個階級的再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界限。……因此，當資本在絕對主義金光熠熠的上層建築下面積累起來，並且對它們產生越來越大的重力作用時，歐洲近代早期的貴族地主在此時高居於他們的君主國里並且通過君主國維持著自己的歷史優勢」。政府可以用強制手段改變和調整貴族的人員結構，但貴族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始終不變，貴族很快融入沙皇專制主義。
馬克斯·韋伯認為，「官僚政體意味著知識治國，這也正是其合理的特殊性所在」。
與理想官員相比，18世紀的俄國貴族官員有五點區別：一是未接受過專門教育；二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三是官官相護在整個18世紀貴族官員間的工作關係中仍起著主導作用；四是不能始終堅持按原則辦事、不徇私情；五是執行公務時收受當事人的禮品。俄國專制主義制度的形成是18世紀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官僚體制的貴族化表明沙皇專制主義體制——絕對君主制的確立，
「絕對主義是建立在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平衡上的一種君主政權，是向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過渡的一種形式。絕對主義是一種歐洲特有的現象，從本質上看仍是基於貴族的政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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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是貴族與君主和解的時代，《1785年貴族特權敕書》確認了貴族在各省的行政特權，貴族在帝國的軍隊里重新揚眉吐氣。而服役制度使得國家成為中央集權統治——地主階級結構上的絕對代表，沙皇專制主義的軍隊、官僚機構、外交以及重商主義政策發展到了頂峰。但「這些表面的進步並不能改變啟蒙時代歐洲絕對主義的東歐樣板的性質和地位。因為這些君主政體的基礎結構，甚至在它們極其輝煌之時依然是古代和倒退的」。18世紀俄國選官制度對俄國社會的影響重大。
首先表現為18世紀貴族人數的增長。1700年俄國有2.2–2.3萬貴族，連同他們的家人一共是7萬人。1737年有5萬貴族，連同他們的家人一共是15萬人，增長了共兩倍。根據1782年的第4–5次人口調查，俄國有10.8萬貴族，佔全國居民總數的0.8%，1795年有36.2萬貴族，佔全國居民總數的2%。 根據18世紀的《名冊》和1754–1756年人口調查統計：1754–1756 年俄國共有5 379名文武官員，軍官2 051名，文官3 328名，1764年俄國官員達到16 504名。
18世紀50年代中期俄國所有行政和宮廷機構（軍事機構除外）的5 379名官員中，3 190名是平民，2 189名是貴族官員（其中1 160名是世襲貴族，1 029名官員是終身貴族），這樣，貴族在18世紀中期的國家機構官員中佔21.57%，其他等級成員佔78.43%。18世紀50年代俄國軍隊中共有3 737名軍官，貴族佔3 116名（佔總數83.38%），非貴族佔621名（佔總數16.62%）。貴族在行政機構中所佔比例小，而在軍隊中比例大。
但是，貴族人數的增長導致了貴族繼承製度的分散化，貴族變得越來越窮。平民、貧窮貴族、省級參議員的後代、陸軍和騎兵的尉官開始與古代留里克家族後代、富有貴族、王公和莫斯科沙皇的杜馬成員融為一體，他們在權利和財產方面沒有任何區別。但貴族原有的純正血統被農民、市民和教士的血統所沖淡，純粹貴族血統的人數在減少。據統計，18世紀末期，基輔羅斯時期留里克家族出身的貴族只有39個，格季明家族出身的貴族也只有39個，這些家族大部分很貧窮，他們家族的土地財產已經轉移到新的特權貴族手中。俄國如同歐洲大陸許多國家，貴族約佔居民的1%，致使「貴族不貴」。而英國貴族在1714年僅有213人，以社會精英為特徵的貴族體制保證了英國改革的循序漸進，國家政體的穩定。
其次是貴族佔有土地數量增多。俄國大多數官員來自社會不同等級，他們想方設法偽造自己的貴族身份，或者期待著更高一級的官職，為此大力購置地產以便儘快獲得貴族稱號。「王權國家政治權勢的增強，所伴隨的不是貴族地主土地所有權經濟安全的降低，而是普遍的私人產權相應的擴大」。按照Н·М·舍普科夫對俄國地主財產資格的劃分，俄國官員里小地主有1 484人，他們占官員總數的79.4%，擁有33 000個農奴；中地主有320人，他們占官員總數的16.5%，擁有75萬個農奴；大地主有88人，他們占官員總數的4.1%，擁有187萬個農奴。從整體上，17世紀俄國貴族的土地佔有量僅為9%，18世紀俄國貴族的土地佔有量達到29%，與17世紀相比貴族的土地上漲了5倍。
儘管貴族利用不同的手段，擴大對土地和農民的佔有，但官員的貴族化並沒有導致俄國新型地主的出現，貴族成為最大的高利貸盤剝者。18世紀沙皇分配的土地和農民大多都落在宮廷、寵臣、參政員的上層、軍官和近衛軍手中。但由於不斷的擴張，政府擁有的土地數量一直處於絕對優勢並保持上升趨勢。部分貴族化官員對專制君主的依賴與下層地主的接近，使他們拋棄國家官職，長期住在自己的領地上，由此延緩了貴族官員向城市市民的轉變。
「我們國家的大多數貴族只是服役而不想接受任何教育，他們的思想觀念致力於：不敢凌駕於王權之上；任何權力、任何法律、任何事物都不能在他們的內心引起最起碼的反抗」。
大部分貴族在服役中，在政府的擺布中尋求個人私利，很順從、耍滑頭，但不反抗，君主害怕的不是官員和貴族之間的對立，而是農民的反抗。如果西歐的某些封建主比自己的國王富有而抗衡王權，俄國的貴族卻都依附於沙皇。「俄國貴族服役不是為了錢，國家的賞賜足夠他們的開銷，他們嚮往的是在首都和近衛軍的軍事生涯」。在商品經濟發展極為有限的前提下，《一子繼承法》在俄國貴族中引發的不是積極的激勵效應，更多的是負面效應和寄生性。
再次是加深了貴族內部的等級差別。俄國貴族不像英國貴族那樣具有獨特的政治生命力，很早就喪失了政治自由，由此派生出地方分離主義和內部互相敵對的傾向。在等級榮譽上，血統貴族儘力在官僚貴族面前炫耀自己的門第，官僚貴族為加入血統貴族行列，絞盡腦汁偽造貴族身份證明材料。大貴族寧願窮困潦倒、遊手好閒，也不願意從事服役以外的其他職業。大貴族鄙視中小貴族的低賤血統，他們認為與中小貴族為伍損害了貴族的等級尊嚴，他們以退役、出國留學等方式迴避與中小貴族的接觸。在教育制度上，大貴族鄙視中小貴族和納稅等級，通過貴族學校和家庭教育方式把貴族子弟與平民子弟分開。在思想觀念上，部分保守貴族拒絕歐洲啟蒙運動的先進思想，而沉湎於東正教的聖物崇拜。在民族成分上，俄羅斯貴族崇尚波羅的海貴族，而歧視烏克蘭貴族等非俄羅斯民族。1767年召開的法典委員會上，貴族代表未對沙皇政府的專制統治提出質疑，也沒有提出俄國貴族等級的政治要求，而是在某個貴族身份的真偽問題上大做文章。「我們有等級界限，但沒有等級靈魂」。「俄國的貴族從來沒有發展成為能夠成功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央獨裁政權影響的獨立的階級，雖然他們也經常作這樣的努力」。
按照現代化理論，現代化是一個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徹底改變傳統社會的過程。政治權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參與的擴大是政治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參與的擴大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現代化是否完成的最後標誌。
官僚制是國家現代化的標誌，「正如自從中世紀以來，所謂邁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是經濟現代化的惟一尺度一樣，邁向官僚體制的官員制度的進步是國家現代化的同樣的明確無誤的尺度」。官僚制有傳統型的官僚制和現代型的官僚制之分。
「彼得國家的形象，包括無休止的強制措施和領土擴張，必須置於其壓抑落後的環境中來考察」。18世紀政府的政治改革，政府官員對沙皇政府的強烈依附，與其說表面上對外保障了俄羅斯帝國大國外交地位的確立，還不如說加劇了俄國沙皇絕對主義制度和農奴制度的強化；與其說表面上19世紀中期克里米亞戰爭的慘敗是俄國軍隊武器裝備的落後所致，還不如說是18世紀中後期貴族退役浪潮導致了俄國軍力大大削弱所致。改革結果最終只能是封建制度的自身調整，而非政治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貴族的官僚化完善了以大貴族為支柱的沙皇專制主義的傳統官僚體制。
18世紀俄國政治生活只不過以沙皇為中心、「一個非常鬆散的七拼八湊結構控制著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只有少數人由於財富，對宮廷或政府的影響力以及私人活動能夠發揮出色作用，但他們享受不到一個以法律、正規制度和自主性團體為基礎的政治體系所理應提供的保障 」。
與英國貴族相比較，英國貴族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和特權，但他們同時又要為自己的社團或整個社會承擔十分明確的義務。而俄國貴族保留了所有的權利和特權，但不承擔任何義務。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影響下，部分貴族對君主、國家概念的混淆不清，與傳統價值觀發生背離——絕對服從又懷疑否定。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貴族知識分子最終走上了嘲弄時政、離群索居的「理想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貴族既是18世紀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和受益者，又是18世紀改革的逃避者和受害者。這樣，俄國並沒有完成從傳統官僚體制向現代官僚體制的轉變，為19世紀選官制度的改革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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