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是在「立」什麼法？
【財新網】（專欄作家 田成有）不言而喻，法律是立法者制定的，是立法者們在制定著法律。但進一步追問，法律是「立」出來的嗎？「立法者」是如何進行立法的？就很有意味了。
這涉及到對法和法律的理解，法和法律是不同的概念。法是客觀存在的規律，如「道」，「自然法」，「宇宙規律」等等。在古希臘思想家看來，萬事萬物都有自己規則和秩序，不僅自然界存在著規則，而且社會之間、民族之間、個人之間都有它們的規則或秩序，這個規則或秩序就叫做「自然法」。
在已存在的自然法面前，人是渺小的，人認識規律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是神，不能主觀、任性、隨意地創造，他們最多只是對社會中已存在的規律的認識、發現和整理。所以，「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真正的法律應當與之相符合。如此，「立法者」不存在「立」的問題，不能稱他們為「立法者」,可以表述為法的「發現者」、「闡述者」。
自然法作為一種法上之法，語境是高的，意境是深的，它好比一朵盛開的美麗的法律花朵，或者說「一個美麗的絕代佳人」，是指引人類獲得「合法性」、「正當性」的一面旗幟，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構成了人類制定法的精神和價值。由此，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不能違背自然法。然而，自然法畢竟是虛構的、縹緲的，它存在一些含糊的、不易證明的難題。例如，人們怎樣知道自然法？自然法內容是什麼？當制定法與自然法衝突時，如何評價？如何服從？
按自然法的理念，如果真有一個所謂的「立法者」，這個「立法者」只能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上帝」，他們無須授權，無須什麼程序，面對自然法，人類根本用不上「立」，他們自然存在，早已存在。如果真要人去「立」，那麼，這些「立法者」應該像個自然科學家，他們「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表述法律」，他們只是在進行搜集和編纂的「勞動」。
進入19-20世紀以來，制定法、成文法泛濫。實證主義思潮興起，強調對事物要進行分析實證而不是抽象的理性建構，要把應當是什麼和實際是什麼分開，形而上學的理論對於經驗性科學的實踐是無意義的，注重分析法的概念、原理、技術，根據邏輯推理來尋求可行的法，將法律建立在可證明的基礎之上。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他們認為，法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法只能從實在的法律規定中引出，而不能以從抽象的正義觀念中引出，必須使抽象、虛構的法律原則轉變為具體的法律規範，必須使法律從虛無縹緲的神拉回到具體的人。
他們主張，法是出自文明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政治權威(君主、議會、政府等)的規則，法是制定、認可、協商達成的行為規範，只有國家制定的法才是標準的法,也只有國家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立法者」，法律必須由有權的立法機關按照立法程序才能制定，它在形式要件上必須表現為嚴謹的規範性法律文件、必須成文、具體、實在、管用。
所以，立法的出現，是人類法律文明發展史上最重要里程碑，它的出現是同火的發現和火藥的發明一樣，是人類最偉大、最重要的發明，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立法是國家主權存在的標誌，是人類理性進步的標誌，是國家授權「立法者」發明的能夠支配人類自身命運的一種威力無比的工具。
如此說來，人類的「立法」，是用規範的語言，系統地表達已經存在的規律，是一套對法的認識、解釋或揭示，其所「立」的不是法本身，而僅僅是提煉、加工後的法律知識，這套知識是在認識「自然法、客觀法」的基礎上歸納、提煉的關於法的概念、關於權利與義務的命題，是「立法人」對秩序和規則加以歸納整理、提煉總結、抽象概括的一種創造性活動，其創造性的成果就是精心設計出法律的概念、技術和體系，發現法律共通的一般原則、概念和特徵，貢獻出一套能為人類共同接受的規則，在這一過程中，充滿著「立法人」的智慧、爭吵、妥協、平衡和折衷。不僅肯定、具體、明確地規定其所要確立的規範，而且要用恰當的語言字斟句酌地表達其思想和內容。
由此，可以這麼理解，法律不是被「立」出來的，而是被「發現」的，法律僅僅是被「立法者」認識到的法律，是立法者概括、提升、歸納到了的規律，是立法者有意識、有目的反覆思考的成品。「立法者」所立的法，已經不是社會中法的全部內容或者客觀內容,而只是其中被認識到了的能成為共識的那一部分。
顯然，由「立法者」所立的法，只能接近「道」、接近「規律」，而永遠不可能等同或代替規律，由人進行的立法，無論如何智慧，其局限性總是明顯的、必然的。 其一,對法的表述、揭示會受到立法者認知背景的影響，因而會帶有主觀性；其二,所表達、揭示的法律是高度抽象的語言，語言無法涵蓋一切，抽象的語言與真實的社會總是存在距離、偏差；其三,因語言的局限、缺陷，對法律的表達，不可能做到完整、完美，頂多只能是被立法者認識到的哪一部分。
作者為雲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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