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爹為何如此難當？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中的父親
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它觸摸到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孩子，我是教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做個壞蛋呢？
影片講述了60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影片中的中學生小四，正直善良，對待壓迫的權威，充滿了反抗的精神。一天，小四在學校無辜被老師罰，他的父親向校領導據理力爭，卻讓兒子被記了大過。（作者案：楊德昌的電影中，老師總是一副猥瑣、無恥，小人得志的樣子。比如《一一》中提著褲子說「老師也是人啊」的老師）。
回家路上，父親對兒子說：「如果一個人能為他沒有犯過的錯去道歉、去討好的話，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讀那麼多書，就是要找出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頭來，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有什麼意思？」
這番話，說的振振有詞，可是做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
不料，對兒子的這番鼓勵，卻導致了小四與校領導更嚴重的衝突；後來，父親自己也因故被當局關押審查，被人整得七葷八素。在兒子將要被學校開除之際，父親終於明白這世道的厲害。對孩子的愛，讓他不得不放下尊嚴，為自己沒犯過的錯，去向校領導道歉哀求。
一遍遍的哀求並沒有換來老師們的同情。結果，學校開除小四的決定沒變，父親卻遭到了更多的羞辱。
在我國，最容易當的是爹；最難當的，還是爹。
與其他民族相比，國人似乎總有抑制不住的做爹衝動；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常常是C你媽！這是因為，人們潛意識裡還是想當個便宜老爸。
可是，在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看來，爹爹乃是我國最難做的工種之一。1927年王國維投水自盡後，陳寅恪在輓詞中寫道：「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這裡說的三綱，首先就是君臣、父子關係。在那個年代，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君權與父權，都被當作是吃人的禮教、奴役人的枷鎖。陳寅恪這番話，頗有頂風作案、與新文化叫板的意味。然而，他心中的三綱，並不是指臣下與兒子對君王與父親的無條件服從；而是說君父應該成為臣子行為的榜樣、道德的楷模。做不到的，是不配做君主和父親的。
這種觀念，用俗話說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下面的人不行，說到底還是上面的人自己亂來，怪不了別人。這種對君主和父親的高標準嚴要求，是漢代儒學傳統中的「三綱」理想，還沒被君主權力扭曲之前的原始含義。
另一方面，對於臣下與兒女，陳寅恪也有很高的要求 。他說：「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這就是說：就算君主是像亡國之君李煜一樣的菜鳥，作為臣下也應該竭盡全力，期待他成為劉秀一樣的明主。同樣道理，就算你的朋友是背後捅刀、落井下石的小人中的戰鬥機，你也應該像鮑叔牙這樣兩肋插刀、生死相許的好基友一樣善待他。
你可能會說，這不是犯賤嗎？猛一看似乎不合情理啊。但是，在陳寅恪眼中，只有脫離了世俗利害的考慮之後，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才能水落石出；對他人近乎固執的善意期待，彷彿耶穌別人打你左臉，給他右臉的悲憫；
這就像《悲慘世界》中的米里艾主教：明明是冉阿讓偷走了教堂的銀器，在贓物被追回後，卻和警察說銀器是自己送給冉阿讓的。這也就像是上古儒家傳說中的賢君舜，就算碰到了瞽叟一樣昏庸的爹，也要盡量用純孝去感動他。
這不是犯賤。這是在面對一個盜賊時，依然能從他的眼中看到聖潔靈魂的強大信念。這善意的感招，讓罪犯冉阿讓最終完成了自我的救贖，人格的升華。同樣，對於近乎宗教觀念的孝，讓舜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雨果的名著，和中國上古的傳說一樣，可以看做是陳寅恪文化觀的一個註腳。
父子關係，在我國文化中，是一種至為崇高莊嚴的理想。
可是，理想歸理想，古代中國的政治氣候和社會環境，常常十分惡劣。很多做父親的，在自己人生的取捨上，可以殺身成仁，赴湯蹈火。可一旦涉及說服下一代，便無所適從，陷入迷惘。
漢代的黨錮之禍，是士大夫和專制皇權的一次血淋淋對抗。當時，有不少堅信儒家理念的士大夫，希望憑著道德信仰，對抗圍繞在皇帝身邊的腐敗宦官集團。這些人，最終被皇權輕易擊敗。
比如清正廉潔的范滂，就被人誣陷入獄。在獄中，范滂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說：「我死了以後，請把我埋在首陽山旁，這樣，我上不負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齊。」 這裡說的伯夷、叔齊，是上古因為堅持自己的道德理想，餓死在首陽山的一對兄弟。
雖然自己的生死不是問題；可面對兒子，范滂卻陷入困惑。據說，在被逮捕處死之前，他給兒子的遺言是：「「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後漢書》中這段對白語氣頗為不暢，不少注釋者懷疑，後兩句原文應該是：「使汝為善，則我為惡。」 就是說：孩子，我如果教你做個壞人呢，那麼這種壞事我不應該干。可是，我如果教你做個好人吧，那就是我自己做壞事了！「
不是嗎？這樣善惡顛倒，黑白扭曲的年代，教孩子堅持理想做個好人，下場可能和老爹一樣，死於非命。這時教人行善，實在是件作孽的事情。為了孩子能好好生活，不如教他放棄善惡的信念，在社會上隨波逐流，當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可是，這樣做又和范滂自己的人生原則相悖。就這樣，臨死之前，范滂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道德的兩難。
孩子，我是教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做個壞蛋呢？范滂無法回答。
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個為人父母的難題，而是中國文化根本的困境之一。
先秦的中國曾經有一種樸素的善惡有報觀念。《左傳》中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老子》中也有類似的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善良的人們，總會得到老天的眷顧。冥冥之中，好人有好報。
可是，在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後，無處不在的專制權力，輕易地擊碎了這種原始的道德觀念。人們發現，善惡與天道之間，根本毫無聯繫。善惡與最終的結果之間，只有皇帝和朝廷的權力，在盡情肆虐。
皇帝總是自稱天子，意思是說，他的權力來自於他的老爹——老天。可是作為皇帝父親的「老天」，卻虛無縹緲得很，從來不管自己的孩子。所以自稱「天子」的皇帝，總像個缺乏父親管教的頑童，恣意妄為，橫行無忌。
於是，失去老天眷顧的世界，總是好人不長命，壞蛋最得意。面對孩子，這麼殘忍的事實，善良的人們如何說出口？很多父親，只能在迷惘中無所適從。
仗義直言，得罪了暴君漢武帝的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無辜遭受宮刑，生不如死。熟悉歷史的他，在《史記-伯夷叔齊列傳》中憤懣地感嘆：「有人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算是善人了吧，可是咋死得這麼快呢？孔子有弟子七十人，顏淵最為好學，可偏偏他死得最早。老天就是這麼對待好人的嗎？盜蹠這樣的大惡人，天天濫殺無辜，吃人心肝，無惡不作，帶領數千黨羽橫行天下，結果呢？人家長壽快活一輩子。這特么是怎麼回事？違法亂紀、壞事做絕的，一生享盡榮華富貴，子孫也跟著沾光。品行高潔、循規蹈矩的，動不動遭遇災禍，數不勝數。我實在搞不懂了，大家說的天道，到底是個什麼鬼？（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中國古代最好的歷史學家，在道德理想和殘酷現實之間，陷入深深的困惑。
司馬遷的難題，在數百年後依然無解。東晉的陶淵明，常常在朋友圈晒晒「採菊東籬下「的小確幸，可骨子裡還是一個無法向生活妥協的老憤青。
在一篇感慨人生的長文中，陶淵明幾乎照抄了司馬遷《史記》中這段對」天道「的質問，加上了更多歷史論據。和司馬遷一樣，陶淵明不得不承認，所謂善惡有報，實在沒有任何根據。根據社會的經驗，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好學與行義的代價，往往是生命的艱辛與不幸。所謂善有善報，不過是騙騙小孩的鬼話。（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古代中國人的世界中，一邊是社會現實的腐敗罪惡，一邊是儒學說教的有氣無力。原始儒學的信仰，可以讓一個人殺身成仁，卻不能說服一個困惑的父親。漢帝國滅亡後魏晉玄學的興起，佛教因果報應之說的盛行，實在並非偶然。地獄天堂的神話，多少彌補了漢代儒學中天道論的先天不足。
直到當代，范滂的難題，依然在華人世界的道德思索中，如幽靈般若隱若現。我們開頭談論的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正是因為探索了這一主題而顯得深刻。電影中的父親，面對是非對錯，可以義正言辭，可以自我犧牲。他告訴兒子：人不可以為了沒有犯過的錯而去討好而去道歉。
可當他的兒子小四真的要被學校無辜開除的時候，是這位父親，低下了頭顱，去向老師為了自己沒犯過的錯，去討好，去道歉。這樣違反自己的人生原則，這樣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只是像漢代的范滂一樣——為了兒子。
如前所述，然而，這並沒有改變學校開除小四的決定。
長街漫漫，從學校落魄而出的這一對父子，相伴而行，形影相弔，終於離開始的地方越來越遠。此時，影片中一片寂靜無聲，靜得讓人聽見兩千年前那同一個疑問：「孩子！我是教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做個壞蛋呢？「
這聲音，來自范滂，來自司馬遷，來自陶淵明。來自一切為中國文化中這一難解的悖論而認真思考的人們。
從《後漢書》到《牯嶺街》，似乎依然是那個好人受難、惡人得意的時代；道德理想依然被權力綁架蹂躪；面對孩子，我們依然無語相對。
這中國的爹，何時才不那麼難當呢？
TAG:八八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