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的人越來越多，有趣的人漸行漸遠

這些年來，大家生活越來越富裕，物質生活豐富得讓我們無從選擇，甚至讓我們開始有些厭倦。人們現在痛苦的不是短缺，而是多得無所適從。穿暖了，吃飽了，總感覺生活少了點什麼。終於發現，原來中國有錢人是越來越多了，但有趣的人卻在一天天減少。物質一天天豐富，精神卻越來越貧乏，這種思想的蒼白、精神的空洞、生活的無聊、工作與學習的壓抑、信仰的缺失讓我們懈怠、疲憊、無聊、空虛！最近電影《無問東西》的熱映，以及愈演愈熱的民國熱，我們不禁嚮往起那個物質生活極度匱乏，但精神生活卻異常充實的年代。人人都在反思，我們到底丟失了什麼？那麼看看那個時代的人吧，或許會找到一些失落已久，本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童心與童真

金岳霖（哲學家）

金岳霖說：「我平時好大，卻不喜功。」他喜歡擺幾個大蘋果在桌上，不是為了吃，而是為了觀賞。抗戰時期在昆明，他很喜歡當地產的大橙子和鐵皮大石榴，選幾個大的擺在家中觀賞。新中國成立後，金岳霖客廳靠牆的長案上，仍然放著一長列水果，季節不同顏色也各異：殷紅髮亮的大蘋果，淺綠、白裡透紅的大水蜜桃，黃澄澄的大鴨梨…

李文宜回憶，金岳霖對蘋果的熱愛一時傳為美談，據說，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買幾個蘋果，以供觀賞。他的視力較差，出門時還常戴墨鏡和半月形的遮陽帽，大家怕他坐平板三輪車途中出意外，勸他讓別人代勞，但他卻堅持親自去買。

金岳霖去王府井買蘋果，指明要特大的，還要記下分量，售貨小姐知道他的愛好，總是幫他精心挑選。「文革」後，有人知道他的喜好，特地送給他漂亮的美國蘋果（蛇果）。

金岳霖的侄外孫女閔珊華回憶：「走進外公的房間，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們被當成工藝品，陳列在房間里最顯眼的地方。蘋果、桃、橘子、梨都排著整齊的圓圈，層層向上收縮，而穩坐在中間最高點上的，自然是『梨狀元』了。這些水果姿態之奇，體型之大，真讓人大開眼界。…這些大號水果，他自己捨不得吃，也捨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學生外，很難有人得到他的『恩賜』。記得我小時候向他要大梨，他總是摸摸這個，拿拿那個，又看看我，要好幾分鐘時間，才能把一個『探花』、『榜眼』之類的梨賞給我，至於『狀元』，那可休想得到。…他之所以酷愛大梨，可能跟他的經歷有關，他常回憶起在紅海邊上吃過的大梨；也可能和他的審美觀有關係，他以大為美，曾多次對我母親說：『你女兒很漂亮，好大的個子！』」

金岳霖最忌諱送禮，如果有人送了禮物，無論是誰，他都會聲色俱厲地將他趕出門，不留一點情面。但有三樣東西例外：年曆、湖南菜和大梨。他最喜歡吃侄女金瑩做的菜，每次金瑩讓女兒閔珊華送菜過去，他都高興地對廚師老汪說：「老汪，瑩妹子又送豆豉蒸肉來了，你給我收好，我要慢慢地吃！」

金岳霖喜好養雞，其原因據說是林徽因曾送給他幾隻小雞。沈性元回憶說，金岳霖曾養過一大群雞，他常站在院中盯著活蹦亂跳的雞群，久久不願離去，有時則發出朗朗的笑聲，或是彎腰不停地餵雞。

現如今，我們最缺少的就是童心，童趣，什麼東西都奔著實用而去，功利時代呀，人人都功利主義者。

風骨與人格

劉文典（國學家）

蔣介石上台後不久，到安徽巡視。在到安慶之前，他已經去了合肥、貴池等地，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蔣到安慶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學視察，並發表演講，但被校長劉文典斷然拒絕，並稱：「大學不是衙門！」但蔣介石還是按計划到安大視察，可當他進入校園後，到處冷冷清清，沒有預料中的「歡迎如儀」的隆重場面，甚至連學生都沒碰到幾個。劉文典更是連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幾個人來接待。蔣介石心中極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強撐著視察完安大。

據說，蔣介石到安大視察前，省政府通知劉文典安排學生夾道歡迎「北伐名將」蔣主席。劉文典當時正在打麻將，看完通知後直接扔進痰盂里，繼續他的牌局，並說：「我手中『將』這麼多，還稀罕他那個『將』？」

1928年，安徽大學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問話劉文典「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蔣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報》登載《蔣主席嚴斥安大生搗亂女中》一文，文中這樣描述劉、蔣衝突：

等大家都坐定後，蔣介石先問程勉：「女中被毀，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學校安寧，學生得以安心上學，其他的就不計較了。」

蔣介石轉而問劉文典：「你打算如何處理肇事的學生？」劉文典並不理會，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內容複雜，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調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嚴懲肇事學生。」

看到劉文典這副態度，蔣介石氣得「騰」地站起身，拍著桌子，勃然發怒：「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夜毀女校，破壞北伐秩序，是你這新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

劉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來，與之直面相對，語調依然是不緊不慢、從容不迫：「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學生雖說風華正茂，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說我是新學閥的話，那你就一定是新軍閥！」

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石慧廬記錄：

蔣介石盛怒之下，大罵安大學生代表們，罵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來又開罵，訓了學生一頓之後，轉過來便責備兩校的校長。女師校長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輩程筱蘇的兒子，他坐在那裡恭聽責備，一言不發。蔣又轉向安大校長劉叔雅大加責難，說他對學生管教無方。叔雅和蔣對話間發生衝突，在座的都為之色變。蔣指著劉怒斥：「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土豪劣紳！」劉也大聲反罵：「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新軍閥！」蔣立時火氣衝天，大聲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槍斃你！」此時劉站起來一跺腳：「你就不敢！憑什麼！」蔣大吼：「來人，把他扣押起來！」立即衝進來兩個衛兵，把劉拖下。

劉文典被羈押後，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高呼「保障人權」，要求釋放劉文典。聽說劉文典被蔣關押後，劉夫人張秋華趕到安慶，痛斥政府昏聵：「叔雅要到安徽來，我反對，不要他來。安徽的教育不是學者辦的，是政客辦的，所以現在吃虧了。」一個月後，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多方營救下，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釋放了劉文典，但要求他「即日離皖」。

1928年12月5日，劉文典被釋放。據說，當來人打開關押劉文典的後樂軒的樓門，懇請劉文典下樓時，劉死活不肯出來：「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來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勸，劉文典這才罷休。

現如今，只要有名有利，一切節操都可以不要。什麼風骨，什麼人格，那是迂腐酸臭的代名詞，現如今，這樣的名詞還有人提起嗎？

純厚與真誠

趙元任

趙元任「天性純厚，道德風采，有修養，對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長短，語言風趣」，是謙謙君子。楊步偉「天性豪爽而果斷，思想靈敏，心直口快，無話不說」，二人性格迥異，卻攜手走過六十年。

趙元任和楊步偉婚後坐輪船赴美，百無聊賴的時候，兩個人便下圍棋解悶。他沒有帶圍棋，便向船上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兩種，當成棋子用。

楊步偉在美國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說不好英文，但趙元任從不以此為恥，他常在學術演講時拿楊步偉的話來舉例。1986年，趙元任在其著作《中國話的文法》前寫道：「致獻給我太太，因為她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但趙元任對自己卻要求極為嚴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錯的。他曾試著改正楊步偉的文法錯誤，有時楊煩了，便大發脾氣，趙元任只得作罷。所以趙元任批評楊步偉不但外國話沒有說全的，連中國各種方言也無一處說完全的，楊步偉總回他，不要緊，我又不是方言家。楊步偉覺得她說的話才是代表全國的國語。

20年代旅歐的留學生們掀起一股離婚熱潮，羅家倫曾開玩笑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母親在街上走。」趙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磚」之樂。

1946年，趙元任夫婦銀婚紀念日（25周年）時，二人的證婚人胡適因故不能親臨祝賀，特寄來一首賀詩《賀銀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新娘欠我香香禮，記得還時要利錢。」

1961年，在趙元任、楊步偉結婚40周年紀念會上，有人將趙元任做學問的求實精神比之《西遊記》的唐僧玄奘，說玄奘之所以能成功，應歸功於觀世音菩薩的保護，楊步偉就是趙元任的觀世音菩薩。

1971年，趙元任夫婦的金婚紀念日（50周年）上，二人又各寫《金婚詩》一首，押當年胡適《賀銀婚》的韻。楊步偉寫道：「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因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和曰：「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趙元任在詩後署名「妧妊」，表示自己來世要成為女性。

1973年6月，趙元任夫婦終於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故土，周總理、郭沫若、竺可楨等人接見了他們。在和周恩來交談的3小時里，楊步偉是主要的談話人之一。事後，趙元任對周總理詼諧地說：「她既是我的內務部長，又是我的外交部長。」

趙元任懼內，楊步偉說：「夫婦倆爭辯起來，要是兩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時候，那總是我贏！」趙元任有自知之明，從來不跟老婆爭高低，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楊步偉曾在自傳《雜記趙家》中談到一個重要問題，即平時在家裡，楊步偉跟趙元任誰說了算？楊步偉說：「我在小家庭里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但是後面幽默地補充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楊步偉的《雜記趙家》用英文出版，請丈夫翻譯並寫個前言。趙元任前言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家的『結論』既然總歸我老婆，那麼『序言』就歸我了。」楊步偉說她先寫自傳，把好玩兒的事都寫了，趙元任就說：「那我就寫那些不好玩的吧。」和他們一起生活多年的楊步偉的侄兒說：「有時他倆多少也有一點爭論，因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順從不爭了。」

晚年，楊步偉肩膀疼，趙元任便每天給她梳頭髮。他們出去散步，趙元任常開玩笑說：「有什麼鍋借什麼鍋。」意思是有什麼街過什麼街。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愴地寫道：「韻卿去世，現在暫居小女如蘭劍橋處，一時精神很亂，不敢即時回柏克萊，也不能說回『家』了。」次年，趙元任即追楊步偉而去。

君不見，離婚率年年攀高，視感情為遊戲，視婚姻為交易，誰還在乎天長地久，誰還奢望地久天長，琴瑟相合，比翼林飛成了古典的傳說。

仁愛與善心

馬寅初（經濟學家）

兒時，馬寅初非常愛吃家鄉的油條。他留學歸國時，炸油條的朱師傅仍在賣油條，但因為資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麵粉的錢，馬很是同情朱，便為其向店家預付了一年的油錢和麵粉錢，並囑咐店家說，每次朱師傅來時，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麵粉，也不準換現錢。因為他知道朱愛喝酒，怕朱拿去換酒喝。

抗戰前，馬寅初在杭州九溪結識了一個小菜館的老漢，每次下山必到小菜館飲龍井茶，與老漢閑談。他還給小菜館題款，掛在店前做市招。1950年，他任浙大校長時，老漢已去世，但他每次路過仍去喝茶，老漢的女婿照例為他備上龍井。

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時，馬寅初能叫出全院學生的名字，並常查看他們的伙食，向學校當局提出增加「戰區學生貸學金」，改善學生伙食。有位學生先後兩次病重，馬寅初組織學生趕緊將該學生送到醫院，並寫介紹信請醫院加以救治，學生順利痊癒。一次，訓導長王克仁為了一件小事便決定開除兩名學生，馬寅初堅決反對，最後王不得不主動辭職，離開重大。

1942年，上饒集中營向福建轉移，被軟禁中的馬寅初則被轉移到桂林。途中，馬寅初看到許多逃亡大後方的青年學生衣衫襤褸、身無分文，境況十分狼狽。馬不忍見他們身處絕境，便堅持騰出運載行李的卡車，帶著這批學生一路同行。之後，這些學生和馬寅初成了忘年交，常到歌樂山看望馬寅初。

一次，杭州解放軍慰勞總會的交際處處長馬文車到馬寅初處彙報工作時，滔滔不絕地品評當時的一些統戰人物，詞鋒銳利，言語之間不免嘲傷他人。馬寅初一直微笑不語，最後只是語重心長地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1953年，馬寅初到杭州莫干山休養。一天，他的派克鋼筆不見了，他輕輕說了一聲，結果被工作人員聽見，反映到療養院保衛科。保衛科立即找到打掃房間的服務員談話。馬寅初知道後，極不高興：「我只說鋼筆不見了。不見，不等於說被人偷了。保衛科怎能這樣胡亂懷疑這位服務員哩。」他立即讓保衛科停止這種做法。之後，他在某件衣服的口袋中找到了鋼筆，心中更加不安，一再對服務員道歉說：「都是我的錯。」服務員感動得熱淚盈眶。

馬思澤和弟弟們在院子里玩，突然看見一窩螞蟻正在搬家，幾個小孩子頓時興奮起來，手捻腳踩，開始「剿滅」螞蟻。馬寅初正好走出來散步，看見後，用手杖戳地，憤怒地對幾個孫子說：「這也是生命啊！」

馬寅初的外孫女馬思奇回憶：「當他（馬寅初）看到我們逗弄小昆蟲、小動物時，他會一邊急切地用拐杖敲著地一邊阻止我們不要弄傷它們，讓這些小傢伙們能夠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漫步；他還時常提醒我們，按時去給從外面溜進院子里的小貓喂點食物，以免餓壞了那些無家可歸的生靈。…他極為喜愛院中綠綠的樹木和花草，囑咐我們在玩耍時不要碰傷樹上的嫩枝和地上的小草…」

假仁假愛，別有有心的逢場作秀絕對多過默默奉獻的真心實意！小悅悅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敢扶、假唱、詐捐，冷漠、自私，我們日漸冰冷的心！

博大與寬容

吳宓（西洋文學家、國學家）

1929年，錢鍾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的得意門生。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有一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吳宓對錢鍾書很是器重，常常在上完課後，「謙恭」地問：「Mr. Qian的意見怎麼樣？」錢鍾書總是先揚後抑，表現的不屑一顧。吳宓並不氣惱，只是頷首唯唯。

錢鍾書即將從清華外文系畢業前，馮友蘭親自告訴他，將破格錄取他留校繼續攻讀西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錢鍾書卻一口回絕，並狂妄地說：「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有說這段話是在西南聯大時所說，但據錢鍾書夫人楊絳說，錢鍾書不曾說過此話，吳宓日記中亦無記載，成為文壇一疑案。）不久，有人將錢鍾書的話告訴了吳宓。吳宓一笑了之：「Mr. Qian的狂，並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只是文人骨子裡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吳宓曾對學生說：「自古人才難得，出類拔萃、卓爾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年輕一代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

1937年，當時尚在歐留學的錢鍾書為溫源寧寫了一篇名為《吳宓先生及其詩》的書評，發表在國內某知名大報上，文中以錢氏獨有的刻薄肆意地調侃吳宓和毛彥文，使吳宓的「羅曼蒂克愛情」，成為一時笑柄。隨後，錢鍾書將這篇書評寄給吳宓，並附信一封。吳宓看了書評後大為惱怒，在日記中寫道：「該文內容，對宓備致譏詆，極尖酸刻薄之至。」吳宓對於錢鍾書這樣形容自己心愛的女子，傷心不已。

吳宓最終還是寬宥了學生的冒犯。據楊絳說，1938年錢鍾書到昆明時，特意去西南聯大拜訪恩師吳宓。吳宓喜上眉梢，毫無芥蒂，拉著得意門生談解學問、下棋聊天、遊山玩水。錢鍾書深感自己的年少輕狂，紅著臉，就那篇文章之事向老師賠罪。吳先生茫然，隨即大笑著說：「我早已忘了。」從吳宓日記來看，吳宓後來確實寬宥了自己的學生，照舊與錢鍾書一起散步，訪友，宴會。

醫患緊張、師生不信任、蠅營狗苟，人們之間好像很少能一笑泯恩仇，多的是人人一股戾氣，動不動刀槍相見，原來都是一些雞毛蒜皮之事，我們到底怎麼了？

信仰與敬畏

林語堂（文學家）

兒時，林語堂祈禱時，常常想像上帝必在他的頭頂幾寸之遙，靠近他的頭髮。這種想像令他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感覺。

在廈門讀小學時，林語堂曾測試上帝是否存在。他每周有一個銅圓的零花錢，買一個芝麻餅後還剩下四文，只夠買四個糖果。某次，他祈求上帝能讓他拾到一個銀角子，夠他去飯館吃碗素麵。他再三閉目禱告，希望出現奇蹟，但結果令他失望。

在廈門鼓浪嶼讀書時，林語堂發現外國人分為三類，一類是傳教士，身穿清潔無瑕的白衣；一類是水手，他們喝醉酒後在街上狂歌、亂叫；還有一類是商人，坐著四人轎子，對中國孩子隨意拳打腳踢。林看到這些友善的傳教士和窮凶極惡的水手、商人都是乘坐停泊在廈門港口的外國戰艦一起來到中國的，多少有些失望。一次，他偷偷到外國俱樂部，看見舞會上的「外國男女，半裸其體，互相偎抱，狎褻無恥，行若生番」，林覺得驚駭又醜惡。

入聖約翰大學後，林語堂最先讀的是神學班，最讓林接受不了的基督教理論一是耶穌為處女所生；二是耶穌肉體升天之論。他向教授們提出疑問，教授也說這兩條有問題，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林十分憤怒，他覺得，既然自己的神學家都不相信，那為什麼一定要中國的教徒先接受這兩條才能受洗，這是偽善。一年後，林語堂離開了神學班。

林語堂回憶：「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做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歷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記》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嚇得驚惶失措。」

但此時林語堂還是無法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他說：「我總不能設想一個無神的世界。我只是覺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至徹底崩潰，而特別是人的生命。」在清華任教時，他還主動承擔了一個星期日聖經班的課程，向學生們宣講基督教知識。

一次，林語堂問清華同事劉大鈞：「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劉答：「為什麼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哪，只因為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林猛然醒悟，「同基督教之最後一線關係剪斷了」。

在哈佛留學時，林語堂對夫人說，基督教最使他不滿的是，它注重罪惡，要耶穌替人贖罪，才可以進入天堂。他又說，何必要天天禱告，有什麼事都去麻煩上帝，一天叫他多少遍，像個三歲的孩子叫媽媽一樣，上帝聽了會不會厭煩？廖翠鳳聽了這話不敢出聲，只覺得丈夫在胡說八道，希望千萬別被別人聽見了。

20世紀50年代，林語堂重新皈依基督教。一次，在美國的林語堂陪廖翠鳳去做禮拜，林覺得牧師的講道很有啟發性，於是每個星期天都去聽講，覺得心安神樂，就自然地皈依了基督教。

林語堂曾解釋他重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三十多年來，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義，相信人有了理性指引就什麼都不假外求，只要進步，世界就會自動變得更好。可是在觀察20世紀物質主義的進展，和不信上帝的國家裡所發生的種種事態之後，我深信人文主義不夠，深信人類如果要繼續生存，需要接觸自身以外，比人類偉大的力量。」

不怕神靈、也沒有鬼神，不僅無敬畏之心，更談不上什麼信仰。無敬無畏、無法無天，沒有道德底線，宗法倫理，這才是這個社會最可怕的東西。

沉潛與安靜

馬一浮（國學家）

1905年年底，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廣化寺。他每天到文瀾閣讀書，如是三年，足不出戶，潛心國學，盡閱《四庫全書》。

馬一浮的從侄馬鏡泉說：「文瀾閣的書有三萬六千多冊，據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萬多冊肯定是有的。他當時單身一人，讀書人也要吃飯的，但有時興緻上來的時候不能夠離開了，他採取啥辦法呢？文火燉豆腐。舊社會的爐子外頭包紫銅，裡面放個油燈，放東西在上面燒，到一定辰光，上面的東西就熟了。他就用這種爐子燉豆腐，既研究了學問，又解決了吃飯問題。」

青年時期，馬一浮與馬君武、馬敘倫交遊，三人風華正茂，「各自負以天下為任」。不久，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從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潛心研究中國文化，直到抗戰爆發後被迫南遷。

馬一浮在杭州隱居熟讀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陳百齊曾邀請他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亦邀請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謝絕。他一心讀書，基本不發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獨立周報》向他約稿，也被他拒絕。除友人偶爾過訪外，他亦少移教他人，僅會過訪少數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時，馬一浮見當地華僑以儒學為國教，不廢經學，不禁感慨萬千，作《新加坡道南學堂記》。回國後，他愈發埋首國學，並開始涉及佛教。

豐子愷將馬一浮稱為「今世的顏子（淵）」。1933年，豐子愷去拜訪馬一浮，「先生照舊孑然一身地隱居在那陋巷的老屋裡，兩眼照舊描著堅緻有力的線而炯炯發光，談笑聲照舊愉快」。

抗戰勝利後，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隱居林下，僅主持智林圖書館，繼續選刻古書。

新中國成立後，馬一浮擔任過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但當地政府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不以俗務打攪，讓他在杭州家中專心著書立說，頤養天年。

1957年，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訪華時，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到杭州蔣庄拜訪馬一浮。周向伏羅希洛夫介紹說：「馬一浮先生是我國著名學者，是我國唯一的理學家。」伏氏問馬一浮：「您在研究什麼？」馬答道：「讀書。」伏氏又問：「現在做什麼？」答：「讀書。」伏氏想請他出去走走，他僅答以：「恕不奉陪。」

馬鏡泉回憶，晚年，馬一浮除了會友，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讀書。他常說：「讀書要心定。」這也正是他自己讀書的寫照。馬一浮每天必作詩，有時一天作兩首，枕頭邊常年放著手電筒，晚上一旦詩興大發，他便馬上打開手電筒，靠在床頭記錄下來。

追求一夜暴富、一夜成名、一勞永逸的多，甘願踏踏實實、精益求精、一步一個腳印的少，追星、直播、選秀、上電視、作節目，天天吵吵鬧鬧，不知惹了多少是是非非，我們這個時代太浮躁、太著急！難怪總理都說，我們走得太快了，請等一等落下的靈魂。

照片上的孩子是一代宗師陳岱孫先生14歲時的照片，坐姿端正、體態嫻雅、內心安靜、目光淡定，氣定而神閑。容身的只是一把舊藤椅，但那種君臨天下的驚人氣質，足夠令我們嘆為觀止，甚至目瞪口呆！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找不到這種氣質。我們的物質是民國缺少的，但充盈民國的，恰恰是我們丟失已久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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