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就要 自在隨意
當地時間1月23日，以「反詩歌」聞名的智利詩人尼卡諾爾·帕拉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逝世，享年103歲。他被認為是繼米斯特拉爾和聶魯達後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在整個拉美世界乃至歐美都享譽盛名。而在中國廣受讚譽的智利小說家、詩人羅貝托·波拉尼奧更是視其為偶像。
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在第一時間表達哀悼：「智利失去了文學史上最偉大作家中的一個，而西方文化則失去了一個獨特的聲音。」
「反詩歌」與「詩歌搖滾明星」
帕拉一直以來都以「反詩歌」聞名，甚至在他位於聖地亞哥的房門上，都被不明身份的人寫上了「反詩」（ANTIPOESIA）字樣的塗鴉。那麼究竟什麼是「反詩歌」呢？簡單來說，即主張內容上反映政治、文化和宗教現實，創作手法上力求簡潔，反對隱喻象徵，語言上則更趨口語化，散文化。
這樣的觀念與帕拉的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尼卡諾爾·帕拉的家庭來自典型的外省中產人家。父親是小學教師，喜歡吹拉彈唱，舞文弄墨。母親也有音樂天賦，諳熟民歌。在耳濡目染之下，帕拉和弟妹們從小就接觸到智利鄉村民間文化，它們是滋養帕拉作品的沃土，也促使詩人在日後的創作中不斷探尋和開拓日常口語的表現力與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帕拉的妹妹奧萊塔·帕拉後來成為了歌手，她的《Gracias a la vida》（《感謝生活》）被視作史上最傑出的西語歌曲之一。
詩人的身份之外，帕拉還是受人尊敬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還曾先後去英國和美國進修高級機械工程與宇宙學，回國後，擔任過智利大學的理科教授。正是這樣純正的理科學術背景，使得帕拉的詩歌主張口語入詩，反對過度抒情與矯揉造作，但遣詞造句考究精準，宛如一唱三嘆的樸實民歌。正如帕拉自己所言：「我的詩作不僅僅是詩，還是戲劇獨白，因為在我的詩歌中有活生生的人物。它們不掉書袋，講的是發生在像您或我似的『某人』身上的『某事』。」
帕拉的「反詩歌」給予傳統詩壇極大的衝擊。再加之詩人本身性格特立獨行，叛逆不羈，因此《聖地亞哥時報》甚至稱他為「智利詩歌搖滾明星」。
聶魯達
帕拉和同為智利偉大詩人的聶魯達是好友，儘管二人的詩歌主張大相徑庭。在北島的隨筆《帕拉與聶魯達》中曾介紹，帕拉的代表作《詩與反詩》首次朗讀就是在聶魯達聖地亞哥的住所，還有不少詩作是在聶魯達的黑島別墅寫成的。二人年齡相差十歲，如果說聶魯達是抒情詩時代的高峰，那麼帕拉則是這一時代的終結。
在《新英格蘭評論》一篇訪談中，問及怎麼看聶魯達，帕拉坦然回答：「毫無疑問，聶魯達是偉大的詩人，他的詩或許達到詩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則是個19世紀的人。」
由於智利社會狀況的動蕩，以及世界上各種新思潮的湧現。帕拉的「反詩」無疑代表了更豐富的可能性，以及重塑詩歌狀態的願景。他的先鋒與前衛也影響了後世許多詩人和作家，《2666》的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就是其中一位。
波拉尼奧
以小說廣為人知的波拉尼奧，一直視自己為詩人，並且認為只有詩歌才是偉大的藝術形式，小說與詩歌比起來是充滿缺陷的。他鄙視主流，反對官方話語，曾帶頭擾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主流文化的詩人帕斯的朗誦會，席間以怪叫哄場，甚至向帕大師身上甩葡萄酒。
而這樣一位放蕩不羈的作家，最佩服的詩人正是帕拉。在波拉尼奧生前，曾有友人問他去智利前應該讀哪些智利作家，他回答：帕拉。還有呢？帕拉。還有呢？帕拉。
終生反對權威的帕拉成為了波拉尼奧的精神偶像，支撐著後者踐行自己偉大的文學實驗。兩個人也可稱得上忘年交。波拉尼奧去世後，帕拉悲痛地寫道：「智利無可挽回的損失/我無可挽回的損失/所有人無可挽回的損失。」
「北京飯店」
在北島的隨筆中，記述了這樣一件趣事：詩人們去帕拉家做客，北島與帕拉握手時，他突然用中文說「北京飯店」。那是因為當年外國人別無選擇，只能住北京飯店。
1958年，帕拉曾作為智利文學工作者代表應邀來中國參加慶祝世界和平運動十周年活動。北島繼續寫道：「我和他合影時，他又蹦出幾個中文詞『茅台』『乾杯』「周恩來」。這幾個中文詞，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場景：那準是70年代初，所有活動都是官方安排的，範圍僅限於北京飯店和人民大會堂宴會廳之間。轉念一想，這其實就是他的詩學：把單蹦的詞並置在一起，不需要什麼連綴。」
不過，目前國內尚未翻譯刊印帕拉單行本詩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也是由於不了解這位詩人，因此中國的出版物中曾鬧出帕拉「在1973年智利政變中死在集中營」的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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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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