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廉恥比禮義更重要？
我們是不是處在空前的俗世化時代？
這個問題讓很多人憂心忡忡。俗世化最顯著的表現是物慾橫流，恥感淡薄。毫無疑問，各種突破道德底線的事件，各種殊無禁忌刺激感官的話題，充斥於日常見聞，已是不爭的事實。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可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物質享受高度發達，為什麼社會道德卻出現如此大的反差？要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精神，重構社會的基本價值，該從何處入手？
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先生在論述六經的價值倫理時認為，中國文化的價值理念中，仁愛、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這六組價值論理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天；不僅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基本義理，也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價值。為此，近年來他先後撰寫《敬義論》、《論和同》、《立誠篇》，洋洋數萬字陸續見諸報端。
最新的一篇，是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六期的《論知恥》。全文兩萬餘字，以疏解《禮記·中庸》提出的修身三達德（即：智、仁、勇）為題點，論證「知恥近乎勇」一德為何是士之為士的首要品格。對「好學近乎知」和「力行近乎仁」兩達德，也作有詳盡疏解，對「仁」何以需要「力行」，文章提出了新的釋證，認為仁是親、愛、寬、博意涵的括稱，只有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方能得以呈現。孟子的「人之四端」之說，其中「羞惡之心」即為知恥，無知恥之心，在孟子看來則為「非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語出管子，也是第一次把「恥」和「廉」連接起來。歐陽修《新五代史》馮道傳的敘論提出：「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歷來解廉恥一語，都不如歐陽子解得如此深刻無漏。至明末清初，顧炎武鑒於明亡的歷史教訓，更提出「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的發人警醒的人類尊銘。
茲分段刊載，以饗同道。以下為第五部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禮義廉恥」四字之並提和連屬，最早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是為禮、義、廉、恥四字並提。《管子·立政九敗解》：「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是為禮義廉恥四字連屬。至於「維」之一字的索解，是否即為「以小繩綴侯之四角而系之於植」，我們姑且存而不論，總之是禮義廉恥是維繫國家的極為關鍵的支撐，齊國的這位大思想家能提出此一學說，即足以視作對歷代治國理政，對吾國思想文化之史的了不起的貢獻。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馮道傳的敘論中寫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歐陽修對管子的四維說和禮義廉恥的深涵給出了極為深刻的訓解，至有「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的至理銘言。歷來解廉恥一語，都不如歐陽子解得如此深刻無漏。這裡再次重複一遍：「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廉恥是一個人立身的大節，如果不廉，什麼都敢拿；如果不恥，什麼是事都敢做。
下面看看顧炎武是怎樣評騭歐陽修的這段銘言的。顧炎武在《日知錄》的「廉恥」一節中寫道：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蓋在顧炎武眼裡，四維之中的廉恥尤為重要，因為不廉乃至悖禮犯義，都是由於無恥所致。所以他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是顧寧人的千古名句，置諸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無論千年以前，抑或千年之後，都是鐵骨錚錚的發人警醒的人類尊銘。然則顧寧人之儻論，直接是為明之亡而發，故在廉恥一節之後，附語寫道：「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顧寧人認為，治軍之道，首先是本於廉恥。
豈止治軍需要從廉恥入手，一國之大臣的廉與貪，實際上是國之興衰敗亡的決定性因素。以此顧炎武主張「儉約」，認為「國奢示之以儉」，是「君子之行」和「宰相之事」。他逐一列舉漢代的許劭、北齊的李德林、魏武時期的毛玠這些以儉樸為尚的達官，如何直接影響到一時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唐代大曆年間的宰相楊綰，史載其「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例如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的胞弟，家中多蓄財富，「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台榭，當時第一」，但崔寬在宰相楊綰的影響下，很快下命令毀撤了這些別墅。中書令郭子儀，在崔綰拜相之後，其在邠州的行營，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還有京兆尹黎干，平常出入，百餘人馬跟隨，也很快作了裁減，只留十騎而已。另一個唐代的例證，是當享有剛直清廉稱譽的杜黃裳出任宰相，向來跋扈的李師古，命手下一名幹練之人，帶著錢數千，和一乘車子，欲賄賂杜黃裳。但使者到門之後，未敢即送，在外面「伺候累日」。後來看到有綠色的車轎從宅中出來，跟隨的只有兩個從婢，「青衣襤縷」，原來是宰相的夫人。送禮者見此情形，立即回去告訴告師古。從此師古改變了自己，終其一生不敢驕奢淫逸。顧炎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改變奢侈的風氣並不見得那麼難，只要將這些範例廣為傳布就可以了。他發為感慨說：「道豈遠乎哉！」
顧寧人深知，廉恥之風是否能夠建立起來，關鍵在大臣，即那一社會的居高位者。為此他在寫了「廉恥」、「儉約」兩題之後，又寫了「大臣」一題。他說：「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但大臣的廉與不廉，不能看一時一事，而是應察其終始。歷史上廉潔的典型，當推三國時的名臣諸葛孔明。諸葛亮臨終時，自表後主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死後證實，確「如其所言」。顧炎武寫道：「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但「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又說：「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考之史事，漢代的時候懲罰貪賄執法嚴厲，一旦被被劾，常常死於獄中。唐時犯貪贖之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很少有被赦免者。宋初於貪贖之罪，處理尤嚴。史載，宋代所以能得循吏，不赦犯贖是一個原因。而且對於犯者，不僅處以流放嶺外，而且刺字暴打。但熙寧中期以後，廢除了黥杖，「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明朝的時候，對貪犯比宋朝還要姑息：「贖吏巨萬，僅得罪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明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賄罪，本該論斬。但皇帝發話：「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遼東。」到後來，特旨曲宥竟成為常例。顧炎武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又說：「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所以他對諸書所載的一些懲貪懲得痛快淋漓的案例，格外感興趣。他說後唐明宗的時候，毫州刺史李業，因貪贖被賜自盡。被此案牽涉的有一位名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的親戚，於是有人上奏，希望免其死罪。明宗的回答是：「王法無私，豈可徇親！」又以案例，見諸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皇帝發出勅旨，曰：「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鑒於貪吏之敗國，顧炎武主張嚴懲貪贖罪犯。
《唐書》牛僧孺傳所載的一件史例，顧炎武頗感興趣，因為其中透露有已往反貪不經見的內容。唐穆宗初年之時，宿州剌史李直臣犯貪贖罪當死，中貴人為之說項，穆宗決定寬恕，說：「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時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不同意穆宗的這一說法，直言道：「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製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穆宗覺得御史中丞的話不無道理，結果沒有寬恕此人。顧炎武引來此例，探後發為感慨，寫道：「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是呵，能夠拚命攝取到財富的人，自然不會毫無才具，只在才用何處罷了。而對後來流行的所謂懲貪宜寬厚之論，顧炎武頗不以為然，他說：「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馳，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實則寬宥那些貪腐不吏者，並不是什麼「為仁」，而是助惡為患。宋代的包拯告戒子孫：「有犯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顧炎武說，今日之士大夫教子孫，真該以包拯之戒語為取法。
讀顧寧人之關於廉恥、儉約、大臣、除貪諸文，知其為說無一不是有所為而發，而且都是鑒於亡明之教訓，痛乎言之。大哉，顧氏炎武之論——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大哉，歐陽子之傳序之論——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大哉，管生之能言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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