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憶：親歷國際廣播三十年
從1960年11月調到廣播事業局對外部對拉丁美洲廣播部西班牙語組，到1990年9月奉調到廣播電影電視部總編室，我在國際台生活、工作了將近30年。30年啊！多麼漫長，又多麼短暫！說漫長，那是一萬多天；說短暫，真可謂「彈指一揮間」！
30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2年。其中，前19年我是純粹的業務幹部。干過播音、翻譯、記者，處理過聽眾來信。後3年，擔任拉丁美洲部副主任，也沒有離開對外廣播業務工作。
第二階段8年，擔任國際台副台長。
敘述30年的經歷，我力求做到實事求是，問心無愧。
短暫的播音生涯
1957年秋季，我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當了兩三個月的助教後，下放到北京南郊成壽寺農業生產合作社勞動鍛煉。不到一年，回到外國語學院。1958年秋季，校方分配我和另外三名同學到高級翻譯班進修，言明進修期限為七年。
正當我們四個人寒窗苦讀的時候，中蘇論戰開始了。激烈的論戰席捲了全球的共產黨人。在對外部西班牙語組工作的西班牙專家（多是在佛朗哥統治時期移居蘇聯避難的）不肯播送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反修文章」，隨後又紛紛返回蘇聯。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央決定調我們四個人分別到外交部、外文局和廣播事業局工作。我被分到了廣播事業局。
到西班牙語組報到後不久，就聽到了部主任羅東同志對我的初步印象。他說：「來了個大學生！」那年我24歲，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從來沒有離開過校門，沒有一點社會經驗。大概是太青澀了，才給領導這麼個印象。
西班牙專家離開後，最緊缺的是西班牙語播音員。部、組領導決定凡是發音基本準確的翻譯，都要同時兼當播音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老播音員耐心教我們如何發聲，如何換氣。我們都很認真，幾乎每天利用業餘時間在廣播大樓南邊的河邊「啊、啊、啊」的練聲。沒過多少日子，就正式上馬播音了。
第一次從收音機里聽到自己的西班牙語播音聲，激動得不得了。那份喜出望外的勁頭兒，真有當一輩子外語播音員的樣子。可惜，我的西班牙語發音致命傷很快就暴露了。西班牙語一些輔音分清濁，例如，P和B，K和G。清音和濁音一混淆，意思就變了，甚至變得含義相反了。上學的時候，也曾反覆練習，可是，我是在天津長大的，從來是「清濁不分」。播報新聞的時候，大體還顧得上分清清音和濁音；一旦念起篇幅較長的專稿，就什麼也顧不上了。有一次，一位老播音員監聽我念的專稿，用白色的紙條標出發音不準的地方。我看到那盤磁帶，恰如「雪花滿天飄」，真是傷心透了，「當一輩子外語播音員」的理想立即化為泡影。大約在1964年，徹底結束了播音生涯。
多彩的翻譯生涯
「學外語，當翻譯」是順理成章的事。在國際台，我的翻譯生涯綿延了30年。主要是筆譯，兼做口譯。
值夜間新聞班，翻譯新聞和評論。每天的翻譯量總有兩三千字。西班牙語首次播出是凌晨4點半。組長、部主任要求很嚴格，不到24點不簽節目單。錄音、監聽完，大約就到了三四點。那時候，在我們當中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干不幹，三點半」。年輕的時候，下班早晚，根本不當回事。下班以後，都是歡歡喜喜地回宿舍睡大覺。逢到天亮下班，同事們一起到復興門一家小飯鋪（我們稱之為「橋頭酒家」）吃早點，可以說是其樂融融。
上白班，翻譯五花八門的專稿，經濟類、文化類、科技類、文藝類，樣樣俱全。偶爾碰到編輯改編一篇散文（如楊朔先生的《櫻花雨》及其他散文），我簡直覺得如獲至寶，終於有機會把在學校讀過的那麼多文學語言運用到廣播工作上了。花了幾天時間，字斟句酌地翻譯完畢，交給高水平的外國專家修改，然後，請當過演員的外國專家朗讀，再請懂得音樂的老同志配樂。聽起來，真的心曠神怡，深深體會到創作的愉悅。
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日甚一日。黨中央連續發表反修文章（通常說的「大文章」）。西班牙語組幾位老翻譯輪流參加中央組織的翻譯班子。在和其他單位派出的有豐富經驗的老翻譯一起工作中，的確學到了很多在學校里學不到的語言知識和翻譯技巧。同時，也受到過別人的奚落。比如，有的權威人士說：「電台來的都是翻譯匠！」聽到這樣的評價，心裡很不舒服。什麼是「家」，什麼是「匠」，我們還是能夠分辨的。譏諷的語言沒有讓我們喪失信心，反而激起了我們奮發圖強的決心。懷著「打個翻身仗」的信念，不分晝夜地讀原文著作，抄例句，做卡片，背單詞，終於見到了實效。
那些年，我還參加了一些口譯工作。包括為以埃內斯托?切?格瓦拉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擔任譯員（1960年11月17日至12月1日），為古巴總統奧斯瓦爾多?多爾蒂克斯?托拉多訪華擔任譯員（1961年），隨同以梅益同志為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拉美四國（1961年12月18日至1962年4月8日，訪問古巴、厄瓜多、智利、巴西），為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訪華代表團電視技術轉播組作譯員（1973年），為西班牙八月青年團訪問中國作譯員（1978年7月23日至9月5日）。
此外，1979年9月2日至13日，我和體育組的兩位同志到墨西哥採訪了大學生運動會。
艱難的改革生涯
1979年10月，國際台領導任命我為拉丁美洲部副主任。
這次任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否接受，也頗為躊躇。那年，我43歲。對前途的考慮，基本已經定型——爭取成為西語翻譯專家。再說，在西班牙語組幹了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做過行政管理工作。一下子從一個普通幹部升到副處級，能否勝任，沒有絲毫把握。特別是按照通例，提拔幹部，黨員優先。當時，西班牙語組共有五名西班牙語水平相近的翻譯幹部，其中四名是共產黨員，只有我不是。拉美部黨員就更多了。為什麼領導選中了我，至今還不知底里。
國際台分管拉丁美洲部的副台長杜波同志找我談話時，我談了個人的想法。他表示，領導已經決定，不必多說了。任命公布後，看起來大家也感到意外。
1979年9月，從墨西哥回來後，嚴重的胃病爆發了。10月21日，住進了人民醫院。第二天，做了胃切除手術。出院後，全休了兩個多月，直到1980年2月下旬才開始上半天班。
在擔任拉丁美洲部副主任期間，除了日常業務外，主要做了幾件帶有初步改革意義的工作。遇到的困難、批評、諷刺至今難忘。
3年中，最為難忘的事就是1981年9月拉丁美洲部黨支部通過我為預備黨員。回想起來，我第一次提出申請入黨是在1952年剛剛加入共青團的時候。30年來，遞交了不下七八份入黨申請書，30年後，理想才得以實現，怎能忘卻呢！
撥亂反正，艱苦再創業
1982年6月，廣播電視部宣布國際台新的領導班子成立，丁一嵐同志任台長。同時，還任命了四名副台長，我是其中之一。實際任期是三年。
以丁一嵐同志為台長的領導班子是「文革」後中央首次正式任命的，因此非常引人注目，難免議論紛紛。和1979年任命我為拉丁美洲部副主任相比，這次任命更是大大出乎我以及很多人的意料。當時，我還是預備黨員。難怪有人發問，對外部那麼多黨員，為什麼讓一個預備黨員當台領導？
回想當年，在經過兩年徘徊後，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積極探索適應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但是，圍繞著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問題，存在很大爭論。國民經濟處在恢復階段，政府拿不出足夠的資金髮展對外廣播事業。
對外廣播也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辦公室擁擠，工作條件很差，通訊工具落後，一切文件、報告全靠手寫；住房緊張，待遇偏低，幹部隊伍不穩；改進對外廣播節目既缺乏理論指導，又受到種種制約。物質條件困難尚在其次，人們對新班子缺乏信心卻是首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按照黨的十二大的號召開創對外廣播新局面，談何容易！
那是撥亂反正的三年，是艱苦再創業的三年。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批轉廣播電視部黨組《關於廣播電視工作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中明確提出的我國對外廣播的方針任務，在老丁的領導下，我們完成的是開創對外廣播新局面的奠基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通過整黨查找問題，聽取意見，制訂整改措施，為對外廣播改革奠定思想基礎；研究國際廣播的客觀規律，不但要堅持「內外有別」，還要遵照「外外有別」的原則改進節目；組建各類記者隊伍，從源頭上解決對外廣播的稿源問題；編輯出版內部刊物《對外廣播日報》、《駐外記者工作通訊》以及《對外廣播通訊》；大力開展對外交流，和國外廣播機構建立傳送廣播節目業務；開辦以在華外國人為主要對象的對首都地區英語廣播；創辦專門研究對外廣播宣傳業務的內部學術刊物《研究與實踐》；成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在全台範圍內開展專業職稱評定工作；開始尋找適合建設對外廣播大樓的新址，等等。
總而言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建章立制、調整機構、任命各級幹部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按照分工，我主要負責國際問題報道，聯繫國際部、英語部、拉丁美洲部和對首都地區英語廣播部。具體任務主要是組建外事採訪記者隊伍和駐外記者隊伍。
剛到台里，每天都要面對各種需要化解的矛盾。遇到難題，我往往表現出情緒急躁或則失去信心。和老丁共事三年，她像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大姐一樣，帶著我步步前進。既給我壓擔子，又是鼓勵，又是表揚；同時，也不斷提醒、告誡、批評。提醒我最多的是「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告誡我最多的是「有事多商量」，「多向老同志請教」；批評我最多的是「急於拍板」，「對本職工作和興趣活動安排不當」。時至今日，老丁的諄諄教導，言猶在耳，終身受用。
1982年11月7日，對外部黨委批准我如期轉正。
大膽創新，開拓前進
1985年8月12日部黨組召開會議，宣布任命國際台新班子的決定。崔玉陵同志接替老丁，擔任國際台台長。我和其他三位同志為副台長。
在醞釀新班子的時候，有些不同意見。但是，我相信在上屆領導創造的有利條件下，開展工作肯定會比較容易一些。萬萬沒有想到以後的五年竟然是矛盾集中、困難重重的五年。當然，在以改革創新精神解決矛盾、克服困難中，我國國際廣播仍然在開拓前進。
第一個難題是台長患病。10月9日，崔玉陵台長率領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回國後，即感到身體不適。經檢查，須住院開刀，短時間內無法上班。剛剛成立兩個月的新班子一時陷於「群龍無首」的境地。
第二個難題是播控中心分別劃歸兩台管理。劃分後，在原有編輯部門外，又增加了技術部門，管理工作更加複雜。
第三個難題是評定專業技術職稱。專業技術系列既多，涉及人員範圍又廣，評價不一，引發相當激烈的矛盾。
台長生病，我作為分黨組副書記，責無旁貸地要擔起這份重擔。1986年4月，廣電部黨組決定由我擔任代台長。掌管一個大台，非是我力能勝任的。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黨務工作、人事工作等更是非我所長。面對重重困難，多年來黨的教誨告訴我：要「依靠群眾，依靠黨」。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有制度保證。
首先，遇到重要問題，隨時召開台務會，集思廣益，避免個人決定的偏頗。
其次，1986年和1987年連續兩年召開年終總結工作會議。除了台領導總結一年的工作、布置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外，各部處彙報情況，開展批評，交流經驗，共同推進對外廣播工作。
第三，為了加強領導和群眾的聯繫，決定建立「台長接待日」制度，隨時了解職工的要求和困難。
第四，評定專業職稱是中央制定的一項評價專業技術人員的制度。台領導決定由我和胡耀亭同志主抓。按照上級布置，1985年10月在國際台正式啟動這項工作，直到我離開國際台還沒有完全結束。
1987年9月，崔玉陵台長開始上半天班，我才算鬆了一口氣。
9月10日，慶祝中國人民對外廣播事業創辦40周年。中央領導同志題寫了台名、發來賀信或題詞，進一步明確了辦台方針，為國際台開拓前進指明了道路。
此時，我萌生了「歸隊」的念頭，想把丟棄近10年的外語再撿回來。回到西語組，已是不可能了，到駐外記者站工作還比較現實。在記者站工作，一方面可以發揮我的外語優勢，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多年想當記者的夢想。早在60年代初陪同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拉丁美洲四國時，梅益同志就要求我多學一兩門外語，為出國當記者作好準備。我沒有辜負他的囑託，在業餘時間努力學習英語。由於情況不斷變化，廣電部門設立駐外記者站的設想一直未能實現。待到大規模設站的時候，我已經調到台里工作了。
從1987年到1990年，我多次找各位部領導談話，表達我的願望。部領導也非常理解，而且陸續做了幾種安排。不過，從言談話語中，也聽出了他們還有更深遠的考慮。事情一拖再拖，到了1990年7月陪同聶大江同志訪問墨西哥和古巴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去記者站工作完全無望了。從拉丁美洲回來，作完出訪小結，9月21日我到廣電部總編室上班，離開了生活、工作30年的國際台。
從24歲到54歲正是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時期。在國際台工作了30年，熟悉了對外廣播各個領域，鍛煉了多方面的工作能力，結交了各個部門的摯友。特別是在和老中青三代人接觸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一個「實」字的重要性。在思維上，要講求實事求是；在工作上，要講求真抓實幹；在交友上，要講求真心實意。
離開國際台不免心中惆悵！在國際台取得的收穫卻終身難忘！
本文選自《CRI創業者風采——國際傳播70周年》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