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以《孝經》辟兩希
《孝經大義》
作者： 姚中秋 著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出版：中國文聯出版社
書號：ISBN 978-7-5190-3132-9
2017年12月20日晚，弘道書坊「《孝經》之當代意義」座談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103室成功舉行。此次與會嘉賓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陳壁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增光副教授和外交學院楊暉副教授。座談會主持人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顧家寧講師。此篇為姚中秋教授的發言。
非常感謝壁生兄、楊暉兄、增光博士參加這個活動，首先簡單講講自己為什麼會寫這本書、這本書想幹什麼。
這本書寫作是因為我的另一本書《堯舜之道》而起意的，在寫《堯舜之道》過程中，我特別深切地認識到「孝」在中國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我們可以把其稱之為決定性的地位。
姚中秋：《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
為什麼呢？大家可能讀過《尚書》第一篇《堯典》，《堯典》重點記述堯舜之禪位、權力的轉移過程。《堯典》經文對這一歷史過程有非常細緻的記載，首先，放齊推薦了堯的兒子，其次，讙兜推薦了共工，這兩人都被否定。接下來又有一個過程，帝堯讓讓四岳來擔任，他們都說自己不行，最後由大家推薦，舜脫穎而出。而大家推薦的理由是什麼？是舜之大孝。他有孝之大德，他的家人都不怎麼樣，「父頑，母嚚，象傲」，但舜能夠讓家內和諧，「克諧」，那麼舜是怎麼做到的呢？經文說得很清楚：「以孝烝烝，義不格奸。」
這樣的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剛形成的中國這個國家的第一次權力轉移問題。而這個繼位之王是憑著其大孝之德而獲得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舜之大孝，可能中國就沒有了，只經過堯這一世就完了。可以說，孝在中國這個國家誕生、穩定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個樞紐。我們從如此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到，孝在我們中國文明的整體架構居於關鍵位置，真的像關和鍵。不過這個關，我們就無法理解中國文明。
這個問題引我深思，我不能不思考為什麼孝如此之重要，也就是帶著這樣的問題，開始認真研讀《孝經》。其實在這之前，沒有認真地讀過《孝經》，雖然它那麼簡短。若干年前，曾經與楊汝清先生共同研讀《孝經》，但也沒有完整地理解其大義。《堯典》中展示的問題，才促使我認真地研讀《孝經》。
這一番研讀的收穫甚大，可以說是大喜過望，真沒料到《孝經》這本書的內涵是如此的豐富，所以寫作《孝經大義》這本書的過程，是我過去20多年來所經歷的最愉悅的寫作過程，我也算是高產了，翻譯了一二十本書，寫作了也有十本書了吧，這本書寫作過程中的喜悅，則是我從來沒有經過的，所以寫得也很快。這時候才體會了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真正體會到了學之悅樂。
為什麼如此悅樂？
我們今天學聖人之學，難免帶著現代問題意識，尤其嚴格說來，是受現代人製造問題所糾纏而不能不有的意識，因為我們要解決現代人製造的問題。在寫作這本書之前，我已是一位堅定的儒者，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這就是：二十世紀以來反傳統的浪潮之根本訴求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反傳統的浪潮？球場根本訴求是什麼？在我理解了孝之根本義，孝在中國文明中的決定性地位以後，才能夠比較清楚地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場聲勢極為浩大的反傳統的思想和政治運動及其根本訴求，以及，這一根本訴求的理據何在。
那麼，這場反傳統運動的主要訴求是什麼，現在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孝經?五刑章》所講的，非聖人、非孝。新文化運動不用說了，「吃人的禮教」之說就是要非孝、破家，現代文學最重要的母題就是描寫家的黑暗，以及青年出家之努力。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運動，其核心訴求也是破家，大躍進中最重要的制度變革其實是公共食堂，所以大躍進到後期已暴露出很多問題，黨內有很強烈的反彈，要求退回去。為什麼公共食堂成了改造中國社會的根本訴求？其實就是為了破家。
我們可以總結一句：二十世紀中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傳統思想和政治運動，是以非孝、破家為根本訴求的，康有為的《大同書》如此，梁啟超《新民說》如此，新文化運動如此，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運動如此，八十年代以至於今天的自由主義依然如此。由此，我們做一個反向理解，以反傳統浪潮作為一面鏡子，就可以看清楚，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的根本是什麼，當然就是孝、家。反傳統的人以其瘋狂告訴我們，《孝經》至關重要。儒家要復興中國文化，則不能不認真對待《孝經》，闡明《孝經》之大義，並以此大義重整舊山河。在我看來，《孝經》是一塊試金石，由對《孝經》的態度可以判斷，誰是真儒家、誰是假儒家，誰是弘道者，誰是鄉愿。
由此進一步地思考，這樣的反傳統訴求，破家、非孝的訴求，理論淵源何在？這個其實很清楚，來自西方。由此學術源流追溯，我開始思考中西文明之別。從新文化運動、到八十年代，以至於今天，中國人糾纏在中西古今之辨中，其中有很多非常複雜的問題，但大體上，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就貼上現代的標籤，也即今的標籤，中國被貼上古的標籤，也即所謂的傳統，當然看，說傳統已經是好的了，人們經常說是落後的、過時的。因而，中國人所謂的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當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他們就把西方人的觀念界定為現代的觀念，要以此現代觀念來改造中國人固有的觀念，由此而有破家、非孝的觀念。由此，中國文化被抹黑，被踢翻，被人一次又一次踩上幾腳，相反，各種販賣西方觀念的人招搖過市，就好比這幾天，信奉基督教的人趾高氣揚，大講基督教的好處，中國必須基督教化才有出路。中國文化要復興，就必須撥亂反正，必須顛覆二十世紀形成的中西古今範式。
這幾層考慮，構成《孝經大義》這本書的理論思考方向。寫作《孝經》，我的想法是撥亂反正，撥二十世紀之亂，去破家非孝之亂，把關於中西古今文明的顛倒了百年的是非，再顛倒回來，全面肯定《孝經》所闡明的生命成長與社會治理之大道。剛才已說國，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所謂古今之辨，事實上是中西文化之別的轉換，所以從肯定《孝經》必然走向破兩希神話。所以《孝經大義》這本書一方面是辟二十世紀各種觀念，所謂的現代思想，而更重要的是辟其源頭，也即辟兩希：辟源於希伯來的西方一神教，辟源於古希臘的西方哲學，從根源上揭示其教義、其思想之荒誕不經。
寫完《孝經大義》這本書，堅定了我的一個基本看法：中西文明之別就在於肯定家還是否則家，肯定孝還是否定孝，最根本的差異就在這裡。《孝經》闡述的中國人的生命成長與社會治理之道，就是《論語》第二章有子說的，「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也就是《孝經》反覆闡明的大義，在《開宗明義章》、《天子章》就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了，孝為本，本立而道生，這個道既包括我們個體生命成長之道，孝是德之本，諸德都是孝這個德生髮出來的；同時，孝又是教之所由生，政教都是從孝轉生出來的。
由此，聖人所體認、所闡明的生命成長和社會治理之道都是「順」的，我在書里特別解讀了「順」這個字，這是孔子在《孝經》中論孝的第一個關鍵詞，「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為什麼，因為這是人人固有的本，此本乃基於我們每個人獲得生命的最基本事實，也即，我們是父母所生這一個基本事實。所以，每個人生而愛、敬自己的父母，都在最為基本的父子之人倫中，由此，則自然有孝之德，而諸德都可以由此發展出來。教化也是教人孝，人就可以由孝生髮出各種德，從而有良好社會秩序。這就是順，中國人的道德之生髮，以及政治、社會秩序之形成和維護都是順的，順乎人人固有之孝悌之德。
我們回過頭來看西方文明，不管是它的個體生命之善，還是社會治理，一言以蔽之曰，逆，與順相反之逆，西方人整個都是逆著來的。在書里我隨時隨處指出其逆之所在，不管是一神教，還是古希臘哲學，其實都是逆出去，逆出人的生命之外，或者設置一個絕對的神，這是在人之外的；或者構想一個理念的世界，或者叫本體，或者叫本質等等。總之，在人的生命之外有一個世界，並且是絕對的善，在這另一個世界的絕對的善回過頭來再來規制這活生生的人，我把它稱為逆。最可悲的，哪怕是康德這樣一位最接近儒家的西方思想者，最後也仍然逆出去，他說，人要為自己「立法」，他還是不敢、不能充分肯定人的自主，人不能順著其生命生髮道德，而必須遵從絕對的道德律令，他仍然逆出去，設立一個客觀的、絕對的規範，來約束人。人本來可以堂堂正正在天地之間成長，康德以及西方的幾乎哲人們，卻要拚命給自己修個豬圈，然後宣稱，人在豬圈中才是最幸福的。西方人還經常想像這個豬圈在天上，此即所謂天堂。他們逆出去，自然把人非人化了，必然把追求非人的幸福當成人的目標。
康德
由此，我們會看到中西文明的分叉點在哪兒，就在於對一個最簡單而最基本的問題的回答：人是從哪兒來的？我們的聖人肯定了最基本的生物學事實，人是父母所生，《孝經》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八個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孝經》的一切道理都是由此講起，所以緊接著一句話「孝之始也」，而如此重要的起點只是肯定了一個最基本的生物學事實，它跟道德、倫理沒有關係，它是一個生物學的事實，而道德、教化、政治都可由此生髮出來。由此可見聖人之誠。由此，中國思想奠基在最堅實的基礎上，並且順順噹噹的。
相反，數千年來，西方人竭力否認這一點，變著花樣宣稱，人不是父母所生，我們在其神學經典中，在西方哲學典籍中，都會看到大量否定人是其父母所生的論述。最有名的，書中也反覆說到，蘇格拉底所說的「高貴的謊言」，霍布斯所講的「人像蘑菇一樣從土裡冒出來」。這兩個高貴的謊言，各位，它確實是謊言，一個構成古典思想的基礎，一個構成現代思想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西方哲學就奠基於謊言之上，我們不能不懷疑，其整個價值觀念體系就是由謊言堆積起來的。
霍布斯
也因此，西方思想體系是極為脆弱的，因為，它從否定那個最基本的生物學事實開始，如果你把這個生物學事實予以肯定，其整個體系就會解。你只要肯定的人是由其父母所生，那麼請問，什麼是「自然狀態」？現代主要思想家都談論自然狀態，那麼，自然狀態里的人是從哪裡來的？那些有理智、相互平等、並且相互懷疑、相互鬥爭、乃至於拔劍互斗而死的人是從哪裡來的？只能出自謊言。基本的生物學事實是，人是其父母所生，在此，人和人之間的體力和智力上就不一樣。剛出生的嬰兒與其父母的體力、智力不可能平等。但你去看霍布斯論述自然狀態的第一句話就說，人和人的體力和智力上是平等的。這完全是謊言，再高貴，也是謊言。立足於這樣的謊言所建立的理論，也只能是謊言。
我準備寫一篇文章，論真正的自然狀態。真正的自然狀態是什麼？父母生孩子，自然有人倫，在自然狀態中，有男人與女人之別，人也有生命成長的過程，先是孩子，然後是青年、壯年，最終是老年，則在任何一個維持正常生存的人群中，人必定是多樣的。那麼在這個真正的自然狀態，人會怎樣？會處在叢林狀態嗎？孩子和他的父母是在叢林狀態中嗎？共同撫養孩子的丈夫和妻子是在叢林狀態中嗎？毫無疑問，霍布斯所講的自然狀態是人造、不可能的自然狀態。正因為如此，霍布斯和其他西方哲人們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方法，製造了各種各樣的理論體系，這只是因為，謊言需要更多的謊言來支撐，基於謊言構造理論不能不依靠方法。
可笑的是，這種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理論，在西方卻盛行不衰，近百年來，在中國也大行其道，一直到今天，大多數知識分子還用這些謊言來嘲笑聖人之道，甚至所謂儒學研究者中很多人也要用這種謊言改造儒學。我寫作《孝經大義》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辟兩希。當然，首先是為聖人立言，闡明聖人之大義；但也致力於辟兩希，《孝經》之大義恰恰可以最為有效地辟兩希，如我上面所說。
我想，今天中國學者，我說的是真正的中國學者，作中國學問的學者，以中國學問為生命的學者，一個重要的知識任務就是辟兩希，一如當初宋明儒之力闢佛老。我在《堯舜之道》中部分地開始了這個工作，全面的展開是在《孝經大義》，因為《孝經大義》恰恰觸及中西文明之根本區別，所以在《孝經大義》這本書里，基本上是火力全開，每一頁都會辟一次、辟兩次。作為中國學者，我義不容辭，不能不做這個工作，因為聖人之道已經中絕了好長時間，為什麼會中絕，不是因為聖人之道無效，而是現代中國的讀書人不肖或者說不孝，跪在西方面前，相信西方之學說才是真正的道，聖人所說的東西只能管到1900年以前，1900年之後，聖人之道就不可行了。我們不要說反中國文化的人，就是把人大國學院的人拉出來，讓他們一個一個表態，我相信，2/3的人都會說，聖人之道在1900年以後就不可行了。現在號稱做儒家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這個想法，所以他們講要會通中西，要讓儒家思想適應現代社會。聽了這話，我就想笑，那你幹嘛還費勁做儒家思想研究，你直接研究現代思想不就完了嗎？從港台新儒學一脈下來的學者都是這樣，要讓儒家做西方民主科學的小妾，可是，如果你的志向只是做小妾，那能不能進門，可久懸了。
前些天，澳洲總理說，澳大利亞人要站起來；最近川普要說，美國人要站起來。我說，今天，中國讀書人也該站起來了。要站起來，就必須自我反思，具體而言就是辟兩希，辟一神教，辟希臘哲學，從精神上走出自甘為奴的狀態，堂堂正正做個中國學者。當然，所謂的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指出其根基之荒謬，至於其具體論斷、方法，當然是可以為我所用的。我認為，這一工作，不僅對中國有很重要的意義，對整個人類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兩希之路就是死亡之路，很簡單，我們大家都聽說過所謂的歷史終結論吧？其實，不管是一神教，還是古希臘哲學，都是忙著去死，由此而有所謂歷史的終結，終結不就是死嗎？上天堂不得先死嗎？按照這樣的觀念，人類只能走上死亡之路，因為它從根本上、在開頭處就沒有肯定人之生。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地方則在於肯定人之生，其所開出的文明之道則是生生不已。
這本書是我辟兩希的知識事業之開端，接下來還想做《繫辭大義》，主要以橫渠和船山之學作為階梯，解讀《繫辭》，目的是明鬼神，明天人之際，同樣觸及中國文化和兩希文化的根本區別。
主持人 顧家寧：接下來20分鐘，開放給大家的提問。
聽眾：姚老師我這裡有兩個要問題，第一個是您說父子關係跟生物學事實，這個我們都得承認，但是如果講生物學事實，這只是個事，後面的理在哪，比如我今天胳膊摔斷了，它也是生物學事實，我忘了看錢穆先生哪本書了，他說父子關係是一種天倫，特別想聽一下您作為生物學事實父子關係，後面天倫，人與天的關係多講一點。第二個小問題，我們辟兩希，沒問題，兩希一定要辟的，但是有一個核心問題，我們在面對中西古今的時候，我們這個西方僅僅是兩希再加二十世紀嗎，或者還有其他的更複雜的，這個複雜沒有褒義，如果辟完兩希發現，西方還是那麼趾高氣揚怎麼辦？
姚中秋：好的，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理解，古人講天倫，其實講的就是生物學的事實，只不過古人不用這個詞而已，因為，這個事實是不可改變的，所謂天生人，就落在人生人上，父母生子女，這就是天倫，也就是生物學事實，你永遠都不可能改變它，所以它就叫天倫。我認為這兩個詞的意思差不多。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辟兩希首先是說服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兩希化的，我們在知識上已經夷狄化，我們就要通過辟兩希的過程，進行一次頭腦的轉換，走出夷狄化，逐漸熟悉聖賢的思考方式。這個工作還有知識上的重要價值：今天，我們腦子裡面裝的就是西方的東西，我們辟它，反而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弄清聖賢的思考方式，第一它是什麼，第二它好在哪裡。所以必須進行思想鬥爭，其實，這個鬥爭更多地是我們的內在鬥爭，就是我自己以前獲得的知識與我現在所獲得的知識之間的鬥爭，這是辟兩希的第一個意義，首先說服我們自己。第二，我辟兩希，希望說服我們的同道，比如儒學圈子的人現在很多還在非孝，或者忽視孝，他也不高聲地說孝不對，但也不說孝，我們要說服這些人。接下來，我也希望能夠說服我們中國人。至於夷狄，他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去吧，人家要信神，你還能攔著人家。我們聖人有好東西，我們當然有責任讓他們聽見，至於他願意來，那就來，不來就拉倒，「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不來就聽之任之，中國人對待夷狄向來就是這種態度。
聽眾：我的意思是說，除了兩希。但是對我們來說，歐風美雨最直接來說不就是憲政、民主、自由平等。您說破完兩希，但是他或許認為兩希還不夠平等，所以他認為更好的西方是平等那個西方。
姚中秋：你講的這個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制都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它的背後有一些基礎性觀念，剛才壁生老師也特彆強調了，就是秩序的一些根基性東西。儒學是求道的學問，恰恰要關注這些根基性東西。我們現在的工作就等於一，不忙著討論這些制度，咱們還是先去挖一下它的根子，看看其根基是否正。根本正，自然會長出一個比較正的枝幹。你只關心枝幹，就得不到一棵端正的大樹的。你現在忙著思考這些西方的具體制度，你就沒有辦法看清楚這些制度的利弊得失究竟何在。像現代新儒家的學者，他一看見人家的民主科學就愛上了，但現在，面對台灣的現狀，那些港台新儒家們學者們啞口無言了。因為，他的學問就圍繞著枝幹展開，而忽視了本。或者說，他們忘記了中國文化之本。熊十力開闢的那一支現代新儒學，似乎從來沒有理解過孝之大義，甚至明確反對孝，因而對聖人組織社會、安頓生命的最根本的東西沒有把握住，眼光短淺，學問狹窄，面對台灣的問題，面對香港的問題，束手無策。
當然，儒家並不反對民主、法治等等，但在歷史上每一個時代，儒家的真正價值在於回到根基上思考人是什麼，人的生命要怎麼成長。於是，儒家發現了天倫，然後順著天倫往上走，往四下里走，得到一個最自然、最順暢的社會政治秩序。我們今天也要做這個工作，我們首先要返本，也即，回到《孝經》，回到《尚書》，回到《易經》，確認大本；然後，順著這個大本，生髮我們的思想。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把憲政、法治、民主之類的制度裝進去；它會在我們關於美好社會政治秩序的全盤設想裡面，但它不是全部，它不是價值性的東西，不是根基性的東西，它在器的層面上可以找個位置，但也只是眾多器的一部分。而在今天的知識、文化脈絡中，要給它們安頓這個位置，這必須先辟其背後的兩希思想，馴服它們，才可以讓它們成為中國文明的構成部分；否則，它們反客為主，必然撕裂、瓦解中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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