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之復：唐順之經學義理研究
經學所以治世。明代中葉內憂外患，頻仍而至，仁人志士，莫不欲有所振作，以圖力挽狂瀾，唯豺虎當道，黨爭之熾，意氣之猛，有增無減。唐順之處其時，繼承方孝孺剛正之道一本淑世之懷以治經，欲本經術匡扶世運，以《春秋》正王道，以歌《詩》扶教化，扭撥惡習，復歸根本之人心，此無欲之天機本心，足以活化天德以成就極功。其融攝漢宋，兼收並蓄，而不離生生不息之真心以體會經義，鈍學累功，學思交修，體現精進不已之治學精神，而思有以端正時世、彰明道術，再復「禮樂」，對治內外之亂，可謂雄傑不凡。唯學界偏蔽於文章一面而忽略其復禮經學，故論明清經學，難免偏蔽。
孔子聖跡圖之三十一杏壇禮樂
儒之保種存文、立教起義，於苦難時代尤見逼切，荊川先生其足師法者，又豈斤斤於文辭若今黃口虛論所謂「唐宋派」之頗詞！遂至執一廢百、集體抹殺大明道術正學之相承。百年來虛談學術、思想、哲學，置「經學義理」之為道術淵藪於不顧，無心無體，自斷道統，失德敗義，獸慾競逐，終致夷狄肆虐，華夏億萬哀號之生靈，籲天無救，國族幾近淪亡，而經學之為文化氣脈，茫茫然倖存一線於天地間。夫子之盼「克己復禮」以祈治隆安生者，復永淪黑淵，人間光明，不復可言。當此之時，雖無文王而聖賢豪傑之奮興，張揚正義，力挽狂瀾於既倒，蓋天德尚存，未淪禽獸，正在於是。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1507-1560）《與莫子良主事書》自敘述為學之道云：
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為有益之書。
教人讀書，先「治經明理」，實夫子自道，故論荊川先生之學術，必視其本始，故論荊川先生之經學，還其本也，蓋世之逐末舍本已久已！荊川先生之經學沉埋垂四五百年矣！荊川先生之經學不明，則明清以來之經學晦矣！
1940年倭據之時，唐文治茹經先生因撰《重修唐荊川先生讀書處碑》，大聲疾呼曰：
俯仰今古，世道人心之任，吾儒抱負之大，要在淑民性，順民情；持民之志，無暴民之氣，用能體用賅備，允武允文；百姓尊君親上，保鄉保國而不辭，是豈外襲無本而致然哉？先生紹明正學，以「天機」為心體，以「無欲」為極功，治心以治兵，蓋與王文成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戚武毅言「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慾難」，若合符節。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宇宙，至今而不磨。是故善言政治學術者，必自精研性理始。登斯處也，豪傑之士可以憬然悟、躍然興，知以聖賢道德為師矣。
「以天機為心體，以無欲為極功」，則天德、王道、聖功皆匯於是。茹經先生張揚荊川先生「聖賢道德」，以見救世淑民之典範有在，則荊川先生五十三載生命歷程之事迹，前史固然不匱記述，羅列則虛幌邊幅，適足以迷惑來學，然其生命所透露之氣力，必須「以意逆志」，非文字之表所能見，故因茹經先生之會心敘論，以顯道統相承意識下荊川先生之精神面目，庶幾無瞢聖賢志意之端緒。荊川先生十四代孫唐鼎元編《唐荊川先生年譜》，乃研究之必備者，1935茹經先生為作序云：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策士之論。若為長治久安計者，未有不將相併重、文武兼資者也。文人而絶不解武事，武人而不統攝於文儒，此極危之道。即或知文武合一矣，而無「性理學」為之根抵，是非暗昧，怯公勇私則內政棼，而外侮乘之，是必得有大賢，乃可作中流之砥柱也。文治幼讀吾宗荊川先生制藝，心焉好之；後讀先生《文集》《文編》，更大嗜之；高山景行之念，未嘗去懷。乙亥（1935）秋仲，宗侄松源持先生十四世孫鼎元所編《年譜》，屬為序言，文治何敢辭？
謹按：先生在嘉靖乙丑擢南宮第一人，名聞當世，龍潛十數年。東南寇亂，痛憤時艱，指畫方略。當事以知兵薦，遂與胡宗憲協謀征寇，先生以禦敵上策，當截之海外。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踔六七百里，從者驚眩且嘔，先生意氣洒然。寇泊崇明三沙，督舟師要之，斬馘百二十，沉其舟十三。後寇犯江北，先生馳援，大破之於姚家盪，復援三沙，親躍馬布障，敵不敢出。冒暑積勞，疾甚，返太倉，猶不肯乞休，力疾泛海而且卒矣，有志之士靡不痛借也。
夷考先生治陽明學。惟陽明擒宸濠，用兵在腹地，而先生戰績則在外海。腹地易而外海難，先生之艱苦，實逾於陽明也。陽明之學在致良知，一超頓悟。先生之學則以天機為宗旨，無欲為工夫；天機即心體之流行，寂而感，感而寂；靜無動，有涵實於虛，故雖視龍溪猶師，與念庵為友，而絶不拾「無善無惡」之餘瀋。
說者謂：陽明尚有末流之弊，而先生則瑩澈而無疵也。陽明文章，世美其能追昌黎。先生文初效空同，一聞王道思言，幡然取道歐、曾，博大汪洋，不獨掃空同之塗附，幾駕鹿門、震川而上之，讀《沈紫江生墓碑記》，卓犖天才，精光不泯，為有明一代傑作。蓋陽明不必以文傳，而文自至先生，則無意為文而文自雄也。千古事業之成敗，不以論英雄，更非所以論賢哲。先生戰功、學問、文章，大致與陽明同，而其文武兼資，更無稍或異。後之有國者，得若是人而用之則治，疏若是人而舍之則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而論者輒謂吾儒迂闊不合時宜。嗚呼！《詩》所謂「不尚有舊」「居圉卒荒」，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鼎元字玉虯，綴輯是譜於三百數十載後，寢饋於文瀾閣《四庫書》中，於先生事實幾無一字不搜，數易稿而始克成。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尤近世之難能可貴者。深願其善述先生之事，更能善繼先生之志也。
茹經先生筆下「瑩澈而無疵」之完美生命，乃荊川先生之為「聖賢道德」之至境。然世之論性理學者，但標榜王文成公一脈，而處荊川先生於可有可無之間；其至關重要之經學，更鮮正視，徒見其學術文章之膚郭，神髓徹底遺落，集體迷失，竟淪至斯，可不長嘆！
……
荊川先生之經學，本於克己之修養，體用兼該，關懷淑世，存王道，復禮樂，貫通其經學義理，是以顏之曰「復禮經學」。其體統所在，以存純粹無欲之節操，而切實用功之積學，精進不已，自家洗脫種種陳腐與干擾，一旦領悟，則天機流行，讀經知聖，克己復禮，「道」以此真心之顯而大明，經世可得以實現。其百科全書式之博學累積，與乎博習知方，更非後世斤斤於今、古與漢、宋之門戶狹隘自劃所可較量。其契合周廉溪、方正學、羅念庵精神之清正與氣魄，陶冶其思想之高明與活潑，於開拓經學，為功匪細。即就其人之文學理論言，未著其學術根底之經學而空議文論觀念，難得真際；就清代經學而言，不及荊川先生則難見其本；就性理學而言，其刻意駕越凌邁程朱、陸王，乃顯然見諸經說而四顧蒼茫；其所期盼於經義者，乃「以經義為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治平之權輿，開誠布公而已。復禮者，致大公也。善乎茹經先生云：「千古事業之成敗，不以論英雄，更非所以論賢哲。先生戰功、學問、文章，大致與陽明同，而其文武兼資，更無稍或異。」 故荊川先生之經學雖見蔽於一時，然聖道精光，必能邁越洪蒙而大曜於來日者也。
【全文請見《中國經學》第18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鄧國光，現任澳門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教授。1978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師從蘇文擢教授治古文；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師從李雲光教授、牟宗三教授、羅夢冊教授研治古學；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師從陳耀南教授研治古文論。自八五年起，先後任新亞文商書院文史系兼任講師、樹仁學院中文系兼任講師、珠海書院文史系及文史研究所任副教授、浸會學院中文系講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中文學院院長。
編輯：張 濤
美編：羅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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