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視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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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覺是自信的前提，只有在自覺的前提下，自信才能符合歷史規律。儘管學界對「文化」概念理解千差萬別，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思想」是文化的核心與精髓。有了科學的「思想」自覺，文化自信也就有了科學的基礎。中國思想遺產厚重，必須以歷史實踐的視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辯證分析，文化自信才具有科學性。
一、傳統思想的旨趣
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內涵的學科，是歷史學的組成部分。歷史學的任務是本著去偽存真的科學精神，在全面把握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揭示歷史邏輯，認識歷史因果，求得歷史規律。儘管因為時光不可倒流，歷史事實只能從傳世文獻中獲得，而限於客觀條件和主觀認識，歷史文獻大多是史學家取捨之後的敘事，記載的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相當多的歷史事實無法反映或者被有意遮蔽，因而史家的「求真」只能是相對的，但是，「求真」依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從邏輯上說，思想史研究既然是歷史學的組成部分，當然也要以「求真」為基礎。不過，思想史研究所求之「真」和一般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所求之「真」有著明顯的不同。一般意義上的史學研究的「求真」是指探求歷史上獨立於人的主觀世界之外的客觀存在之「真」，而思想史研究所求之「真」是指歷史上思想者思想內容之「真」，這個「真」和一般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所求之「真」相比較，具有著鮮明的主觀性。思想史研究的依據是思想家的著作，而思想家的著作是思想者對人、自然、社會思考的過程和結果的文字表述，其內容是思想者的見解，是主張、認識。思想史研究之「求真」就是探求思想家主觀認識之「真」。
思想是主觀思考的結果，主觀思考以客觀存在為基礎，而人是社會性動物，自出生之日起，就處於相應的社會結構之中，受到相應的社會階級、階層的利益影響，不自覺地從既定的立場觀點出發，即使是繼續使用前人留下的觀念、概念、範疇表達自己的思想，但和已有的內涵、外延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嵌入了新的思想內容，反映著思想者及其時代的社會屬性，表達著相應的時代訴求。因而思想者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內容儘管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之上，但其基本立場和觀點反映的是思想者所處的時代和階級、階層的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也就是說，無論思想家的著作看上去如何超脫於社會現實之上，但是，就像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那樣超脫其所處的歷史時代及其階級階層的局限。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如此。
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最大特點是以治國理民為己任，以政治倫理為核心。這是中國思想發展的核心特徵。先秦諸子的思想闡發，儘管被後世譽為百家爭鳴，思想理論絢爛多姿，行為實踐各具風采，但是，爭論的共同核心則是政治及以政治為核心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孔孟之學、荀子之道、墨翟之說、商韓之論、陰陽家語，自不待言，老子的「無為無不為」之說也不過是其實現小國寡民之治的手段而已，即使如名家的「離堅白」之辯也不過是孔子「正名」說的外化。漢儒劃分的所謂「九流十家」，究其本質，不出「王道」「帝道」「霸道」三途。無論「王道」「帝道」「霸道」之間分歧如何，其本質都是建立帝王的統治之道。儘管其時有不少探討自然奧秘之說，其旨趣依然是為了實現政治目的。司馬談引用《易大傳》之語「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可謂千古不刊之論。董仲舒正是以此為基礎，以儒學的政治倫理為核心，以論證現實政治秩序合理性為前提，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吸收各家主張，使之適應發展了的現實，論證大一統、王權政治的神聖性，探討強化王權、鞏固統一之道；在用刑罰鞏固統治的同時，注重民生，注重教化，將政治倫理社會化，教化編戶民自覺遵守維護現實秩序，實現了先秦儒學向漢代儒學的轉變，舊瓶裝新酒，最終使儒學意識形態化，進一步確立了此後思想家的價值取向和思考範式。歷代思想家，具體主張各有不同，思想視野或開放或封閉，但究其要者，均以漢儒的政治價值、倫理思想為核心，目的都是在論證王權神聖的前提下教化民眾。其表達方式則根據時代需要有所變化，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兩種表達：一是抽象化、哲理化，在闡釋某些哲學概念的基礎上說明王權思想、倫理觀念的神聖性，理論上幽深玄妙有著哲學上的突破，看上去距離現實社會甚遠，然其指歸依然是論證政治秩序的神聖，只是表述方式變了，將王權思想、倫理秩序哲學化、學理化而已。理論上美崙美奐，若以「思想」「知識」的發展來說，對「他者」特別是自然的認知來說，則擴展有限，更遑論對「社會」進步的分析了。一種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將其政治主張灌輸於底層社會，將維護王權的理論細化為具體的行動規範，如各種蒙學，各種家訓、家范、族規就是典型的體現。
二、現實研究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逐漸確立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學界關注點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面向西方轉向本土。這裡說的「面向西方」是指以比較的方式以西方的思想和社會發展之路作為對比的樣本，剖析中國落後挨打的歷史基因，探討傳統思想與國民性問題，尋找中國發展之路。所謂面向本土，則是指從古代思想文化特色的論證中尋找大國興起的由來，直接或間接地認為我們的先人們在思想上早已為我們奠定了現代化的思想基礎，為我們指明了走向現代化之路，中國的思想文化遺產是一個無所不有的寶庫，問題在於我們的發現而已。這種學術取向是可以理解的，有相當一部分成果較之20世紀初葉以來受革命史學指導的研究也有所突破，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最突出的問題是「情感」大於「理性」，相當多的研究出於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好願望，名為思想史研究，實際上缺少「史」的屬性，理性分析不夠，甚至是有意無意的「忽略」。這起碼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採用拿來主義，不加分析地照搬古人思想觀念，認為祖宗的東西都是寶貝，最典型的是對孝悌之道的闡發。孝是傳統倫理的本原，悌是孝的直接伸展，是處理家庭、宗族關係的倫理原則，「親親」是基本的行為規範，研究古代思想自然離不開孝悌這個倫理核心。但是，傳統孝悌觀是有著特定的歷史基礎和政治指向的，「親親」的目的是「尊尊」，「尊尊」的對象在家為家長在外為君長；在不同的時代，親親與尊尊的關係又有所不同。在宗族城邦時代，王權處於族權的制約之下，是先「親親」後「尊尊」，「親親」有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相對性，「尊尊」指君臣關係時則包含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前置條件，而此時之「忠」更不是對君的服從，而是對君之「事」的盡心竭力。在帝制時代，王權突破族權的限制、君主專制政體形成，則是先「尊尊」後「親親」，「親親」從屬於「尊尊」，「親親」變成了對家長的絕對恭順，「尊尊」則變成對君主的絕對服從，至於父兄之「慈」「友」、君王之「禮」是否存在則忽略不計。為了達成這一政治指向，古人把孝悌之道定性為天理，編撰了諸多孝行故事，灌輸給普通民眾，其最典型的是二十四孝故事，正史也有各種記載。若不加分析地就事論事，這些孝行故事確實感天動地，令人動容，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些故事絕大部分違背常理、常情和常識，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發生。如果說在古代由於神學宣傳、民智未開的客觀限制，以神學手法編造故事還能收到一定的宣傳教化效果的話，在科學昌明的現代，再拿這些故事宣傳孝道，顯然是對民智的侮辱和愚弄。然而，無論是以純學術研究自詡的學院派，還是以宣傳為目的的社會學者，都存在拿來主義的現象，對歷史上的孝道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認為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大聲疾呼，要大力提倡，視之為解決現實問題的不二法門，更甚者認為是中華民族之所以為中華中民族的基石，不僅是療救現實某些弊端的良方，而且視之為療救西方社會病的良方，具有著普世意義。如果說這種「思想史研究」的初衷良好的話，其方法顯然是反思想史研究的。
二是將古人現代化，在闡釋的名義下，將古人的概念賦予現代含義，並說是古來就有的思想。如將孔子、孟子的「仁」和基督教的「愛」等量齊觀；把古代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天人合一」解釋為人與自然的和諧，並進而闡發為生態觀念、生態思想；把「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解釋為中國古代就存在著現代民主思想的證據；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解釋為反對君主制、反對王權主義的證據；等等。這顯然是將後世的內容加在前人頭上。這樣做，強加於古人，古人也不會同意。如孔子、孟子的政治理想雖有差異，但總體上都希望實現西周的禮樂社會，認為西周的禮樂社會才符合「仁政」之道，他們所說的「仁」和「愛」都以宗法血緣關係為基礎，親疏有別、尊卑有等、各守其職、各安本分，和基督教之「愛」有著本質的差別，根本不能混為一談。所謂的天人關係，確實是古代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命題，但是，古代思想家的「天」與「人」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含義，並非抽象的天與人，古代並非隨便哪一個「人」都能和「天」「合一」、發生「感應」的。這裡的「天」是意志之「天」，這裡的「人」是受命於「天」、受「天」保佑的「人」，平民百姓沒有資格和「天」發生「感應」，更談不上什麼「合一」！更不能抽象地把「天人合一」闡釋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以至於是現代環境保護思想的歷史基礎，古人是沒有這個自覺的。至於「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民」原本是指族邦時代的統治宗族成員，是指族邦「公民」，是族邦的主人，和編戶民之「民」是兩個概念，不能據此抽繹出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含義。
三是脫離社會實踐討論思想變遷。這裡說的「社會實踐」是指「思想」對社會發展發生作用的過程和結果，包括思想家的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思想」是行為的指南，研究思想史，自然要把思想者的思想與思想者的行為統一考察，同時考察「思想」的社會作用。古代思想家的共同點是以維護王權(皇權)為中心，以教化「他人」為己任。「思想」的作用則主要通過國家權力實現，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社會行為的規範，等等。而就思想者而言，則是通過個人的知與行所體現的價值實現，這就要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考察思想的歷史內涵，而不僅僅是就「思想」論「思想」。而現實的諸多研究，恰恰相反，既不考察「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也不考察「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既看不出「思想」與現實社會發展的互動，也看不到思想者是如何踐行其思想內涵以及踐行的效果怎樣，「思想」和「社會」兩張皮，「知行」在理論上統一，有著完美的主張，但對實踐中的兩分或者背離則視而不見，所以面對為何中國古代思想確實令人讚歎、為什麼「復性人格」成為國民性格特點而在官僚士大夫身上尤其突出等疑問時，回答蒼白無力，只好避而不談。要知道，這些官僚士大夫都是社會精英，是儒家思想的積極提倡者，都飽讀詩書，廣義地說，個個都是「思想者」或者「是有思想的人」，有的本身就是純正的「思想家」。他們不僅有「思想」而且掌握公權，不僅自身應該身體力行，還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在相應層面上通過手中權力把自己的思想主張變成社會行為，為什麼在歷史上這樣的思想家是那樣的屈指可數？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兩分，要求「他者」知行合一，自身則躲在仁義的背後唯利是圖。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數不勝數，也包括備受推崇的大思想家、大文豪。榜樣的作用是立竿見影的，既然思想者自己不踐行自己的主張，官員們更是只要求平民百姓遵守綱常、實踐倫理，「思想」的實踐效果是有限的。現在人們仍然把「思想」和「實踐」兩分去研究思想史，是無法真正地揭示思想與社會發展關係的，降低了思想史研究的認識價值。
三、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則
中國傳統史學的目的是「資治」，研究「歷史」也好，研究「思想」也好，目的是總結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這種「資治」史學是以維護現實統治為目的的，是建立在現實統治合理性、正義性的前提下「選擇歷史」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則以對現實、過去分析為基礎，揭示社會發展內在邏輯，建立美好社會為目的。這個「美好」的標準就是以公正、公平為基礎的「人」的生活質量的提高、以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相統一為標尺。這要求史家以背負青天往下看的視野，在求真的基礎上，洞察社會變遷的究竟所以，跳出任何政治的、價值的預設，冷靜、客觀、科學地分析古往今來的究竟所以，考察「人」——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的生存質量的演變及其原因。首要任務是考察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控制，生產、分配及其指導原則，分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及其對「人」的生存質量的影響，而後才談得上其他。思想史研究是歷史研究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承擔著這一責任。如所周知，史學研究是史家對歷史存在的考察，帶有主觀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作為歷史存在的「思想」本身就是主觀的產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觀性更加突出，對思想認識的千差萬別，原因就在這裡。然而，「思想」作為歷史的存在，其內涵和影響不會因為研究者認識的差異而改變，思想史研究的任務就是儘可能準確地把握這個存在。達此目的，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把握思想與社會的關係，將思想者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考察其社會基礎和歷史基礎，力戒就思想論思想之弊。前已述及，「思想」屬於上層建築，高高地懸浮在意識形態層面，看上去和經濟基礎特別是物質生產與分配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思想家生活於現實之中，所思所想無不受到現實價值觀念、物質利益、社會地位的影響，思想家提出的各種主張，無不來自於對於社會生活的實際感受，直接間接地帶著階級或者階層的歷史印記，因而思想與社會是辯證的統一體。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釐清思想家所處的時代特點、思想家的社會地位和面臨的問題，考察思想家個人及其群體對該思想主張的實踐情況。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觀追求與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才能真正認識到思想對當時社會提供了什麼樣的規範和支持，又在哪個層面為現實社會提供了辯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統把握思想家的思想體系，將其體系置於歷史的長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認識其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張相互連貫，互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遺產，又為後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礎，同時有著具體的時代特徵。同一主張、同一概念的內涵和功能因時而異，這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必須科學分析其具體含義，完整準確地理解其思想體系，才能不違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觀性突出，研究者的愛好、情感、價值取向直接影響著研究結果，同一個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認識，司空見慣。但是，思想史畢竟是歷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觀性，並不能隨意剪裁、望文生義。思想家之所以成為思想家，就是因為有著自己的思想體系，其理論、主張、邏輯、概念，有其具體的含義和指向，準確理解、系統把握是必須遵守的先決條件。否則，寫出來的思想史著作，名為「思想史」，實際上和歷史的屬性相悖。
第三，站在時代高度，自覺分析今古。思想的價值就在於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張各不相同，但關注現實、論證現實或者批判現實則是相通的，和古人對話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關注現實、批判現實的責任擔當。這要求研究者有關注現實的自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這個責任和使命，不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尋找、論證現實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裝現代人的頭腦，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於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以現代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為核心，以科學的理性，分析現代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面向未來，明晰「現代社會」下民眾需要什麼樣的生活，應該有什麼樣的生活，怎樣實現民眾所需要和應該有的生活。從這個時代高度出發，在和古人對話中，才能理性地也就是以常理、常情、常識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變，自信才有科學基礎。
雖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因人而異，但既然是「研究」而不是創作，基本原則、基本規範應是一致的。至於如何運用，則在於個人取捨了。
作者臧知非，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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