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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凌:現代新儒家的重建與突圍

提要:

一、四千年來儒家的四次轉化

二、曾國藩是現代新儒家的揭幕人

三、康有為謀求現代新儒家的制度轉換

四、現代新儒家哲學上的突破

五、現代新儒家學者諸賢略說

六、21世紀現代新儒家的突圍

21世紀轉眼就過了18年,新中國建立也接近70年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前所未有的發展,而我們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卻依然處在風雨飄搖當中。商業經濟所形成的市場人格,幾乎已經吸收了東西方所有的糟粕和毒氣,我們的心靈,依然處在焦灼和無助的狀態。古聖之道已遠,今世之經未立,當代價值觀念依然停留在空洞口號和浮華當中,曾經佔據中國兩千多年的聖賢文化如何在新時代發揮自己應有的能量呢?我們的心靈需要如何安放呢?儒釋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大價值系統,素來是以儒家文化作為中心的,當代社會,現代新儒家如何重建?如何實現邊緣突圍呢?

四千年來儒家的四次轉換

何謂儒?古代的儒是指通曉和連接天地的人,也是指人之所需的學問。《漢書》對儒家的定義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

最先被儒家推崇的是堯舜,特別是舜,舜帝是儒學的源頭和開創者,舜帝以孝為本,執其兩端,以中道為用,開啟了中華文化的道德文明。文王之後,武王咸與維新,周公制禮作樂,是儒學的實際奠基者,儒家在周初確立了以禮樂為秩序和核心的王道政治。

孔子深入研究夏、商、周之精華,立人之道,曰仁曰義,繼善成性,在周公禮樂文明的基礎上,強調以「仁」為心,建構了「仁禮樂」為核心的大同式理想社會,孔子是儒家文明的真正創始人兼集大成者。孟子以民為貴,倡導仁政,強調心志之義儒,其「性善論」首開儒家修身之門,並以大丈夫精神塑造了中華文化的人格精神。荀子善導經驗於人事,深刻認識到人心之惡,以「禮法」入儒,系統構築了理性實用的儒家禮樂文明。

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可以被稱作儒家第一代,是儒家的最初構成和典範,因此,他們也被稱作中國的聖人。這個時代的代表作有《論語》《春秋》《孟子》《荀子》等。

董仲舒化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入儒,建立了以「天人感應」和「大一統」的神道儒家,使儒家文化成為帝王集權的理論依據,並取得了百家獨尊的地位。爾後,揚雄、鄭玄等成為這一時代的經學代表。

董仲舒、司馬遷、鄭玄等可以被稱作儒家第二代,即儒家名教(神學經學)時代。代表作為《春秋繁露》《史記》等。

王通以「策」入儒,獻太平之策,言六代得失,融「王道霸略」為一體,通三教,究天人,可謂開「通儒」先河。韓愈力闢佛老,連接儒家道統;李翱強調復天命之性,開啟新儒家心性範式。但他們都沒有開啟儒家新時代。

直到北宋,周敦頤援道入儒,建立「由無極而太極」的理學宗式,成為儒家理學開創者;張載援「大心」入儒,以「氣」為本為宗,旨在化佛道,成萬物一統之仁;程顥強調「天即理」和「盡性知天」,建立了以「敬誠」基礎的「傳心」之儒;程頤更以「窮理」「定性」為使命,以「存天理,滅人慾」為號召,成為理學的奠基者;陸九淵提出「心即理」,開啟儒家「六經注我」的心學之源;朱熹融合北宋五大儒,旁采佛道,建立了更為龐大的以「理本論」為基礎的新儒學體系。

周敦頤、張載、朱熹等可以被稱作儒家第三代,即儒家理學時代。理學是儒家哲學化的開始,是儒家心性上的大提升,代表作有《通書》《西銘》《四書集注》等。

王陽明融「儒釋道」為一體,化禪入儒,以「致良知」為終極哲學理念,強調用佛道本論之無來完成儒家生生之有,成為儒家心性論的最高峰。爾後李贄、黃宗羲等進一步拓展和完善了心學心性系統。

王陽明、李贄、黃宗羲等可以被稱作儒家第四代,即儒家心學時代。代表作為《傳習錄》《明夷待訪錄》等。

自陽明子之後,以「實學」為基礎的東林學派佔據社會主潮,儒學形而上的理想主義色彩漸趨淡泊,以至於逐漸被「實學」的光環籠罩。中國儒家自東林學派之後,進入實學階段,顧憲成、王夫之、顧炎武是其中代表。進入清朝後,儒學進入考據時代,再難以有儒家氣象和儒家真精神可言。而以周太谷為首的「太谷學派」通過吸收佛道修鍊方法,使儒家進入潛流暗河時期。

實學之後,即是無學,儒家面臨空前危機。

曾國藩是現代新儒家的揭幕人

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學潮水般湧入,儒家實學碰到西方科學為根基的器物(船堅炮利),立馬顯得相形見拙。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屬於傳統儒家到現代儒家過渡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傳統儒學逐漸解體,現代新儒家開始孕育,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及思想家在西方文明衝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中西方文明碰撞交融,一部分先行者開始關注中西文化的互用問題。這一代(即第一代)為龔自珍、林則徐、魏源、馮桂芬、郭嵩燾、曾國藩、王韜、張之洞、鄭觀應等。龔自珍提出「通經致用」思想;魏源提出「先秦儒學正宗」論斷;馮桂芬提出「中經西緯」「中本西輔」思想;郭嵩燾提出「西學中源」之說,主張先器物,再制度,再文化觀念的現代化思路;曾國藩「倡誠復命」,「折中朱王」意欲還原道統,而在器物上學習西方;王韜提倡立足世界主義看中國,唯中國文化不可改變;張之洞則直接提出:「中體西用」觀點,鄭觀應提出「器可變,道不變」,並進一步提出由「農耕到工業商業時代」的漸變論。這一時期的傳統學者們,都在被迫對傳統封建專制以及儒家進行重新思考,並試圖謀求一種解決方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洋務運動」是主要社會產物。《海國圖志》《校邠廬抗議》《曾國藩家書》《勸學篇》《盛世危言》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從1840年到1898年的六十年,是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而以儒家作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代表的是農耕文明,也面臨新時代工業化的現代轉換。何謂現代化?所謂現代化是一個整體形式的轉化過程,包括從農業到工業化的轉換,從工業技術到制度管理的轉化,最後到整體文明的轉換。儒家作為中華文化傳統的總代表,無疑面臨一個現代儒家化的過程。我們知道,近代化是一個偽命題,它其實就是現代化的先聲。新儒家的現代轉換有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漸進的過程。以曾國藩、張之洞為首的洋務運動,開啟了現代新儒家從器物上更新的先河。這個層面上說,曾國藩無疑是現代新儒家的開山祖師,他的核心思想是「求誠」「器物救國」,他和張之洞為代表,最後形成以「中體西用」為核心的現代新儒家發展觀,通過身體力行、知行合一,「師夷長技以制夷」,從器物上開始,「自強、求富」,採用西方現代科技,成為現代新儒家的揭幕人。

康有為謀求現代新儒家制度的轉換

由康有為發起的戊戌變法是一場不成功的制度變法,而它的影響和改變卻主要表現在對中國思想界的振動。從1898年的戊戌變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傳統儒家到現代新儒家過渡的第二階段即變奏和融合階段,這一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即第二代)為廖平、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王鳳儀、段正元等。廖平經學尊今抑古,開啟了近代經學的先河;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思想開始,儒學其實已經帶有明顯的西學特徵。康有為提倡「以西化儒,儒西並尊」,主張以禮治國、儒法合流。譚嗣同把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融會一體、形成了雜學的仁學體系。梁啟超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但最後又主張在文化上回歸傳統。孫中山立足於西方共和,其實質還是籍中國之古創製,他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照儒家體制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提出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並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章太炎認為應該「以儒為本,以百家為末」,有儒家惠能之稱的王鳳儀大辦女學,主張以「勤懺悔、多改過、認不是」作為儒家更新人生的手段,在東北影響很大,後被日本操控和利用。段正元被稱作「當代孔子」,他提出「天下為家、各國平等、人人自由的真正世界大同」頗有特色,他主持的「道德學社」影響人數達幾十萬以上。這一時期的核心代表為康有為、梁啟超、段正元,「民主、憲政、共和」是這一時代的關鍵詞。康有為,通過托古改制,引進西方憲政,為現代儒家開啟了制度革新之門,直到現在都值得借鑒和深思,同時,他晚期提出的儒教救國,並建立了「孔教會」也為現代儒家提供了發展方向性的樣本,他是現代新儒家的核心巨子。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大同書》《仁學》《新民說》《建國方略》《三民主義》《道德學志》等。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近六十年,是中國典型的亂世,雖然有眾多的有影響力的名人志士和思想家出現,但真正的儒者非常之少,也沒有真正有深度謹嚴的儒家著作出現,即使有王鳳儀、段正元這一類衛道士出現,但是摻雜了許多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真所謂「亂世無儒者」,這一階段只是在西學的強大攻勢下,被動的粗淺的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沒有形成真正有深度的純粹的儒學思考,只是開啟了現代新儒家的先聲。

現代新儒家哲學上的突破

通常所說的現代新儒家指在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由於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一批學者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恆的價值,力圖在當代中國恢復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重建儒家的價值系統並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

20世紀20年代後的現代新儒家,只是一個學術思想流派。屬於狹義上的現代儒家,也就是說屬於現代儒家的哲學轉換,也是轉換的最高時期。

我們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和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國整體文明以及知識的總集,也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核心。因此儒家的轉化也必須是全方位的。現代新儒家到第三階段後,是思維和價值觀念的轉換。它的前提必須是器物(科學技術),制度(民主共和)後的最後提升,即文化提升,也即哲學和價值文明的提升。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帶來整個社會的綜合提升,這樣,現代新儒家才能在當代找到它的存在價值。

我們依然處在現代新儒家的整體轉化的歷史長河中,因為無論是器物(即技術)革命,還是制度(民主、共和),我們都在艱難的漸變當中,而儒家整體現代化提升,也必將任重道遠。

現代新儒家知識群體誕生的標誌基本可以認定是1921年學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學衡雜誌的創刊,這個以純學術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國文化的精粹,引發了新儒家哲學思辨的興起。

現代新儒學的知識群體的誕生從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等通過系統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各類學派,通過西方思維觀念和哲學方法對儒學進行現代形而上的重構,形成不依附於宗法政治制度的獨立的儒學學科。

現代新儒家在哲學上突破後,和傳統儒學的區別在於,一是不再像傳統儒學依附於國家政治制度和君王王道;二是不再遵循「家國同構」的農耕式仕進文明;三是把廣大社會人群眾作為推廣和教化對象;四是注重在學養上提升和哲學科學的建構;五是注重文化傳統形成聖賢精神氣象。

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東美所說:「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牟宗三說:「凡是願意以平正的心懷,承認人類理性的價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東西(包括哲學思想、觀念系統、主義學說、政經活動等),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

現代新儒家的共同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釋、道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內,從而肯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

新儒家的學說被稱之為「新儒學」,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並稱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國現代文化新傳統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的心性之學,把它看作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新儒家的學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哲學,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認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陸、王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道統」;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西方文化吸納和會通。

現代新儒家知識群體,比較強調道德的作用,比較注重形而上的純粹理論,廣泛吸取道家玄學,佛家唯識論以及西方的直覺論,從整體上來說帶有唯心論傾向。整體特徵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於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整個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現代新儒家哲學詮釋群體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屬於沉寂階段,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其中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曾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在學界有一定的影響,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則是邊緣的。20世紀90年代後,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儒家更是成為一種文化保守傳統,逐漸被人所淡忘。直到21世紀後,隨著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發展,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強力一環,文化成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發展方向,儒家文化再次顯現生機。

現就20世紀20年代後的現代新儒家諸賢做一簡要介紹——

現代新儒家學者諸賢略說

20世紀20年代後,現代新儒家進入學者輩出的時代,使得中國現代新儒家邁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即知識文化和哲學理論的高度。

通常,被公認有影響力的現代新儒家學者有以下諸賢: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馬一浮、錢穆、方東美、賀麟、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

熊十力(1885-1968年),新儒家哲學學派開山祖師,國學大師,中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與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共同構成了現代新儒家學術的主幹力量。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哲學觀點以佛教唯識學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體,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十力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的基礎。他的「體用不二」之論,成為整個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和「保內聖,開新外王」的濫觴,亦成為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面對西學的衝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梁漱溟(1893-1988年),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學大師、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是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一生著述頗豐,存有《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唯識述義》《中國人》《讀書與做人》與《人心與人生》等。他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

張君勱(1887-1969年),中國政治家、哲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近現代學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為「玄學鬼」。曾參與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參加國大。被稱作《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國民黨入台後,張君勱在海外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以「第三勢力」自居,並發展成「東方文化救世」的立場,張君勱關注中國憲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理性的政黨以教化人民,從而能真正確保中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張君勱認為,儒學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知識應該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否則,這樣的知識就是有問題的。

馮友蘭(1895—1990年),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馮友蘭確立了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成為現代新儒家「新理學」重鎮。

馬一浮(1883—1967年),中國現代思想家,國學大師、一代儒宗。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為「新儒家三聖」,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被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他認為,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攝於「六藝」之中,即所謂:「國學者,六藝之學也」。他還認為,「六藝」也可統攝西來的一切學術。「一切道術皆統攝於六藝,而六藝實統攝於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

錢穆(1895-1990年),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錢穆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大陸、香港、台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方東美(1899-1977年),一代哲學宗師,也是位傑出的愛國詩人,被譽為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上的「東方詩哲」 、現代著名哲學家,新儒學八大家之一。 1921年赴美留學,獲威斯康星大學碩士學位。方東美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為學術主旨,始終能以開放的胸襟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流派,并力圖貫穿古今,統攝諸家之學。他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學、新儒學看成中國哲學的四大傳統。為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轉折指點了一條全新的路徑。他深入中西哲學的堂奧,融匯百家,又最終回歸於中國文化本位,並創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哲學系統。他吸納中國古代的生命哲學思想,又揉合現代西方柏格森、懷特海哲學,乃至古代華嚴哲學,以儒家的《易經》哲學貫通之。

賀麟(1902-1992年),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黑格爾研究專家、教育家、翻譯家。「新心學」的創建者,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賀麟對西方哲學有很深的造詣,對黑格爾、斯賓諾莎、懷特海等西方近現代哲學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國哲學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張「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認為「不可離心而言物」,認為以孔子、孟子、《詩》教、《禮》教、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提出應該從哲學化、宗教化、藝術化三條途徑出發,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長處,來改造、補充和發揮儒家學說,以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代表作有《近代唯心主義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等。

徐復觀(1903-1982年),新儒家學派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曾任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擢升少將。1944年謁熊十力先生於重慶北碚勉仁書院,並拜入其門下。在熊先生的開導下,重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並從自身的實際經驗中,體會出結合中國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國的理念。徐復觀在先秦兩漢思想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主張要在中國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銜接的內容,力圖揭示歷史上個人主義與專制政體、道德與政治的對立和衝突。他特別重視從傳統深處發掘其內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國固有的人文精神轉化為民主科學。可以說,徐復觀是中華民族文化根基的執著守護者。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思想史論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等。

唐君毅(1909-1978年),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1949年4月,唐君毅遠赴香港,與錢穆、張丕介等創辦新亞書院,併兼任教務長、哲學系主任等職。唐君毅先生一生致力人文精神的重建與發展,其學問體大思精,長於辨析又善於綜攝,馳騁於東西方哲學之中,而歸於中國聖賢義理之學。他以維護中國文化,宏揚孔子之道為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是新儒家學派中一位承先啟後的重要健將。代表作有《人生之體驗》《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等。

牟宗三(1909-1995年),被譽為近現代中國最具「原創性」的「智者型」哲學家,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響很大,他較多地著力於哲學理論方面的專研,謀求儒家哲學與康德哲學的融通,并力圖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代表作有《心體與性體》《才性與玄理》《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匯通》《現象與物自身》《佛性與般若》等。

以上11位現代新儒家學者,或主張融合儒釋道為一體,援佛入儒,融合陸王心學、佛教唯識宗名相學說。或主張在中國本位文化中開出民主和憲政的新枝,或主張借鑒西方康德、黑格爾、柏格森、懷特海、斯賓諾莎,形成和西方學術同等價值系統的現代新儒家哲學觀念,建立起了以「良知」價值主體為核心的道德形上學的心性學,力求發揚傳統儒學中的心性理論,適應科學與民主的新潮流,以創立新的儒家思想體系,極大的豐富了現代新儒家在哲學思維上的突破和發展。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器物製造現代新儒家,康有為為首的制度憲政上的現代新儒家的極大補充和創新。通過曾國藩、康有為以及現代新儒家諸賢的努力,現代新儒家在製造、制度和哲學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價值系統。

接下來的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發展,現代新儒家如何根據當代社會現狀形成新的系統,正面臨新的機遇和突破。

21世紀現代新儒家的重建與突圍

通過以上我們知道,現代新儒家雖然在器物、制度、以及文化思想上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完成了自己局部的修正和圓融,但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隨著商業化、城市化的進一步加深,儒家文化依然處在邊緣位置。

21世紀的現代新儒家,號稱新儒家第三代,分別有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蔣慶等學者在接過前一代的價值之棒,繼續前行。

劉述先,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曾先後在台灣東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執教。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他的專長是西方文化哲學、宗教哲學與中國儒學,以發掘儒家思想的現代意涵為職責,努力促進傳統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成中英是著名美籍華人學者、世界著名管理哲學家,被公認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長年致力於在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哲學,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了做出巨大貢獻。杜維明,是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但著重詮釋儒家傳統,確立了對儒家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向,將儒家文化置於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力圖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利用現代西方哲學的新思潮詮釋中國傳統哲學。提出「對話」理論,在超越的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經濟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伊德對話,力圖謀求人文價值與科技成果的平衡。主張發展儒家資本主義,認為儒學有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以上三位為海外現代新儒家的代表。

大陸現代新儒家在學術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蔣慶通過《公羊學引論》等著作,主張回到康有為,重新舉起「政治儒學」的大旗,認為中國「王道」政治優於西方之民主,中國未來之出路在儒學之復興。蔣慶先生成為大陸現代新儒家的儒林領袖。很快,現代新儒家諸多學者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各種民間的、官方的、學院的齊頭並進,如郭齊勇、陳明、余東海、秋風、杜鋼建、康曉光、李明輝、蒼山牧雲、陳來、敬誠齋等對新儒家學說各有詮釋、創新和傳揚。21世紀的現代新儒家,儼然又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但21世紀的現代新儒家,如何實現真正的突圍呢?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不做口頭現代新儒家,要切切實實的從思想和理論上去建構,在學術上去傳承,在深度上挖掘,在社會上去實行。不能把儒家文化僅僅當作一種理論或者說一種晉陞和贏得社會聲望的時髦。

二是充分借鑒四千年來儒家文化的變遷和轉化,了解每次轉化時學術宗師的能力及方法,諸如董仲舒對諸子百家的融會貫通,周敦頤對儒釋道的和合,王陽明和事功的結合,並依照當代實際情況,找到一條可以轉化的切實可行之路。

三是通過深度了解近代以來儒學轉化的曾國藩、張之洞等的「中體西用」價值觀,結合他們的事功,充分把握儒家終極價值觀「三不朽」的核心,推出儒家完人為時代榜樣,在當今商業社會形成集聚效應。

四是通過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時的憲政的深度挖掘和再次傳揚,結合中國式改革渠道,找到共和國的王道憲政之路,同時對康有為的「儒教會」也需要深入實行和再次發揮,做到多管齊下。

五是充分借鑒民國時代王鳳儀、段正元等民間儒者的方式方法,在學術上圓融,在修行上補充,在民眾中形成呼之欲出局面,以形成全方位的綜合的現代新儒學轉化。

六是通過現代新儒家學者八大家哲學思維觀念的總體把握和深度挖掘,結合海外儒家的世界化形式,和當代風起雲湧的民眾儒學浪潮,形成一種相對完滿的儒家觀念系統。

七是綜合運用現代化傳播工具,形成傳統文化無孔不入局面,而儒家文化的價值自然呈現。如儒化官員,興辦學校,成立學社,爭取特區,創辦媒體,學習佛教慈濟宗,形成別具現代風味的現代新儒家。

八是充分把握古聖先賢的天人合德哲學觀,「仁義禮智信」五常價值觀,通過對聖賢智慧的挖掘和頌揚,在社會上廣泛建立儒家人的行事觀、價值觀、道德觀、世界觀、人生觀。做到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建天下者,捨我其誰?」古聖先賢的箴言猶在,我輩當以天下為己任,前赴後繼,繼往開來,儒家大同世界終究會到來。

敬凌簡介:

文化推廣者,學者,心學家。湖湘人,南嶺居。古聖賢文化的追尋者,新傳統主義的創建者。意欲通過誠、定、通重建中國人的心體和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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