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思想文化史方法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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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以下略稱思想史）方法論問題十分複雜，涉及到諸多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中國學術傳統與西方學術規範，甚至涉及到史學思維和哲學思維乃至學術門派等方面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筆者的學術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受業於既從事過思想史研究也從事哲學史研究、既出版過思想史著作也出版過哲學史著作，被認為是哲學史面貌而思想史實質的李錦全教授。筆者也曾給研究生講授專業必修課「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多年，指導過數十篇博士學位論文。故此，在這裡概略地談談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這些認識僅是從方法論角度而發的隨感式的交流，而非高深的理論思辨或系統的高頭講章，目的在於就教於方家，並期盼引起同行研討。
本文的題目是「關於中國思想文化史方法論的思考」，筆者既是中國哲學專業的教授，中國哲學史研究者，又傾心思想史的研究，還出版過《中國文化概論》《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哲學省思》《中國傳統文化探討》之類的文化著作，故而以「思想文化史」為論題來討論。那麼，可能有人會問（其實我自己也經常問自己）：究竟是思想史？哲學史？還是文化史？抑或是思想文化史？這本身就值得深思。
業界同行熟知，在學術界長期的研究實踐中，思想史就是思想史，很清楚。經典性的思想史著作，首推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庫等老一輩學者的《中國思想通史》。該書內容宏富，卷帙浩繁，5卷6冊，內容包羅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從殷周到清中葉的思想發展，作者都做了材料翔實而又觀點鮮明的闡釋，「思想」的主線貫穿始終，是公認的闡釋中國思想史的名著。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出版50年後，有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全套書共6卷9冊，內容涵蓋先秦到明清。有評介說：這套書涵蓋了對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各個重要時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學說的闡述和研究。該套書對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以來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進行總結，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進展；以思想學說為契入點，努力揭示思想意識產生的學術土壤，嘗試對中國思想史的演變歷程及其主要內容提出更加符合中國文化原貌的解析，使中國思想史成為真正在中國學術土壤中生長發育的歷史；注重思想與文化發展的關係，力求揭示各個歷史時期思想觀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滲透與表現。在這裡，思想與文化已經連接起來，而且提升到了交融互動的地步。
對侯外廬和張豈之先生的思想史著作形成補充和進一步發明的，是葛兆光先生1998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該書出版後曾引起轟動，主要在於作者的思想史觀和方法論與此前思想史著作不同。葛兆光先生強調思想史研究不能停留于思想家的思想或傳統經典的思想，而要注意到人們的生活世界中作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一種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這種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是在人們判斷、解釋、處理面前世界中真正起作用的東西，「而這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的延續，也構成一個思想的歷史過程，因此它也應當在思想史的視野中」。有學者肯定說：正是這樣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使葛兆光超越傳統的思想史研究，「為學界提供了無論從內容到方法都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史著作」。我覺得這個評價符合實際。
不過，坦率地說，就漢代思想特別是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而言，葛著與人們熟知的那些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我不是要貶低葛著的價值，而是想說，思想史研究的觀念和方法論的創新，處理得當，固然能夠帶來突破性的創新成果，但並不是一定能夠甚至必然徹底推翻此前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論的價值。誠然，在思想史研究中，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需要重視，但精英人物（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和傳統經典的思想，並不因此而被遮蔽，照樣值得研究，只不過我們應當是在開放創新的思想史觀念和方法論境域中研究而已。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當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之一，就是在傳承中創新。實際上，葛兆光先生並不否認思想史研究中對於精英和經典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只不過他認為如果思想史只是寫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經典，是遠遠不夠的，那樣將會導致思想史變成懸浮在思想表層的歷史，如果一次一次重複，思想史就會成為「層層積累」的歷史。葛兆光先生這個見解是深刻的。從思想方法和文化結構論文化價值論的層面看，葛兆光先生從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層面探討思想史，實際上已經是一種「思想文化」的研究了。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思想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以「思想文化」為標識並以其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史論著開始出現。張豈之先生的個人著作《中國思想文化史》是代表性作品。該書按照歷史發展階段，分別論述了中華文明起源、周代禮樂思想、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兩漢經學、魏晉玄學與南北朝宗教思想、唐代儒釋道的滲透和中外文化交匯、宋代王安石的新學和理學、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以及明代文獻學和清代考據學，近代中西思想撞擊和中體西用，以及維新變法和革命浪潮對思想文化變遷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張豈之先生這本書的書名已經不是襲用傳統的「思想史」概念，而是加上了「文化」理念，即「思想文化史」。顯然，從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到個人專著《中國思想文化史》，張豈之先生和他的思想史研究界的同道們越來越重視文化，重視思想與文化的關係，重視思想觀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滲透及其表現。
與張豈之先生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相映成趣，一批思想史研究學者越來越聚焦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由桓占偉、李恆主編的《中國思想文化史論集》，其主要篇目有《漢代儒學的經學化進程》《觀念社會化的神秘力量——義觀念在戰國時代的下移及其社會組織作用》《「問題」與「主義」：兩種思想譜系的歷史演繹——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看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學界和哲學界的兩篇博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桓占偉博士的學位論文題目是《在觀念與思想之間——論先秦義範疇之生成》，2014年答辯。中山大學哲學系魏勇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先秦義思想研究》，2009年答辯。桓占偉的博士論文主要章節是：從祭祀程序到政治準則（殷周時期義觀念生成的歷史考察），義以出禮、義以生利、允義明德（春秋時期義觀念統領地位之確立），夫子之道「義」以貫之（「義」在孔子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觀念社會化的神秘力量（義觀念在戰國時期的下移及其社會組織作用），百家爭鳴中的共鳴（戰國時期義思想的豐富與發展），從未思之物到致思之花（先秦義範疇生成的理論考察）。桓占偉論文的旨趣是：研究義觀念和義思想發生髮展和演變的整體線索，分析二者之間相互轉化和相互影響的關係，弄清義的觀念化和思想化發展進程，從而探討先秦義範疇生成的內在歷史規律。而魏勇的博士論文主要章節是：義的淵源（五帝表義、禮文義質、義生禮作），義的嬗變（禮崩義失、義乃國利、義為廣德、義以建利、詩書義府），義本心性（君子之質、人道之表、善性之端），義源天理（義自天出、義者循理），義的失落（義戰不義、絕仁攘義、抑義就公），義的重建（天下之利、義為道義、忠職守信、萬事之紀）。魏勇論文的摘要說：義是縱穿先秦哲學史，橫貫先秦諸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範疇。義作為公共價值，是人類族類本質的理想體現。論文以先秦義思想的形成發展流變為主線，以諸子思想為考察點，分三大部分對義思想進行了研究。上篇主要論述義從五帝到春秋的源流嬗變，中篇主要論述諸子對義進行的形上求索和形下的落實，下篇主要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分析義思想的應然性與社會現實的實然性的反差及其原因所在。結語部分對先秦義思想本質給以評價和分析，並略論其當代啟示，認為先秦時期義思想的發展變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重公輕私、重義輕利的特質，這對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樹立正當的價值觀、培養公民的社會規則意識、增強義務自覺、培育公共理念有積極意義。不難看出，一南一北、一史一哲的兩篇研究先秦義思想的博士論文，都從歷時性的一面考察義思想（觀念）的形成和演變，都從共時性的一面探討義思想（觀念）的內涵、特質和作用。差別在於一個是史學思維，一個是哲學思維，這在章節標題的概括提煉方面比較明顯。但二者的共同性或者本質性相似，就是都重視思想發展與文化發展演變之間的關係，是從文化的框架和視野中探討思想，從思想演進中闡釋文化。因此，可以從本質上講，兩篇論文都是「思想文化」範疇的成果，屬於「思想文化史」研究。
饒有意味的是，早在1983年11月，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和西北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首屆「全國中國思想史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有幸與會），會議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思想史和哲學史的關係。會上形成一種觀點：就研究的內容和範圍而言，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三者是一個同心圓，哲學史最小，在同心圓的內圈；文化史最大，在同心圓的外圈；思想史居中，在同心圓的中間。此時，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復旦大學正在籌劃編輯出版後來影響甚大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會議閉幕式上，中山大學李錦全教授做了《試論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聯繫和區別》的主題發言。他認為，思想史主要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反映或提出解決當時社會矛盾特別是社會矛盾焦點的各種思想，因而可以說「思想史是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矛盾的認識發展史」，著重闡述各個學派分合和思潮起伏的歷史進程。而哲學史則主要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用理性思維形式表達的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的認識，是根源於社會矛盾卻主要表現為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而展開的認識辯證運動，因而可以說「哲學史是各個歷史時期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哲學史著重闡釋哲學發展的本質矛盾和內在規律。思想史和哲學史的區別是：「前者研究的對象和著重點，是思想流變發展規律的歷史進程，後者則是理論思維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本文作者李宗桂
與思想史和哲學史研究緊密相關的，是文化史研究。出版於1949年以前至今不斷重印仍有深刻影響的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是典型的史學寫法，姑且不論。20世紀80年代文化研究熱潮起來後，馮天瑜、周積明、何曉明合著的《中華文化史》，本質上是以思想史為基礎為軸心的文化史，在我看來，是典型的「思想文化史」。我在中山大學哲學系給研究生開設「中國文化史」課程，20多年來都是使用該書作為主要讀物、講課依據（我一直反對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樣有所謂規範性教材，故沒有將任何著作列為教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我認為該書有很強的方法論自覺，重視文化學理論，重視「文化生態」（地理背景、經濟土壤、社會結構等）問題，重視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和邏輯發展，線索清晰，史論結合，觀點鮮明，理性客觀，適合研究生閱讀。該書的文化，蘊含著深刻的思想，而其彰顯的思想，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因此，我一貫將其看作「思想文化史」範疇的成果。
按照上面的講法，現在問題就來了。人們會問，「思想文化」屬於什麼學科、什麼專業？究竟是思想史、文化史，還是思想文化史？回答是明確的：思想文化史。既不是一般意義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和文化」的歷史，而是思想性質的、蘊含著思想的文化史，是體現著文化內涵的、昭示著民族文化特質的思想史，合而稱之為「思想文化史」。它既是歷史的，又是思想的，更是文化的。它不屬於或者說不局限於現有學科分類中的任何一個學科，而是範圍包羅甚廣，內容極為豐富的綜合性學科。
我們說「思想文化史」屬於綜合性學科，並不是隨意強辯，而是由它的內在特質和研究實踐決定的，同時也是有學術研究的管理規範依據的。在我看來，上述列舉的諸多論著，都屬於思想文化範疇。學術界近年來關注思想文化研究，從多學科結合、跨學科整合的角度，做了不少有價值的探討。前述以「思想文化」命名的著作，就是明證。跨學科研究的實踐，典型的有南開大學組織文史哲學科共同探討「思想文化史」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報載：2006年8月16日，由南開大學主辦的「中唐以來思想文化與社會演進」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海內外文、史、哲等學科專業的110多名知名學者匯聚南開，圍繞大會主題展開探討。本次會議由南開大學「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發起，旨在通過共同探討中唐以來思想文化與社會演進的互動軌跡，實現通過多學科、多領域參與，發掘學術潛力，開展開創性的學術研究。通過跨學科、跨文化的學術對話，共同研討中唐以來中國思想與社會的互動演進問題，求索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貫通研究的新途徑。筆者當年有幸參加了這次盛會，深感「中唐以來思想文化與社會演進」是個好題目，好就好在調動國內外文史哲研究力量來研討「思想文化與社會演進」。這是11年前的事情，至今值得總結。
就國內學術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陣容來看，侯外廬學派中的領軍人物張豈之先生論著的宏闊精深，姜廣輝教授的《中國經學思想史》展現的深厚的歷史感和深邃的思想性；以王權主義學派名世的劉澤華學派的文化自信和歷史擔當，特別是以劉澤華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的王權主義》《中國傳統政治思維》《中國政治思想史》《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等為代表的著作，關注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以及政治體制社會機制的關係，深刻剖析其歷史影響，屬於典型的思想文化範疇的研究。
從現有的學科學術管理體制來看，教育部目前是把文化研究（自然包括思想文化研究）看作綜合性研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多個文化研究的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在學科歸屬上，就是明確放在「綜合研究」類別。幾年前，由時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教授主導並擔任第一首席專家的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課題《中國文化概論》，就是作為綜合性研究課題進行的（筆者忝列首席專家之一）。參與該課題組的學者來自哲學、史學、文學和法學等不同學科，同一學科的學者，來自不同的專業，既有中國哲學也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有史學理論也有經濟思想史，既有中國古代文學也有現代文學，還有法學、美學。真正是綜合不同學科專業，進行綜合創新式的研究。
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科學思想、法律思想、軍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張榮明先生據此進而指出：「思想史學科具有包容性，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我認為這種說法理性客觀，符合實際。
在我看來，說到底，思想史本質上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反映，是民族文化的思想形態，故而宜稱為思想文化史，至少，應當從思想文化的層面展開對思想史的研究。
我們清醒地知道，今天的時代是改革創新的時代，我們應當對學科劃分過細、拘於一隅而不見全局的蘇聯學科模式進行再突破，對西化模式和思維要突圍，衝出學科劃界的牢籠，衝破歷史學的思想史、哲學的哲學史的藩籬，走多學科結合、整合的道路，實現跨學科的研究，把思想史、社會史、認識史、文化史結合起來研究，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應走的道路，應有的方法論立場。
END
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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