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京出生並度過童年的女孩，作為德國大使夫人重返故地，發出很多感慨
柴野
《憶海拾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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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代
艾麗卡 · 修德（Erika Sch?del）
1931 年12月出生於北京並在那裡生活到14歲，艾麗卡的父親當時在北京經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6年，美軍將艾麗卡一家從北京遣返回德國。1980年，艾麗卡的丈夫君特·修德（Günther Sch?del）前往北京就任德國駐華大使，艾麗卡隨夫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從1980年到1984年，艾麗卡經歷了「北京最美的80年代」。
（採訪、翻譯：黃霜紅）
記者：
北京是您的出生地，您童年的時候在那裡生活了多久？青年時期您和中國及亞洲也有非常多的聯繫，是這樣嗎？
我的父母於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認識，然後他們就結婚了。我哥哥君特和我出生在北京。父母曾經對我說過，我在北京出生的地方是「德國醫院」。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北京的時候，我和我先生去那個醫院看過，那座建築位於東交民巷，我還找到了當時我出生的那間屋子。
我在北京度過了非常美好的童年。我家一開始住在東城區的蘇州衚衕，後來搬到了東交民巷使館區。離開北京之前，我們住在喜鵲衚衕那裡。這個衚衕今天已經沒有了，不過80年代的時候我還去過那裡，找到過我們當年住的房子。
三四十年代在北京的時候我上的是德國學校。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所學校不太好，學校用的都是德國下薩克森州的課本，我們根本沒有上過中文課，也無法了解中國藝術、繪畫、書法及歷史這些知識。我的中文都是平時跟其他孩子們還有和父母的工作人員學會的。當時外國人在北京都住在一起，沒機會接觸當地的中國人，我當然也不可能和鄰居的小孩子們交上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6年，我和家人被美國人遣返回德國。1953年，我父親作為領事被派往香港的德國總領館，我和我母親隨後乘船前往香港。在船上我認識了君特·修德，當時他作為德國外交官正在去曼谷的路上，半年之後我們在香港結婚了。
婚後我們兩人在曼谷生活，然後去了雅加達。很多年之後，我丈夫成為駐雅加達、北京和新德里的大使，當然我也陪著他在這些地方生活。所以說，我的整個人生就是跟亞洲打交道的。
艾麗卡·修德（Erika Sch?del）
20世紀40年代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
記者：
修德先生就任駐中國大使的時候，您陪著他在80年代回到了您的出生地北京。您當時有什麼感覺？在北京的那幾年您都經歷了什麼？
我丈夫在1980年被派往中國，我們在那裡生活到1984 年。34 年之後又一次來到北京，對我來說那種感覺真是難以形容！我帶著孩子一起騎著自行車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很多街道和衚衕我還都能認出來，不過那時候北京的城牆都消失了，這太令人遺憾了！
當時的中國剛開始推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整個國家有種將要啟程的氛圍，我們經歷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作為德國大使，我先生將很多中德政府及經濟界要人召集在一起，介紹他們相識相知。我記得，那些年我們的大使官邸舉行過很多招待會。後來我先生提起他在北京的往事時經常說，他當時能夠促成很多事，這讓他非常高興。
8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社會和外界還非常隔離，外國人很少有機會和中國人建立關係相互來往。不過，當大使館舉行活動的時候，我也會利用機會認識一些中國人。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里，我認識了女畫家王亞妮。
我見到亞妮的時候，她還是個孩子，大概有7歲吧。當時她畫的兒童畫在中國很有名，尤其是她畫的那些活靈活現的猴子。亞妮的家鄉在廣西恭城。亞妮的父母邀請我到他們家去做客，當時恭城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我到了陽朔之後乘汽車去恭城的路上可以說很驚險。儘管我的穿著打扮盡量像中國人一樣，並且我也會說中文，但當地人還是發現了我這個外國人。後來警察來了要我離開恭城，並開車把我送回陽朔。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是難忘的。
幸好這一切現在都成為了過去。中國已變得如此開放，外國人在那裡旅行已經毫無問題。
艾麗卡·修德（Erika Sch?del）
騎在毛驢上的艾麗卡和哥哥1934年在北京
記者：
您對中國今天的變化怎麼看？是否還會再回老家去看看？
現在我每次到中國去，大城市的變化都讓我感到驚訝。我不喜歡城市裡的高層建築。上海一些高樓的樓頂因為有些藝術元素看上去還不錯，北京的很多高樓卻比較醜陋。當然我不能只是懷念過去，還應該跟上時代。不過我現在去北京的話還是喜歡住在衚衕里的四合院酒店。
從前我母親說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已經85歲了，儘管還很精神也很健康，但誰知道這樣還會多久？去年我最後一次去北京的時候，見到了所有的老朋友。我自己在衚衕中散步，在街頭吃烤白薯，在路邊小店裡吃餃子。這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因此我在想，這也可能就是我最後一次去中國了。
艾麗卡·修德（Erika Sch?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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