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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論〡黨禺:書法問道之一我與傳統

作者〡黨禺

傳統認知

提到書法學習,「法度森嚴」是人們經常用到的形容詞。也因此,許多人始終在書法的技法上孜孜以求,學習得越多,越覺得前人的輝煌聳立如山,很多人只能是「高山仰止」,對著傳統俯首稱臣。殊不知,書法最難學的不僅僅是技巧技法,是隱藏在技法之後博大精深的國學傳統以及中華文明的知識信仰,所以,學習書法必須具備相當的國學知識。

對於傳統,我的認識是:書法是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學習書法首先要了解整個書法史,縱向地、系統地理解書法文化,才能對書法傳統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其次,書法學習必須博取百家,像蜜蜂采蜜一樣「只應釀蜜不留花」,有研究發現,一隻工蜂採集100朵花,採到的花蜜只能釀0.5克蜂蜜,一朵花所能提供的花粉實在有限,書法學習也是一樣。

在書法史上,這兩位書聖令我仰慕不已:

王羲之的《蘭亭序》被尊為天下第一行草,他的小楷《黃庭經》直追鍾繇,達到極高水準;草書《十七帖》氣象萬千,實為後世楷模——作為一代「書聖」,王羲之的書法跨越了楷書、行書、草書的界限,藝術圓滿無缺。

「顏體」楷書締造者顏真卿,行書《祭侄稿》被稱為千古絕唱;早期的中楷《多寶塔》,至今仍然是人們學習楷書的入門楷則;晚期的大楷《麻姑仙壇記》,是顏體書法的典範之作;他草楷相間的《裴將軍詩》,橫掃千軍如卷席…打破了單一書體的局限,顏真卿在書法藝術上留給後人一個文化豐碑。

學習經歷

為了在不在書法技法程式上陷進去,必須"越名教而任自然",找到自我才是正途。以《鄭文公碑》為例,講講我在傳統碑帖上的學習經歷。

文革之初我就開始學習魏碑、隸書,自覺小有成就,但就嚴格的書法訓練而言,僅僅是低層次的「照葫蘆畫瓢」的臨摹,對其內在的美學思想並不真正理解。1979年,我得到《鄭文公碑》的原拓本,該碑的點畫似圓實方,敦厚雄健;結體雍容大度,似松實緊,一派儒將之風,一見之下,我當即受到很大震撼,奉若至寶並反覆揣摩、研習,不久,1980年我的一幅魏碑作品即入選《河南省首屆書法展覽》。

1983年我專程到山東掖縣雲峰山,實地考察了《鄭文公碑》的摩崖和其他石刻,書界曾有「《鄭文公碑》為圓筆之宗」的說法,我得到的拓本直觀上也以圓筆居多,但是在實地考察之後,我才發現:所謂的「圓」,一是因其點畫厚重而顯得圓勁飽滿;二是因為碑文刻在石質粗糲的山野崖壁上,因風雨侵蝕、歷史久遠,字口、筆鋒受損的緣故,其實鄭文公碑是以圓為主、方圓兼備的;同時,鄭道昭在當地雲峰山等處留下來的四十多通摩崖石刻,清晰記錄了書法史上由隸書到楷書的歷史演變軌跡,引發了我對南北朝書法藝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

1984年我閱讀了大量有關魏晉南北朝的藝術和歷史論著後,完成了書法美學論文《雲峰石刻美源略探》,該論文入選五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參加的《雲峰石刻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在會上宣讀。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有限,鄭道昭的碑帖十分少見,會議結束之後,我特意在當地停留一個月,藉助當地博物館所藏的《鄭道昭刻石拓本》,自製了透明的硫酸紙本子,將四十餘種碑刻,一絲不苟地,一個字、一個字以雙鉤形式記錄下來。回去後,對著這些親手描摹的雙鉤帖本,我日夜臨習,筆耕不輟。

之後,我又想方設法,將魏晉時期各種風格的魏碑名帖借來,包括《張猛龍碑》、《廣武將軍碑》《石門銘》、《瘞鶴銘》、《張黑女碑》等等,一一用硫酸紙雙鉤臨摹並裝訂成冊,之後對照臨習。這些碑刻雖然都是魏碑名帖,但是風格各異、面貌獨具,有的方峻質樸,有的蕭逸放曠,有的古若散仙,我以自己最鍾愛的、也是最成熟、最具唐法淵源的《鄭文公碑》、《論經書詩》和《張猛龍碑》為主進行學習,同時,也以書法美學理論為導向,潛心臨習其他名碑,直到大部分魏碑石刻的形貌歷歷在目。

1990年,我參與編寫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書法知識千題》一書,關於《書家》「北聖鄭道昭」一節,我對北聖鄭道昭的生平、藝術特徵已經是了如指掌,寫到這一章節,如數家珍,就像在記錄一個熟悉的親人。

為了博採眾長,當我在魏碑上用功的同時,對於各種風格的隸書,我同樣深入其中。由於個性的原因,我最喜歡《張遷碑》的朴茂雄厚、《禮器碑》的端莊肅穆和《石門頌》的汪洋恣肆,我對這幾種隸書反覆臨習,直到現在仍可隨手寫出各具其美的不同種類隸書。

1979年到1995年,我將純熟於胸的魏隸字體融為一體,形成了我自己特有的體形扁方如隸、用筆勁健如魏的「魏隸體」,這種字體不僅成為我當年在各種書法大賽獲獎的「獨門絕技」,也成為我將不同書體融會貫通到書寫中的獨特標誌。

由於教學需要,我在帖學上也努力耕耘,通過二十餘年的書法教學,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碑帖雙修」。自1979年開始進行書法教學,1985年至2001年,我進入大學教書法,先後在河南政法學院、海南師範學院、海南大學藝術學院任職,在教學中始終以柳體楷書、行書《蘭亭序》、草書《十七帖》為範本,並為大學編著了《書法教程》等教材,長期浸淫在帖學中,教學相長,受益良多。

入道之初,我曾對自己立規:五十歲之前不寫草書。因為草書不僅要對草法瞭然於心,還要筆力的飽滿圓通,這些需要紮實的基礎和長期的訓練,才能達到心手合一,進入書法的最高境界。

風格大成

1997年我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個人書法展,標誌著我的魏碑、隸書風格已經形成,對草書的渴望在心中不斷萌動,自此我全身心投入草書的學習中,懷素的《自敘帖》一寫十年。

十年過去,在我筆下,魏碑之方勁與草書之連綿,竟然發生了化學反應——我將魏隸的方筆運用到草書之中,草書就如文雅的儒將披上了將軍的鎧甲,內蘊浩氣充盈,而外形孔武有力——原來,五十年的書學之路,是為了完成這最後的「化蝶」。

孫過庭總結了書法學習的創作規律「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現在,我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我於書法,上下求索半個世紀,為的是「通會」,現在,臨近「通會」,果真已是「人書俱老」。

總結自己的學習歷程,我發現一個秘密——每隔三年五載,一旦感受到書法創作顯示出慣性與習氣,或者有了停滯不前的感覺,我會停下,轉回頭,從傳統書庫中去尋找自己最喜愛的、又與目前最有藝術差異的法帖,進行新的臨習,比如說:正在以《張遷碑》為主,復臨時就轉寫《曹全碑》;寫《鄭文公碑》時間過長,就再臨習《張猛龍碑》,通過這種節奏不同、交替進行的學習,不斷汲取傳統書法中的精華,成為我前進中的能量源。

很多人學習書法一味追求「像」原帖,而我的學習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發現臨帖近似了,審美面臨程式化,我會立刻放下,開始學習另一種帖,而且最好是風格完全不一樣——我最喜歡懷素的《自敘帖》,但我同時又在臨習黃庭堅的《諸上座帖》和王羲之《十七帖》,目的就是為了打開門戶之見,在各個門派間,建立起既有諸帖之長、又有自己特徵的藝術風格。

很多人驚訝我的作品面目多變,我對書法傳統的理解首先是一種學養,深入地、廣泛地理解中國國學以及書法美學,有了這些知識底蘊,再輔以扎紮實實幾十年來技法的功夫積累,傳統的精髓在我的心中活靈活現,不同的魏碑、隸書,我隨時可以寫出十幾種樣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傳統書法的風格樣式和審美理論,已經融入了我的血液,依照我的理想和追求,我隨時可將傳統的精華進行新的組合,形成了我獨有的藝術趣味。

我自進入書法以來,始終堅持「創新」的藝術理論,但是我在書法的研究、教學、創作中,始終不渝地遵守著「用筆千古不易」的古訓,在用筆上,我的創作包括水墨創作都是中、側鋒並用,以中鋒用筆表現力度和氣勢,以側鋒用筆表現靈活、生動,從這一點來說,我這個一直強調書法「創新」的人,一直在老老實實地守著「傳統」的基本功。

在結體上,我的魏碑隸書更多地吸收了顏真卿的楷書特徵,強調「中松外緊」,用筆圓勁飽滿,追求正大氣象和廟堂之氣;我的草書則鍾愛懷素浪漫的酒神精神,在章法上強調大開大合、疏密對比強烈。在用墨上,我打破了前人「唯濃是墨」的禁區,或濃或淡,甚至將國畫中墨分五彩的筆法也融入書法創作,表達筆隨情動的審美追求,表達我對當今世界千變萬化的深切感受。

就以這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石濤說過:「畫有南北宗,書有二王法。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今問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時捧腹曰:我自用我法」。

此言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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