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爾皮茨的「風險理論」錯在哪？進擊海洋，德國長途漫漫

文｜劉怡

德皇威廉二世（左）、海軍大臣馮·提爾皮茨（中）及總參謀長老毛奇（赫爾穆特·馮·毛奇）在軍艦上談話

19世紀80年代末，德國新興工商業集團和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社會帝國主義者，不再滿足於「鐵血宰相」俾斯麥執著的歐洲均勢，企圖在全球範圍內奪取獨佔性市場和原料產地，建立一個新重商主義的殖民帝國；以外交大臣比洛侯爵及其智囊霍爾斯泰因為首的「新德國人」，相信建立英德同盟才是對抗法俄集團的最終出路，但為了不至於淪為倫敦的附庸，德國需要建立自己的大海軍和殖民地；身為維多利亞女王外孫的德皇威廉二世，對不列顛的海洋霸業更是懷有一種「羨慕嫉妒恨」的複雜感情，時時希望取而代之，以贏得「陽光下的地位」。

但是時任海軍大臣的提爾皮茨果斷否定了與英國全面爭奪海上統治權的想法，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海，決心在這一地區獲得足以威脅英國本土的局部優勢。按照他的看法，不列顛的世界帝國在利益範圍和交通線上極度分散，皇家海軍的大部分兵力需要部署在海外，不可能回縮到北海專註針對德國。不僅如此，德國甚至也不打算在北海這個單一區域獲得數量優勢，它的實力「只須使最強大的海軍要毀滅它都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代價之高將損及其世界海軍的地位；於是只要想到此種風險，即足以產生嚇阻作用」。換言之，在德國建成這樣一支大海軍的前提下，皇家海軍雖然依舊有可能對其加以攻擊、甚至取得全勝，但遭受的損失之大，必將使其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無法抵禦法俄等國的挑戰，從而有可能喪失海上霸權。權衡利弊之後，英國必將不敢冒險挑戰德國，柏林則有望左右國際大勢，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而「風險艦隊」的規模不必太大，只需達到英國在北海全部兵力的2/3。

馮·提爾皮茨

不難看出，「風險理論」從一開始起就不是一項純粹的軍事政策。它更像是一種政治法術，成功的希望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提爾皮茨首先假定，倫敦面對的戰略困境遠比柏林來得複雜和鋪張；在新帝國主義浪潮席捲全球的背景下，無論是出於威望還是實利，英國都不可能置全球霸業於不顧、把海軍力量調回北海圍堵德國。德國已經建立的陸上軍事優勢使其可以在短時間內對海軍建設投入可觀的資源，它的新造主力艦的性能將逐步超越英國；而英國在陷入布爾戰爭泥潭、與俄國及法國又存在廣泛利益傾軋的情形下，不可能和德國進行曠日持久的海軍競賽。最終，倫敦只能從兩種出路中選擇自己的命運：要麼與德國進行海軍競賽，代價是在北非、東亞和近東的權勢真空很快會被法俄美等國填補，並且海上對決本身也沒有速勝的把握。要麼對德國妥協，承認後者在海上力量及世界影響力方面已經與英國平起平坐，最終「共管」全球殖民帝國。

但這種把成功可能性完全寄托在敵人微妙心理之上的戰略，缺陷比優勢更加突出。提爾皮茨對倫敦戰略選擇的揣度主觀性過強，他顯然沒有理解，英國希望統治的是一個單一的全球大洋，而不是被分割開的某些「海上勢力範圍」。英德兩國空間上的接近則會放大德國海軍的破壞力——當倫敦認定它在北海面臨被封鎖、甚至直接入侵的危險時，必將不顧一切地集中資源、壓倒並摧毀對手。而德國在戰略地理方面的先天劣勢使其很難獲得在理想條件下與皇家海軍交戰的機會，後者僅憑對北海遏制點的封鎖就足以困死德國艦隊。

提爾皮茨號戰列艦

德國一系列戰略決策的荒唐之處在於，它在不到10年時間裡，居然對英國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殖民體系、歐洲均勢和海上霸權同時發起了挑戰，卻無法迅速搞定其中的一兩項、以之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提爾皮茨原指望外交部能在緩和英德關係方面做出配合，使海軍安然度過大海軍建成前的危險時間窗，不曾想德國政客在拉攏英德結盟方面走得過急過快，反而使英國懷疑柏林有意束縛自己的行動自由。1897—1904年德國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本來是為海軍計劃打掩護的，給人的感覺卻是威廉二世真有明火執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野心。英國政府在審時度勢之後，在1904年毅然與法國達成協約，以東地中海和北非的控制權換取兩國全面和解，將地中海的部分艦艇撤回本土周邊。此前經由與日本的結盟，不列顛在遠東的安全義務也已經大大收縮，節省下的資源正可用于海軍軍備擴充。而德國策劃的拉攏沙俄結成大陸同盟、以制衡英國的計劃，卻由於俄國無法擺脫對巴黎的財政依賴而落空。「風險理論」賴以自證的第一條假設已經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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