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名稱為何多變化？這位久居北京的漢學家如此解讀

摘自雷立柏《我的靈都：一位奧地利學者的北京隨筆》，新星出版社出版，已獲授權，轉載請註明。

一個世界公民

孫郁

我剛到人大文學院工作的時候，許多人告訴我，我們這裡有位外教雷立柏老師，是名洋雷鋒，大家都喜歡他。後來漸漸熟悉了，知道他在教拉丁語，業餘時間指導了許多學生。他在圈內圈外很有人緣，隨他讀書的本校生不必說了，校外來聽課的也很多。因了他的存在，古典學有了可以支撐的基礎，這些年拉丁語的普及，他的功勞大矣。

與雷立柏接觸多了，沒有感到他是一個外國人，彼此的交流無絲毫的障礙。楊慧林老師跟我介紹了他許多故事，每每有迷人之處，有時感覺像童話里的片段。雷立柏從遙遠的奧地利來，且把北京當成自己的家，人們對他的好奇和喜愛，都與其特殊的人生選擇有關。後來聽他聊天，發現其知識譜系豐富，許多陌生的領域讓人生出敬意。他的學識我所解者只有一二，余者覺得深似海洋，氣象之大非吾輩能言。有了他的出現，才知道其背後銜接的傳統多麼重要。我們單一的思維維度，可以借其目光，得以自然的伸展。這樣的工作他不來做，我們的教育自然會有許多盲區。

在這一本書里，看得出他對於北京的熱愛，其思考的文化的沿革，也有我們國人沒有的眼光。比如他把北京比作靈都，彷彿猶太人對於耶路撒冷的描述，自有其深意於此。他還說北京是東方的羅馬，在不同數據和印象里給了我們環視自己故土的另類視角。書中對於北京歷史與格局的凝視，都在世界眼光里，有我們看不到的存在。總覺得他在什麼地方有京派的意味，但又無京派的沉悶，精神在遼遠的地方出沒，給我們驚喜的地方多多。因了他的言說，忽然想起明代以來西方學人與國人的互動，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瑪竇等人的傳統，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文化進化里重要的內驅力。我覺得他身上有著我們常人沒有的東西，如果只把他僅僅看成知識的傳授者，那就過於簡單了。

雷立柏自稱自己是世界公民，故對於文化的領會有自己的寬度與深度。看他對於孔子、老子以及《聖經》、古希臘文本的領會，舒朗自然而又有奇氣於此。他以為在單一語言里不能理解北京，自然，也非能夠把握世界的歷史。所以，在多種文明裡看人類的現在與未來，就會站在一個高高的地方，思想的澄明和審美的快慰自然也流出。我們現代以來重要的思想者，都是在世界文化範圍里思考問題的。坦率說，能夠自如地進行這樣思考的人，在今天不是很多。在英語獨佔鰲頭的時候，我們可能也因之忽略了文化的本源。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維，失去的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在雷立柏的自敘里，我看到了許多新奇的景觀。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國的學人很像，獨立的精神瀰漫在字裡行間。他研究的幾門語言對於我們而言都很冷門，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這些對於國人多是遙遠的存在。在他看來，了解西方，這幾門語言殊為重要。因為那裡有文明源頭的光澤，凡沐浴於此者，思想自然會在通達的路上。這和認知中國必須了解先秦文化一樣，屬於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根本性的存在。他意識里的中國文明，也有古老的基因的延續，在幾千年的變遷里也有了是開放、明亮的存在，僅僅在一種思維里考察問題，大概不得要領。所以，他是把中國古代有意味的存在和西方古典有意味的存在連接起來的人。而他本人對於五四新文化人思想的呼應，都看出其精神的原色。

明代以來，中國學界與域外學人的互動的歷史，我們記載的不多。但那互動改寫了我們的文化路向。許多詞語的使用，概念的出現，都與此種互動有關。在這個互動里，西方發現了中國，中國也認識了西方。近三十年的開放，加大了這種互動。雷立柏自己意識到所做的工作，是三四百年前前人勞作的繼續，他自己的使命感，我們中國人未必意識到其間的深度。

因為雷立柏，我們知道了許多湮滅的故事，比如第一個寫歐洲遊記的中國人樊守義，他的《身見錄》有我們今人不解的要義；第一個留學歐洲的中國人鄭瑪諾，帶來許多認知世界的新眼光；書中還涉及最早留學域外的北京人，以及最早的西文圖書館，深藏於時光里的人與事，跳動著歷史的脈息。這些鮮被注視的遺存，其實改寫了精神的路向，我們的詞語與概念的建立，在這個過程里完成的。他特別關注遊走於世界各地的人們，也為中國人沒有深深關注這些歷史深深遺憾。我注意到他追問北京為何沒有早期留學生的博物館，那些故事可能對於這個城市更為重要。我們對於自己的城市的認識不會有類似的意識，看到他這樣的追問，作為曾經做過文物保護工作的人，我有著一種慚愧的感覺。

這種對於城市特殊的讀解，在我來說第一次遇到。我在大量關於北京城記憶的書里，沒有看到這樣的敘述。以讀城的方法讀史，是他給我們的震動。他眼裡的北京，一直有著世俗之外的高遠的精神坐標，那些飄動于思想空間的永恆之星，指示著舊都的靈魂。倘若我們不能從這樣的視角審視北京，將會遺漏最為重要的東西。那些默默從事翻譯、對話的學人和思想者，流動著歷史深處的熱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識到城市的這一存在的價值，在雷立柏的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多種語境的北京，一個集疊著人類智慧的北京。在愚昧與文明中，在挫折與成長中，北京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漢文明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化融匯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價值，也恰在這交融的過程中。

閱讀他的書，我深深地被其文字所感動，雷立柏的文字刻著他的忘我精神，這是我們常人缺失的境界。他捨棄了凡世的欲求，將一切燃燒在文明的構建里，把大半生的經歷獻給中國，獻給北京。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乃一種大愛的精神，說他有一種殉道意識也不為過的。在談到「中西思想橋樑」的鼻祖白晉的時候，他自認是他的學生，他的門徒，接續的恰是前人的使命。這個世界公民給北京帶來的溫度，傳遞在許多領域。文化的進化，需要無數默默獻身的人，利瑪竇、鑒真都是這樣的楷模。我在雷立柏身上看到了古人的遺風，北京因為有這樣的人的存在，便有了更為厚重的色彩。

2017年4月11日

北京的地名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北京東四環邊上，就在慈雲寺。我在慈雲寺站下車時感覺到「慈雲寺」肯定是佛教的地名，所以應該有一座寺廟在這個地方，但是無論怎麼找都沒有。突然我想到我來時的路，就是公交車的路線：從朝陽門出來到紅廟、英家墳，又到慈雲寺。但朝陽門沒有「門」，因為城牆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拆除，而紅廟沒有「廟」，英家墳沒有「墳」，慈雲寺也沒有「寺」。我不知道英家墳和英斂之的家族有沒有關係？這些老的寺廟和墳墓在20世紀漫長的歲月中都被拆除或毀掉。漢語有個成語叫「徒有虛名」，我想很多北京地名都是「虛的」，它們只是提醒人們：這裡原來有個寺廟，這裡原來有個墓。

2008年以來，更多公共場所的漢語地名也有ABC拼音版，這是為了讓更多外國人明白北京的地名。在公交車和地鐵中，ABC的地名顯然很重要。然而，大部分的中國人沒有想過「空格」的問題，所以在路牌或公交車電子屏幕上就出現了沒有空格的長地名，比如「通州北苑路口西」寫成TONGZHOUBEIYUANLUKOUXI，下一站是「通州西門路口東」，即TONGZHOUXIMENLUKOUDONG，而「朝陽公園橋東」則寫成CHAOYANGGONGYUANQIAODONG。外國人面對這樣長的地名都覺得「摸不著頭腦」，連怎麼讀都不知道，更不用說記住這些地名。我還看到另一些牌子這樣寫：Tong zhou bei yuan lu kou xi，就是說在每一個漢字後面都有空格。為什麼那些寫牌子的人不會正確地用空格呢？為什麼不寫Tongzhou Beiyuan Lukou Xi？為什麼不劃分成Chaoyang Gongyuan Qiao Dong呢？如果連這些概念都不能分開，人們的思想大概也不甚清晰。

我還記得，1988年學習漢字時，一個很大的困難是區分概念。因為沒有空格，「不讓高興軍向牛求恩報告工作情況」這樣的句子很難懂。如果加空格，讀者會明白「高興軍」和「牛求恩」是人名。可能應該寫：「不 讓 高—興軍 向 牛—求恩 報告 工作 情況。」民國時代的書是豎排的，在左邊有符號表示出「人名」和「地名」，這樣能為讀者提供方便。

可能用漢字就不需要考慮到「概念」的問題，因為不需要加空格。有一次大學的辦公室人員要查我的名字，她問我：外文名字是什麼？電腦系統里是怎麼寫的？我不知道，但當她去搜我的名字時，我突然意識到，漢語的寫法只有一個：「雷立柏」，但外語的寫法有好幾個：Leopold Leeb或Leeb, Leopold或LEEBLEOPOLD或LEOPOLDLEEB或全都用小寫leopoldleeb等等。漢語名字的拼音也有好幾個：LEI Libo或LEI LI BO或Leilibo等。因此，如果不知道外文的準確寫法，也很難查出來，而漢語的寫法則非常容易查，因為只有一個。這樣想來，漢字讓外國人很頭疼，但ABC也讓中國人很頭疼吧。

但《現代漢語詞典》多以ABC順序排編，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減少查單詞的時間。感謝羅馬人和希伯來人規定了ABC的固定順序！全世界人民都是ABC的受益者，包括中國人在內。雖然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排斥ABC，儘可能繞開它。

北京的名稱

研究北京歷史的人會覺得，這個城市的名稱怎麼會有那麼多變化。從早期的「燕京」（或「燕都」）到「薊縣」和唐代的「幽州」和「涿郡」，再到遼代的「南京幽都府」和金朝的「中都」，又到元代的「燕京大興府」、「中都路大興府」和「大都路汗八里」（來自突厥語Khanbalik），直至明代，這座城市被稱為「北平府」，1421年遷都後稱「北京」，而「南京」則稱「留京」。1644年順治入關後，北京被稱為「京師順天府」。1928年，首都再次遷到南京，北京則稱「北平」。日本人（1937—1945）恢復了「北京」一詞，但1945年到1948年再稱「北平」。1949年以來，「北京」成為普遍使用的名稱，但如果因污染問題要遷都，北京的「京」可能就保不住了。

北京名稱的變化使我聯想到「第二個羅馬」拜占庭（Byzantion），這個地方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於公元325年成為羅馬帝國的新首都。決定遷都的是君士坦丁皇帝，所以這座城市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然而，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於1453年攻克了這座城市，其名字也變成了「伊斯坦布爾」（Istanbul）。也許很少人知道，這個名字來自希臘語的Eis ten polin（「進入城內」或「進城」）。

無論其政治地位如何，600年以來，北京在文化和教育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她的學院和考試場所（國子監），她的出版物和（1900年以後的）報紙、大學、出版社都影響著全國的思想領域、文化傳播和教育體制。因此，在民國時代西方人曾稱北京為「中國的波士頓」。我稱北京為「靈都」「文京」和「學城」，能不能說北京是「東方的雅典」呢？而如果考慮到北京也是一神論的核心地帶，我也願意她將稱為「東方的耶路撒冷」，即天主上帝的「聖城」和「天城」，乃真正的「順天府」！學習過古希伯來語的人都知道「撒冷」和shalom有關係，所以「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城」（阿拉美語稱「uru shalim」），而「北平」也與「平安」有關係。

北京改名是中國地名演變中的一個普遍現象。1997年我開始研究近代山東時，我才知道「菏澤」在一百年前稱「曹州府」，「臨沂」稱「沂州府」，而「兗州」也稱「慈陽」。在人民大學東、西、北門站崗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因為我偶爾和他們談話，所以了解這種情況。有一個來自甘肅天水，當他說「天水」時，我就說了一聲：「啊，以前叫『秦州』！」他驚呆了，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說：「我研究中國近代史，而在1920年代的秦州（天水）曾經有奧地利傳教士！我看了他們的一些報告，也見過天水的老照片，很有意思！」從此以後，這個天水人對我特別熱心，一看到我就想和我握手。可以說，我們之間的橋樑正是歷史上的一個地名。

為什麼北京在歷史上沒有「自己」的名稱？「北」也只是一個地理名稱。為什麼地中海城市的名稱相對穩定？比如「雅典」（Athenai）和「羅馬」（Roma）為什麼那麼固定？我想這是和神話有關係：「雅典」顯然和「雅典娜」有關係，而「羅馬」的創立者是傳說中的「羅慕盧斯」（Romulus）。可笑的是，他的名字在漢語中有幾種翻譯：羅穆路斯、羅慕路斯、羅木路斯、羅慕盧斯、洛穆盧斯，而他的弟弟Remus也被譯為勒莫斯、雷穆斯、萊慕斯、雷木斯等。我真想知道，中國的出版社什麼時候會把這兩個人的漢譯名改為「若木盧斯」和「瑞木斯」？或乾脆放棄這種無聊的「文字遊戲」而採用純潔的ABC統一寫作「Romulus」和「Remus」呢？這將為中國學術界會帶來很大的進步！（我經常提醒我的學生：「寫學術性文章時多用ABC，少用漢字！」）

北京既沒有一個傑出的「建城人」，也沒有一個大家認同的「保護神」，因此，北京的名稱可以「隨便」改。如果古人想改「雅典」這個名城，他們肯定會擔心這種改動會得罪雅典娜女神。誰敢得罪一位神靈呢？但在傳統的中國，「神話」和「法律」一樣，都是一個弱項。據說，當明、清兩代的學者編修《大典》和《全書》時，他們不知道該將《山海經》放到哪裡。《山海經》是古代神話著作，但它並不能和赫西歐多斯（Hesiodos，亦譯「赫西俄德」）的《神譜》相提並論。希臘人的神明有名稱（名字或是綽號），有地位，有職務，有的管海洋，有的管天氣，有的管愛情，有的管戰爭，有太陽神，有月亮神，也有最高的、最有權威的神。《山海經》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神話體系」，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故事片段」。西方的漢學家一直很困惑：中國難道沒有「神話」？

北京沒有女神保護她並為她創造出一個永恆不變的名稱。

也許古代的中國人和今天一樣，他們馬上就會問：研究神話故事有什麼用？能掙錢嗎？古代的中國人就已經對神話沒了興趣，所以那些故事被忽略了。但神話的用處也許很大：其中有穩定的地理名稱，也有文化根基和值得感到自豪的思想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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