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在一起的十二天
我平生與父親相處，只有短短的十二天時間。
1931年，母親在上海生我時，父親已經到蘇區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親並不在我身邊。我兩歲的時候，母親看我能離身了，就也要去與父親一起參加革命。於是就把我托給了陶行知在英租界辦的孤兒院———上海勞工幼兒院。後來，國民黨說他的孤兒院老收共產黨的孩子，就強行把它關閉。沒辦法，陶行知就把我送到了他在淮安創辦的新安小學。
其實我最初不叫項蘇雲，而姓張，叫張蘇雲。因為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如果姓項，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變後，才改叫項蘇雲的。陶行知把我交給新安小學的郭青老師時，沒敢告訴他我是誰的孩子，只說要好好養著。老師對這個無名無姓的孩子心裡沒底，就問有什麼特殊要求，萬一有個意外怎麼辦。陶行知說，只要你盡了心，就行了。沒有人會找你麻煩。當時我還沒有名字，陶先生就給我取名蘇雲，說我是在江蘇天空中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彩。
我是1938年初到的延安，也就是在那一年見到了父親。
陶行知先生當年在新安組織過新安旅行團，是中共進步組織的外圍組織。他把學生組織起來，一邊演戲、一邊抗戰。後來形勢急轉直下，日本鬼子很快就過來了，我們在淮安就不能呆了。1938年初，校長汪達之讓學校的郭青老師把我帶走。當時汪校長已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但郭老師並不知道。汪校長就對郭老師講，你把這個張蘇雲帶到西安去，到了之後，告訴我，我再回信告訴你怎麼辦。我記得當時學校里還有一名姓查的同學，也沒有父母管，但校長就只讓郭老師帶我走。我們從淮安出來，到徐州上火車。當時戰亂，到處都是逃難的人。我們輾轉到西安之後，郭老師就給汪校長寫信。可當時汪校長他們也是避難當中，所以他接到信很晚，一個月後，我們才接到他的回信。這一個多月當中，我們就在西安苦等，錢很快就用光了。沒辦法，郭老師就找地方，看人家有沒有用老師的。一個月後，信來了，郭老師一看信，才知道他帶著的這個女孩子是項英的女兒。
汪校長在信中讓郭老師帶著我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說到了那兒，就有辦法了。當時雖然已經國共合作，但人們聽到誰問八路軍，還是很謹慎膽小，所以，費了很大勁。我印象很深，後來是在一個街角，問到一個賣花生米的小夥子，才問到的。
當時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是伍雲浦，也就是伍紹祖的父親。巧的是，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在那兒。我們去了之後，他們把我們安頓下來，就與新四軍方面聯繫，核實。核實的結果，兩邊說的都對上了，當然也就沒問題了。
我們去延安，是集中坐一輛卡車，車上都是幹部子弟，有劉志丹的女兒，肖勁光的兒子，高崗的兒子，張國燾的兒子，王世英一家。———張國燾的兒子當時已經十四五歲，半大小夥子了。這些人都是原本要去蘇聯的，沒成功，半路被截回來的。
到延安後，郭老師只認識延安教育廳廳長董純才，是他的一個故舊，他們是小庄師範的同事。是董與中組部聯繫上的。當時的中組部部長是陳雲，副部長是李富春。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那天送飯的人來，是小米飯炒土豆絲，給我們吃。他們知道我們來到後，就讓我上了魯迅小學，把郭青老師安排進抗大受訓幾個月，受訓後，郭老師回魯迅小學當了校長。———他現在還健在，已經百歲，就住在北京。
和父親見面，是在1938年的秋天。他是來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有一天，我正在吃晚飯，郭老師來找，說有人來接我，說我爸爸到延安了。我當時又驚奇又高興，急得馬上就要走，飯也顧不上吃完。來人是張浩的警衛員，和我一同去的還有張浩的兩個兒子。警衛員帶我們到城裡的一個院子，到了一排平房前。這時，我在門口向里望，見對面坐著三個人，兩個人坐在床邊的椅子上，一個人坐在床上，坐在椅子上的一個人，腿上還坐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坐在右邊椅子上的是張浩張伯伯，他給我一一介紹，坐在床上的這是朱爸爸———就是朱德，坐在左邊椅子上、抱著小女孩的，是劉爸爸———就是劉少奇，那個小女孩就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張浩告訴我，等一下，和朱爸爸一起去參加歡迎你爸爸的歡迎會。
歡迎會是在八路軍大禮堂開的。我跟著進去以後，人家都有人招呼，可我誰也不認識。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轉過身，面對著整個會場，找我爸爸。陳雲過來，幫著找我爸爸。他叫我：「蘇雲，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對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這是你女兒。」又轉過來告訴我，這就是你爸爸。我爸爸把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腿上，看我，我也看他。———就像這樣。他問我，你幾歲了？叫什麼名字？就這樣，他問什麼，我就說什麼，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激動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嘛。
好像歡迎會沒有開完，我就要回宿舍。因為不知怎麼，我突然流鼻血，還挺厲害。我爸爸很著急，卻不知怎麼辦好。馬海德醫生過來，讓我用涼毛巾敷，過了一會兒就好了。我爸爸讓我和他一起住，我說宿舍里的同學不見我回去不會睡覺。爸爸就派警衛員送我回去，和她們打個招呼再回來。可回到宿舍，躺在一排大通鋪上的女同學們點著小油燈，都在等我呢。她們都知道我爸爸來了，就問這問那。我只好讓警衛員自己回去了。第二天放學，爸爸親自來學校接我跟他去住。
我還有個弟弟，比我小四歲，那時也在延安保育院。那段時間，爸爸也把他接來，我們三人就算團聚了。但我弟弟太小，夜裡老哭鬧，爸爸沒法休息，白天還有那麼多工作，所以只好又把弟弟送回保育院了。但是，爸爸後來帶我去看過兩回弟弟———我這個弟弟項學誠，建國後曾在北海艦隊工作，已於1974年去世了。
在相處的那些天里，父親對我們照顧得很好。他給我洗手洗腳，穿衣服，有功夫就陪著我，呵護備至。現在我才知道，他把對我一生的父愛，都在那十二天給了我。
那時，日本鬼子飛機有時白天來轟炸，我們就要躲進山裡上課。有一天晚上，郭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爸爸白天來找過我，沒見著，說他有任務，就要離開延安了。我和父親就這樣永遠分開了，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永別。甚至都沒有悲傷。
我還記得很清楚，我的許多同學都見過我爸爸，也都對他印象很深，這是因為，父親來學校看我時，先從大後方經過，帶來了宋慶齡從國際組織募捐的一些東西，給我們的就是小孩子用的，有吃的也有穿的，人人都有份。我分到的是一頂絨線帽。
半個月後，西安有人來，捎來父親托帶的東西，一封信，一筒餅乾，一副手套。
應該說，我從小就是在沒有父母的環境中長大的，沒得到什麼父愛和母愛。在見到父親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父親，沒有「父親」的概念。那時候小，只知道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
這就是我與父親項英在一起的十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