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師大教授李炳海：西漢魯學系統的四言詩

從總體上看,四言詩在西漢時期呈現出衰微的趨勢,中國大陸幾部重要的文學史著對它大多是略而不論。可是,如果從數量方面進行考察,傳世的西漢四言詩的數量,超過同期其他各類詩體作品的總和,因此,應該給予必要的關注。

傳世的西漢四言詩,主要來自兩個系統:一是朝廷廟堂之樂所用的歌詞;二是經學系統,即經師創作的四言詩。西漢的《安世房中歌》共十九章,其中有十三章是四言詩。《郊祀歌》共十九章,其中八章是四言詩。而經師所作的四言詩,主要出自魯學系統。魯學之名見於《漢書·儒林傳》,指的是由魯人開宗立派的學問。西漢魯學系統的四言詩,主要有三個分支:一是魯詩傳人的四言詩,二是與孟氏《易》密切相關的四言詩,三是孔氏家學的四言詩。

魯詩傳人的四言詩,主要出自韋氏家族。《漢書·韋賢傳》記載:「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漢書》本傳所收錄的《諫詩》九十八句,《在鄒詩》五十二句,均為四言,是兩首四言長詩。《漢書·韋賢傳》還記載,韋賢是韋孟的五世孫,「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韋氏家學是《詩經》,那麼,這種家學從何而來呢?《漢書》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

韋孟曾在楚元王劉交在世時擔任楚國的傅,而這個階段正是魯詩的生成期。《漢書·楚元王傳》記載:「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文中提到的申公,指魯人申培,是魯詩學派的開山鼻祖,他的魯詩著作,是在楚國供職期間開始撰寫的,而韋孟也正是在此階段居留楚國任傅,與申公是同事。韋孟是在楚王戊期間離開楚地,《漢書·儒林傳》記載,申培也是戊王在位期間離開那裡。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其子夷王在位四年,由此推斷,韋孟與申培在楚地共事的時間不會太短,儘管在此期間申培曾經兩度在長安逗留。韋氏家學是《詩經》,傳承的應該是魯詩,而不可能是其他學派的《詩》學。《漢書·儒林傳》記載,韋賢師從魯詩傳人瑕丘江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韋玄成是韋孟的六世孫,在宣帝朝任職,因與楊惲友善而被免官,後來祭祀惠帝廟又因違禮而被消爵,於是作《自劾》詩,全詩共七十六句,均為四言。韋玄成經歷十年的宦海沉浮,在元帝期間出任宰相,又作詩戒示子孫。全詩五十六句,也都是每句四言。由此看來,韋孟、韋玄成四言詩,既屬於魯詩系統,又是韋氏的家學傳統。

與孟氏《易》存在關聯的四言詩是焦延壽的《焦氏易林》。孟氏《易》的創始人是孟喜。《漢書·儒林傳》記載:「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後蒼、疏廣。世所傳《後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孟喜出身於經學家庭,他所創立的《易》學流派稱為孟氏《易》。學界存在分歧的地方在於孟氏《易》是否屬於魯學?或稱「孟氏是和齊學一黨」(蒙文通《經學抉原》),這是把孟氏《易》劃入齊學系列,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孟喜之父號為孟卿,以研治《禮》著稱。《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位於學官。」兩漢《禮》學的創始者是魯人高堂生,孟卿傳承《禮》學,是魯學傳人,並且培養出後蒼這樣的高足。漢代經學恪守家法,孟喜出身於這樣的家庭,他應屬於魯學成員。孟喜是東海蘭陵人,蘭陵位於今山東棗莊與郯城之間,春秋時期屬於魯國的勢力範圍,西漢時期是魯文化區的組成部分。就所處地域而言,孟喜也屬於魯學覆蓋區的成員。

傳世的西漢四言詩,焦延壽的《焦氏易林》篇幅最大。他把《周易》的每一卦演為六十四卦,共計4096卦。各卦的林辭絕大多數是標準的四言詩,只有少數例外。國內學界已經陸續推出從詩學角度研究《焦氏易林》的著述,它確實是西漢四言詩重要的組成部分。《焦氏易林》是否能夠納入魯學系列,這涉及焦延壽與孟喜之間是否存在學術交往的問題。

《漢書·儒林傳》記載:「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雲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京房是焦延壽的弟子,焦延壽自己說過曾經向孟喜問《易》,京房則認為焦氏《易》即孟氏《易》,焦延壽與孟喜存在學術交往的證據是比較充分的。至於翟牧、白生作為孟喜的弟子對此予以否認,那是為了維護他們在《易》學傳承譜系中的正統地位而已,不能據以為實。有的學者已經把孟氏《易》與焦氏《易》加以對比,指出焦氏《易》「是順承孟喜而來的發展」(《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並且推測焦延壽與孟喜直接交往的可能性:「焦氏在梁『王共(供)其資用,令極意學』的情形下,則他遊學長安時有向孟喜問《易》的機會。」(《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

《漢書·京房傳》記載:「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補小黃令。」焦延壽是梁人,最終卒於小黃。上述敘述沒有焦延壽前往長安求學的記載,因此,他與孟喜的交往,在梁地的可能性居多。

《漢書·儒林傳》記載,梁人丁寬作《易說》三萬言,「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孟喜等三人出自田王孫門下,其中對施讎有如下記載:「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田王孫最初是在他的家鄉梁國碭縣(今安徽碭山西南)教授生徒,施讎是沛(今安徽淮北西)人,與碭地相距甚近,因此投到田王孫門下。孟喜是東海蘭陵(今山東郯城與棗莊之間,距離碭地也不過三百里)人,孟喜之父孟卿指派兒子「從田王孫受《易》」,也應該是田王孫在碭地招收生徒期間。焦延壽最初是在梁王那裡寄居治《易》,梁都睢陽(今河南商丘),那裡距離碭地不足二百里。孟喜在碭地田王孫門下求學期間,焦延壽存在與他交往的可能。《漢書·儒林傳》記載,田王孫卒於長安,「時喜臨東海」,孟喜是在田王孫逝世前不久返回東海蘭陵老家。從長安返回蘭陵,通常是從長安出發東行,途經洛陽、鄭州、開封。焦延壽後半生任小黃令,並且在那裡去世。小黃,在今河南開封,是孟喜東歸的必經之路,他與焦延壽在這裡進行交往的可能性更大。此時的孟喜已經學業有成,在《易》學方面造詣頗深,因此,焦延壽對他以師相待,承認自己與孟喜的師徒關係。基於上述原因,《焦氏易林》可以納入魯學系列,作為魯學的四言詩加以處理。京房出仕是在漢元帝初期,由此逆推,他向焦延壽學《易》應在武帝晚期。丁寬授田王孫《易》是在景帝、武帝之際,孟喜等人師從田王孫,應在武帝期間,與焦延壽所處時段是吻合的。

西漢孔氏家學的四言詩,主要見於《孔叢子》一書。其中《連叢子》上所載孔臧的《楊柳賦》《鴞賦》《蓼蟲賦》,雖然名稱是賦,其實是三首四言詩。第一首六十句,五十三句是四言。第二首三十六句,純用四言。第三首二十四句,二十二句是四言。孔臧是以寫詩的方式作賦。

西漢與魯學相關的四言詩,還涉及劉向的《列女傳》《列仙傳》。劉向家族世代傳習魯詩,奉宣帝之命,他又研習《穀梁傳》,是一位魯學系統的文人。他所編纂的《列女傳》《列仙傳》,每篇文章的結尾都是一首四言詩,用來重複前邊的敘述或進行評論。這些詩沒有從文章中獨立出來,但從中可以看出劉向對四言詩情有獨鍾。

西漢韋孟、韋玄成、劉向的四言詩寫作,與他們是魯詩傳人有直接關係。焦延壽的《焦氏易林》採用四言詩的形式,則是繼承了早期《易傳》的傳統。清代阮元作《文言說》,把《易·文言》說成是「千古文章之祖」,「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揅經室三集》卷二)。他所列舉的一系列偶句,其中有許多四言韻語。至於孔臧的賦採用四言詩的形式,則是繼承發揚孔氏家學的遺產。《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離開魯國朝廷,作《去魯歌》。孔子西至黃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作《陬操》以哀之。這兩首歌詩均是四言詩。另據《孔從子·記問》篇所載,孔子在衛所作的《丘陵之歌》,也是一首四言詩,多達十六句。這些記載未必全都可靠,不過,孔氏家學頗重四言詩,倒是歷史事實。西漢四言詩多出自魯學系統,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作者:李炳海,系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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