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失誤片談
本文刊《濟南大學學報》2018（1）。
古籍的整理工作，古已有之，起碼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國語·魯語》中記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者十二篇於周太師」、《論語·子罕》中記載孔子使「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古籍整理實踐。當下，我們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對古籍進行整理，使之在當下學術生態中更廣泛地傳播，而讓大眾從中獲取精神營養。當下的古籍整理工作，傳統的方式主要有標點、校勘、注釋、今譯、疏證、輯佚等；隨著學術的不斷發展和技術的不斷革新，還產生了諸如編製索引、影印出版、古籍數字化之類的新型整理方式。其中，標點、校勘和注釋是古籍整理中最基礎的工作，直接決定了古籍整理工作的質量。
從事古籍整理工作，需要整理者既精通相關專業基礎知識，又接受過古文獻學基礎知識的訓練。古籍整理工作者要掌握古籍內容相關的專業基礎知識，比如，整理一部古代詩集，需要整理者起碼要懂得詩歌格律；整理一部古代醫書，起碼要有一定的中醫基礎知識；整理一部古代音樂文獻，起碼要對古代音樂有一定了解。漢代，劉向奉詔校中秘書，就是由劉向領銜，而「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這是最早關於區分專業以進行古籍整理的明確記載。雖然當時整理方式與今人古籍整理有著諸多不同，但這個方法無疑為後人提供了典範。與此同時，從事古籍整理工作還要求整理者要經過古文獻學的系統訓練，掌握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常識，以查找並判定版本，分析其源流，梳理其系統，以確定底本、參校本，撰寫校勘記等；同時也需要掌握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基礎知識，以識文斷句，弄懂文義。
古典學術研究工作者，遇到不懂原文的情況，可以避而不談，而古籍整理工作者則無法迴避。這就要求古籍整理工作非具有深厚學養者不能為。但是具體整理工作中，往往存在一些尷尬：其一，原作者與整理者之間知識背景不對稱的尷尬。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古代的一些著作往往包羅萬象，或經史子集四部兼備，或涉及天文地理、職官典制等等諸多方面。現實中，很難找到這樣的通才來整理古書。其二，學術評價機製造成的尷尬。在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中，對古籍整理著作不夠重視，有些單位在計算成果時「打折」，更有甚者，將古籍整理著作不算成果。這種學術評價機制，造成了社會有廣泛需求，而有能力者卻不願意為的尷尬。其三，古籍整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錯的尷尬。古籍整理失誤難免，但是對失誤的性質要加以區分。有些內容相對單一的古籍，若整理中存在許多失誤，自然需要嚴厲批評，但像十三經、二十四史這樣的經典著作，整理者付出了再多艱辛與血汗，恐怕也不可能杜絕其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一些學者參與討論，「疑義相與析」，並撰寫糾錯文章，有益學術。但這些失誤有時候會被行外，甚至是古代文學、古代史專業從未參與過古籍整理工作的學者無限放大，進而故意引起公眾狂歡，進而由學術批評變為人身攻擊。其四，具體操作層面的尷尬。比如，古籍整理行業標準尚未建立，現有規範不夠完善，特別是全式標點符號有時候存在可爭議空間、繁體字規範字形尚未確定；明知道某個重要的版本在公藏機構收藏，卻因管理規定等因素而看不到；一些不具備從業資質的學者或出版機構也參與其中；等等。
下文結合具體案例，從標點、校勘、注釋和其他這四個方面來談一談古籍整理中的一些失誤，並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標點失誤
古籍標點是最見功力，也最容易出現失誤的地方，稍有不慎，就會出錯。從失誤的性質來看，有些是無心之失，有些是點校者學力不足之失。古籍讀不完，知識學不盡。標點古籍時，遇到一些超出點校者既有知識經驗的情況，恐怕並不會是小概率事件，所以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標點失誤。我整理《松泉集》中部分內容，其中出現了一些標點錯誤，承責任編輯細心審稿，予以指出。但即使是這樣，現在還能從中發現我的一些標點錯誤。
而從形式來看，標點失誤則主要有技術性失誤和知識性失誤兩類。
（一）技術性失誤
古籍整理標點的技術性失誤，主要出現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由於目前沒有專門的行業標準出台，只有行業內默認的習慣，而有些習慣性標點方式還存在爭議的空間，導致一些古籍整理著作產生了一些技術性失誤。
全式標點中，專名線的標法就常常讓古籍整理者頭疼。比如，「文淵閣大學士」之類詞中的「文淵閣」，有的標專名線，有的不標，各有理由，讓人莫衷一是。再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廣西大學文學院」一類的詞，目前有兩種標法：一是全部加專名線（如中華書局《新五代史》修訂版，修訂凡例第2頁）；一是只「北京大學」「廣西大學」加專名線（如中華書局《方言箋疏》，點校前言第6頁）。從地名需標專名線這個角度來看，「圖書館」「文學院」不是地名，後者是正確的；而從機構名可標專名線的角度來看，「圖書館」「文學院」只是一個二級機構，也是不需要標專名線的。這雖然出現在前言中，不是整理的內容，但涉及對專名線的認識問題，故而一併提出。
有一些習慣性標點方式，行業內默認遵守，但有些學者，甚至是知名學者，因標點經驗不多而忽視了這樣「行規」。比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春融堂集》，點校者精於詞學，故而在詞集標點中，很好地貫徹了詞集「韻用句，句用逗，逗用頓，駢驪處用分」的傳統標點格式。然而，該書將詩歌標題加標點的做法，則不合「行規」了。按照通行規則，標題是不加標點的。還如，「王氏」，一般全標專名線，而「姓王氏」，則只「王」字標專名線，「氏」字不標專名線。中華書局《新五代史》修訂版將「本姓王氏」的「王氏」標了專名線（第83頁），有待改正。又如，王守仁被尊稱為陽明先生。在標專名線時，「陽明先生」四字需要全標，但中華書局本《朱子晚年全論》第2版僅標「陽明」，於「先生」二字不標（凡例第2頁），這就不合理了。
（二）知識性失誤
古書用語簡潔，有些詞語會給今人的理解帶來困擾，比如，先秦典籍中的「詩」，是指《詩三百》，還是其他詩歌，「禮」是指某部禮書，還是某個具體的禮儀，有時候很難區分，常讓點校者犯難。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王荊文公詩箋注》：「詩：『退食自公。』」（第240頁）這裡的「詩」顯然指《詩經》，要加書名號。
古代著作，特別是一些學術大家的著作，往往牽涉極廣，標點時就難免會出現一些知識性失誤。比如，中華書局本《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太僕，統……車府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馬廄等令」（第736頁），當標作「車府、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馬廄等令」；「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第737頁），晉代官職有中黃令、左右藏令、鄴丞、中黃丞、左右藏丞，應標作「中黃、左右藏」「鄴、中黃、左右藏」；「司隸校尉……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員」（第739頁），諸曹書佐和守從事是兩個官職，中間應加頓號。又如，中華書局本《通典》卷三十七《職官》第六品「王郡公侯郎中令、中尉、大農」（第1005頁），檢視《四庫全書》本和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本，作「王郡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大農」，則此處當空一格，不宜標頓號。考晉代官制，王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但到東晉時，「公國則無中尉」，「侯國又無大農」，[]很顯然，點校本改動原書而標出頓號，是失當的。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論語後案》「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第39頁），就破句了，當標作「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宋儒朱震字子發，中華書局本《朱子晚年全論》第2版於「朱子發謂……」（第33頁），「朱子」二字標專名線，「發」下專名線失標了。
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段玉裁《經韻樓集》，其中《祭戴東原先生文》，整理者標點為：
維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丁巳朔越八日，弟子巫山縣知縣段玉裁謹遣役李志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吾師戴東原先生之靈曰：
嗚呼！先生名世之英，儲靈匯秀，先覺群生。自漢以後，六籍晦冥，辭章浮艷，道學虛聲，一華一空，無補於經。聖人之道，下學乃精。詁訓制度，物有其情。公實生知絕學，乃賡六書九數，條貫縱橫，至嘖不亂。胸羅列星，乃瀹其源，乃摭其菁。郊廟鴻鉅，菹醢瑣零，天象地輿，制儀寫形。典謨雅頌，天人性命，洞發重扃，殷奏其聲。潤色萬物，流浹杳冥。無疑不泮，無謬不 。
聿自癸未，始識先生。幸得為徒，執摯請正。先生曰否，相友相型。玉裁唯唯。師弟之盛，盛於炎漢。《六經》孔明，昌黎抗顏。籍湜硜硜，恥學於師，願鑒其酲，十年四聚，問答紛縈。如雺得霽，如劍得鎣。同之太原，同居燕京。行則同輿，飯則同鉶。自慚蠢愚，不寤多瞠。別久會希，溯洄依巠。弟子至蜀，師揚於廷。間闊五千，書郵不停。每奉翰墨，如聆咸 。雲胡丁年，起起悼驚。足疾而隕，庸醫可剄。易簀之前，書來錦城。細論音均，繩墨以絣。切切節節，丁丁嚶嚶。仲秋告歸，養痾筆耕。鄙人狂喜，亦擬東行。自今從游，投老合井。豈意山頹，梁木其傾。哀音至蜀，風凄雨霝。翩其丹旐，言返休寧。遺書誰取，碑石誰銘？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禮樂黼黻，以光太平，先生之德，而不遠齡，鮐背凍梨，申公宓生。海內故交，凄其涕零。著錄多士，哭寑失聲。矧茲淺劣，尤辱丁寧。負土九江，仰慚桓榮。日月如駛，東望傷情。一介之使，只雞之誠，用述故言，用慰幽靈。無戀陔蘭，陔蘭孔馨。微言未絕，竊願參訂。魂兮有知，鑒此心盟。尚饗！（第181—182頁）
祭文正文部分的標點有破句，以致文義有晦澀難解處。鳳凰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經韻樓集》與此大同小異，只是略有修正，將上海古籍版「菹醢瑣零」和「以光太平」後的逗號改為分號，將上海古籍版的「溯洄依巠」改為「溯洄依璽」。（第174—175頁）經核對底本，當以「巠」為是。而兩書中的「投老合井」，其義不解，底本中作「投老合併」。其實這個正文部分應該是韻文，韻腳為梗攝字。這段話的正確標點應該是：
嗚呼先生，名世之英。儲靈匯秀，先覺群生。自漢以後，六籍晦冥。辭章浮艷，道學虛聲。一華一空，無補於經。聖人之道，下學乃精。詁訓制度，物有其情。公實生知，絕學乃賡。六書九數，條貫縱橫。至嘖不亂，胸羅列星。乃瀹其源，乃摭其菁。郊廟鴻鉅，菹醢瑣零。天象地輿，制儀寫形。典謨雅頌，天人性命。洞發重扃，殷奏其聲。潤色萬物，流浹杳冥。無疑不泮，無謬不 。
聿自癸未，始識先生。幸得為徒，執摯請正。先生曰否，相友相型。玉裁唯唯，師弟之盛。盛於炎漢，《六經》孔明。昌黎抗顏，籍湜硜硜。恥學於師，願鑒其酲。十年四聚，問答紛縈。如雺得霽，如劍得鎣。同之太原，同居燕京。行則同輿，飯則同鉶。自慚蠢愚，不寤多瞠。別久會希，溯洄依巠。弟子至蜀，師揚於廷。間闊五千，書郵不停。每奉翰墨，如聆咸 。雲胡丁年，起起悼驚。足疾而隕，庸醫可剄。易簀之前，書來錦城。細論音均，繩墨以絣。切切節節，丁丁嚶嚶。仲秋告歸，養痾筆耕。鄙人狂喜，亦擬東行。自今從游，投老合併。豈意山頹，梁木其傾。哀音至蜀，風凄雨霝。翩其丹旐，言返休寧。遺書誰取，碑石誰銘。
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禮樂黼黻，以光太平。先生之德，而不遠齡。鮐背凍梨，申公宓生。海內故交，凄其涕零。著錄多士，哭寑失聲。矧茲淺劣，尤辱丁寧。負土九江，仰慚桓榮。日月如駛，東望傷情。一介之使，只雞之誠。用述故言，用慰幽靈。無戀陔蘭，陔蘭孔馨。微言未絕，竊願參訂。魂兮有知，鑒此心盟。尚饗！
還如，學界公認《詩經》中的句子至少二言，而有的書多次標出一言。《邶風·終風》三章：「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中西書局本《詩經通解》標作：「終風且曀。不，日！有曀！」（第37頁）《秦風·小戎》首章：「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中西書局本《詩經通解》標作：「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第133頁）《大雅·盪》二章：「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強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中西書局本《詩經通解》標作：「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強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第355頁）顯然有誤。
二、校勘失誤
與標點失誤相同，古籍整理中的校勘失誤，也可以分技術性失誤和知識性失誤兩類來看。
（一）技術性失誤
校勘的技術性失誤，主要是由於古籍整理者對於校勘常識陌生而產生的。比如，在確定底本時，有些整理者未經嚴格比對，不做長編，就隨意確定底本。某點校者選用稿本作底本，而用刻本作參校本。我在審讀該稿件時，發現該稿本並不如刻本精善，就向點校者提出了考慮換底本的意見。也有些整理者未對版本源流作出梳理，就確定底本和參校本，撰寫校勘記。比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只是羅列諸多版本，對其源流未作梳理，甚至在許多版本未曾寓目的情況下，就展開校勘工作。又如，我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某位學者提交的文章自稱是對《毛詩註疏》進行校勘。實際上，該文只是羅列諸多版本中的異文，也沒有梳理出版本系統，這隻能算作長編而已，並不是校勘。
還有，業內有一些公認的校勘常識，如：底本不誤而參校本誤，不出校勘記；底本用字與參校本用字是通假關係，不出校勘記；底本明顯訛誤可以徑改，不必出校勘記。而有些整理者因不熟悉這樣規範，出了校勘記。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如上文提及的《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有校勘記：「『焉』，四庫本、博古堂本、文盛堂本並做『惡』。」（第108頁）語氣上看，作「焉」是，故不需出校。「『邪』，明內府刻本、四庫本、博古堂本、文盛堂本並作『耶』。」（第105頁）作語氣詞用的邪、耶，混用無別，不需出校。「『魯』，明內府刻本、四庫本並作『曾』。」（第143頁）。從下文來看，這裡肯定是「曾子」而不會是「魯子」，可以徑改為「曾」。
此外，校勘與研究不同，而有些整理者忽視了二者的界限。比如，《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的校勘中，常常列出《公羊傳》《穀梁傳》的異文。《春秋》三傳異文，已經屬於研究的範疇了，若從校勘角度開看，此舉花了功夫，卻屬蛇足。
（二）知識性失誤
校勘的知識性失誤，主要是由於相關知識背景欠缺，造成該校的沒校，不該校的卻校了。比如，古籍中「厎」字常訛成「底」，以致學者往往忽視二字差異，以為可以通假，故而不作校改。這個失誤是由於對文字學不夠了解導致的，其實應該直接回改。又如，《春秋胡傳》言及《鄭風·狡童》時說「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將「詩」改為「鄭」，並出校勘記曰：「據《詩經·國風》和上下文意改。」（第55頁）所謂「詩人」，是古人對《詩經》某篇作者的稱呼，改成「鄭人」既無版本根據，也不合語言習慣。這個失誤是由於不明改字原則、不明古人語言習慣導致的。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王荊文公詩箋注》：「《語》：『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之。』」（第240頁）「其由與之」，文義不通。所謂《語》，即《論語》。檢視《論語·公冶長》，「之」爲衍文。此處應標點為：「從我者，其由與？」並出校說明刪字情況。這個失誤是由不熟元典導致的。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新校經義考》，為「蔣弘道」出校曰：「《四庫薈要》本作『蔣宏道』。」（第5頁）作「宏」顯然是避乾隆的諱。乾隆登基時，大學士鄂爾泰上書提議御名「弘」字諱改作「宏」，乾隆未允准，認為缺末筆就可以了。而乾隆二十八年，又規定「科場文字及一切文移書奏」要寫成「宏」。到乾隆三十四年又有所鬆動，故而其時缺末筆的「弘」和「宏」並存。華夏出版社本《宋人經筵詩講義四種》出校曰：「『謹』，四庫本作『慎』。」（第144頁）宋孝宗名趙昚，宋人諱其嫌名，慎字或缺筆，或改作謹。如此來看，這兩處是不需要出校的。這兩個失誤是由不熟悉避諱文化導致的。
開展古籍校勘工作，必須具備文字學知識。比如，《宋人經筵詩講義四種》於「何彼穠矣」出校曰：「穠，底本及叢書集成初編本等作『禯』，據四庫本改。」《毛詩》文本是作「襛」的。從文字學角度來看，衤、礻、禾旁常混。[]襛是正字，禯、穠都是訛俗字。張參《五經文字》：「襛，見《詩·風》。從禾者訛。」可見，這個校改不當。
開展古籍校勘工作，必須具備目錄學知識。往往有些其他領域內的專家，因不熟悉目錄學知識而出現了失誤，有的誤據俗本，有的對版本源流判斷失當。比如，有整理者以四部備要本作為底本，顯然不合理。《宋人經筵詩講義四種》中的第二種為張栻《詩講義》，整理者據四庫本來整理，也顯然是選擇了一個不恰當的底本。《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認為《春秋胡傳》的內府本和四庫本「同屬一源」（校釋說明第Ⅷ頁）。《四庫總目》標稱該書底本為通行本，顯然並不是內府本。這樣的判斷就會影響到校勘質量。
開展古籍校勘工作，往往還要對古書成書情況有所了解。比如，《清史稿》《清史列傳》都記載張廷玉於雍正三年（1761）七月署大學士事，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五年進文華殿大學士，六年二月進保和殿大學士，七年加少保；而汪由敦為張廷玉作的墓志銘說：「甲辰七月，署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進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十月，加少保。」[]我在點校《松泉集》時，注意到了這個差異，但於此未出校勘記。我的思考是，像這類正史記載與墓志銘不合的現象應該比較普遍，而這恐怕是各自史料來源不同造成的，並不宜將其簡單地當成錯誤來看待，從而出校勘記。而有些學者據墓志銘校正史，甚至說墓志銘可以補正史之缺，恐怕不太妥當。
三、注釋失誤
相較於標點和校勘來說，注釋是更高層次的整理工作，也更容易出錯。尤其是元典的注釋，往往用功多而收效少，出錯率卻高。注釋是一個探索活動，錯誤在所難免。凡探索，哪怕是錯誤的，只要不是無根之游談，都值得鼓勵。但是，也有些學者不明訓詁而注書，這樣就難免出出現本不該出現失誤，更有甚者，該注的不注，不該注的亂注。
有些學者在自己專業領域內取得不俗的成就，但是其專業與訓詁學不搭界，故而對訓詁學沒有理性認識。比如，中華書局本《四民月令校注》「其有贏帛，遂成秋制。」整理者注釋說：「『制』是指作成的衣服。」（第21頁）其實，制（製）本義是裁衣服，引申指衣服。這裡的「制」就是指衣服，而不必指「作成的衣服」。又如，某書初版將「六轡」解釋為「六匹馬」（第191頁）；將「或」解釋成「或者」（第307頁）；將「宿」解釋成「住宿」（第320頁）；將「兵，兇器」的「兵」解釋成「軍隊」（第346頁）；將「首鼠」解釋成「猶言首尾」（第439頁）。該書修訂時，出版社約我做審讀編輯，我提示作者將以上誤譯加以修改：六轡是指六根韁繩，拉的是四匹馬；或是指可能；宿是指隔夜；兵，此處指兵器；首鼠，連綿詞，指猶豫。
有些學者對於訓詁學認識不足，也參與注書，往往就只是依靠《漢語大詞典》這樣的工具書，這樣就難免會出現錯誤。比如，有學者校注陳柱的《中國散文史》，注釋「班班」一詞，羅列《漢語大詞典》的三個義項（第10頁）；注釋「至今則之」的「則」為「法則、準則、仿效」（第72頁）。稍具訓詁學常識的人就會知道，一個詞在句子中怎麼可能會同時有三個意思。同書「執事」一詞，被校注者注釋成「漢朝廷施職兵權的部分」（第94頁）；「六甲」一詞，是指一種詩體，凡二十句，每二句首字為自甲至癸的天干十字，卻被校注者注釋成「六個甲日」（第109頁）。該書出版前，出版社約我審讀這份稿件，我把這些問題都指出來，請校注者加以修改。
注書者不能沒有訓詁學常識，但是也不能只有訓詁學常識。《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於「螽」注釋說：「昆蟲，身體綠色或褐色，善跳躍，對農作物有害。」（第48頁）這裡注的是概括義，但未能有助理解原文。《春秋》書「螽」，一定是發生了比較嚴重的蝗災。《胡安國〈春秋傳〉校釋與研究》於「則當樛屈待下」，注釋說：「樛，求。」（第53頁）顯非其義。樛、屈同義連用，指彎曲。《宋人經筵詩講義四種》於「何其華之穠乎」，注釋說：「穠，草木茂盛貌。」（第77頁）前文的「華」，是「花」的古字。注釋言及「草木」，非其義。其實《漢語大詞典》的解釋「襛，美盛貌」（穠，當作襛，前文已經言及），已經給出了正確的釋義。《宋人經筵詩講義四種》中的另一條注釋說：「必我從，倒裝句，『必從我』。」（第156頁）古漢語中不存在所謂的倒裝句，這是語法學界的共識。
在釋義以外，還有些注釋中有注音。有時候，有些學者過於相信自己的知識經驗而不去翻檢字典，以致產生了不必要的錯誤。新世界出版社版《晉書地理志校注》在對犍為郡作注時，校注者特別加註拼音，說：「犍音jiàn。」（第128頁）這顯然不對，犍字在《廣韻》分屬元、仙兩韻，都是平聲，平分陰陽，不可能讀去聲。在現代漢語中，犍只有jiān、qián兩讀。此處作為地名，應該讀成qián。
四、其他失誤
除上文所述之外，還有些失誤也需要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視。
（一）古籍整理中俗字的處理。有些古籍整理工作者，對文字學發展史認識不足，以保留古籍字形以供相關專業人士研究為由，對俗字字形加以保留。這個做法也是不合理的。除了整理不得不保留字形的古籍，如文字學著作外，其他著作中的俗字是需要改成正字的。其一，綜觀漢字演變史，漢字字形一直處在變化之中，歷代整理前代文獻，對字形往往都有改動。從文獻整理角度來看，隸古定與楷書都起到了規範字形的作用。其二，古籍中往往有許多俗字字形，在今天來看，古籍整理著作中保存這些字形只是對部分文字字形的研究者有用，卻給其他閱讀者造成障礙，會影響古籍的有效傳播。而文字字形研究者，他們需要的是影印本，而不是整理本。其三，古籍用字，字形隨意。保留俗字字形，會給整理、出版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二）古籍整理中部分用字問題。有些古籍整理工作者，對文字認識不足，常常會出現文字字形錯誤。比如，於於誤用、底厎不別的情況，屢見不鮮。又如，范甯，不寫作「寧」，有些古籍整理著作就弄錯了。又如，「苟」字，在一些繁體字出版物中，常被誤錄成「茍」。《說文》：「茍，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與從艸從句的「苟」不同字。還如，現在古籍整理工作一般將舊字形改成新字形。這個做法值得提倡，但是少數字形轉換還需要爭議。比如將「爭」「卻」作舊字形處理，改為「爭」「卻」，就不大合理。若將「爭」改成「爭」，依此類推，則「淨」需改成「浄」，而「浄」這個字形是古籍中較少見的俗字字形。若將「淨」改成「凈」，則又是簡體字字形了。顯然「爭」這個字形以不改為宜。「卻」和「卻」是隸定中產生的兩個不同字形。雖然古代也有少數俗體在後代成為正體，而讓原先是正體降為俗體的現象存在，但是，古代一直都以「卻」為正體，「卻」為俗體。從約定俗成的角度來看，還是應該提倡在繁體字出版物中用「卻」。
（三）古籍整理中的釋讀問題。漢字字形演變非常複雜，有些字的字形極近，有些字形同時或歷時為幾個字，往往稍有不慎，就會產生釋讀錯誤。比如，前文提及《音韻樓集》中「並」字被認作「井」字，就是一例。又如，「邛」與「卬」寫法相近，中華書局本《詩考·詩地理考》將「邛有旨?」的「邛」誤錄成「卬」（第92頁）。又如，「段」的俗字字形「 」「 」與「叚」相近，有時候也會被誤寫成「叚」。所以，我們會經常見到一些古籍整理著作中出現這個失誤。這樣的錯誤在草書釋讀中出現得更多。我最近作為特約編輯，遇到有整理者將一幅宋畫的題詩錄為：「薝葡花開日，園林香霧濃。要從花里去，雨後自扶節。」「節」與前文「濃」不押韻；「節」是仄聲，出律，此處當為平聲字；且「扶節」不辭。考慮到「節（節）」與「筇（笻）」草寫同形，我直接將稿中的「節」改為「筇」。整理刻本相對容易一些，若整理稿本，其中往往會使用刪改、替換、乙正等符號，而每個人對這些符號的使用又不盡相同，再細心的整理者，都難免會產生失誤。
（四）古籍整理規範的適用性問題。有著多年整理經驗的積澱，古籍整理學界逐漸形成了一些默認的行業規範，但是這個規範只是一個「共性」，整理者不能不加變通，一刀切地運用這些規範來整理所有古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整理方式要加以區別。傳世文獻中，「寫本時代」的文獻與「刻本時代」的文獻整理應該要有不同的規範。「刻本時代」的刻本、稿本、鈔本等文獻的整理也不宜等而視之。即使同為刻本，不同的書也有各自不同的「個性」，整理者應該要視具體內容而制訂具體的整理規範。
五、餘論
上文僅就我作為一個古籍整理著作的閱讀者、從業者和編輯，在目力所及範圍內，粗淺地談了古籍整理中的一些失誤情況。可以說，失誤是每一部古籍整理著作中不可避免的。很多時候，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失誤，也並不能說明整理者水平不夠。
從古籍整理失誤的類型來看，有些失誤是無心之失，有些失誤是可以彌補的，有些失誤則是不可原諒的。整理過古籍的學者都知道，工作時間一長，稍不留神，手就不聽使喚，明知道怎麼斷句，卻下意識地產生了標點失誤。很多時候，有幾處專名線和書名號漏標、有幾處破句，其實是這樣的無心之失造成的。古籍整理工作背後隱含著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深厚的知識背景，並不是一項純粹的技術工作。任何研究與探索的過程中，都有出錯的可能。每一個古籍整理者都要經歷學步階段，才能逐漸成長為經驗豐富的從業者。每一個古籍整理者都要不斷學習相關知識，才能逐漸深化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在浩瀚的知識面前，學問再大的大家，也只能掌握其中微小的一部分。古籍整理者出現一些錯誤，如幾句話破句了，幾個詞注錯了，底本選錯了，並不宜無限放大。當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些古籍整理中的失誤是不可原諒的：有些學者不具備古籍整理從業資格也整理古籍，有些出版社不具備出版古籍整理著作資格也出版相關圖書，有些編輯對古文獻學比較陌生也擔任古籍整理著作的責任編輯，從而製造出粗製濫造的古籍整理著作。還有些整理者敷衍了事，態度不端正。我曾經審讀某人的古籍整理稿件，其間錯誤太多，我讓出版社退還給他修改，他卻原稿交回。後來不得已，我幫助修改了那些錯誤。該書基本上可以視作是我標點的，只是我的名字卻未出現在該書上。這些現象近年來時有發生，應該盡量杜絕。
文學創作有文學批評，學術研究有學術批評，古籍整理也要有古籍整理批評。古籍整理批評應該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要延續和有益補充，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籍整理批評者將自己的智慧貢獻出來，於著作本身、於整理者本人、於古籍整理事業來說，皆有益處。只有公正、客觀、合理、健康的批評，才能促進並推動這個學科健康有序地發展。但是，目前的相關批評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目前還缺乏健康的批評環境。有些古籍整理者因為出現過一些失誤，就為人所譏，甚至影響到職稱評定。這樣不合理的事情時有發生，說明古籍整理行業需要一個寬鬆、健康的批評環境。其次，目前的批評風氣並不都是健康的。有些批評者只顧糾錯，故意忽視整理者的付出與取得的成績。有些批評者只是為批評而批評，甚至吹毛求疵，求之過深。我就曾見過有網友以自己不喜標引號，而批評別人標引號。其實標明引文起訖才是更見功力的整理行為。我提示他不要以自己的習慣批評別人的習慣，他才認識到其中的不妥。有些批評者或於古籍整理理性認識不足，或學力不足，在批評中以不誤為誤，甚至無理取鬧。更有甚者，有些批評者並不是基於純學術批評的立場，而是挾有私心，或罔顧事實而一味吹捧，或以搞臭別人為目的；有些批評回應者將回應變成回擊。這是學術倫理失范造成的不良現象。以上這些批評行為都不值得提倡。第三，目前的古籍整理批評機制建設很是薄弱。目前的古籍整理批評尚處於隨意而無序的狀態，更談不上學理層面的研究了。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待管理者和從業者的共同努力。
[]班固撰，顏師古註：《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1頁。
[]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43、745、745頁。
[]陸明君已言及礻、禾旁常混，於衤旁關注不夠。其實三旁互混比較常見。見陸明君：《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頁。
[]汪由敦撰，張秀玉、陳才校點：《松泉集》，合肥：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886頁。「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原文逗號失標。這篇文章是我標點的，其全部責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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