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杉資本Mike Morit：縮水的美國夢和拚命的中國人

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的投資者Mike Morit通過他對辛勤工作的中國工人和懶散的矽谷工程師的觀察，向科技公司Twitter發起了斥責。身為億萬富翁的Moritz顯然需要這些錢為自己養老。

有關矽谷的主要資金報道是這樣的:「近幾個月來，怨言四起，有關被邀請向公司聽眾講話演講嘉賓的政治敏感性；有關適當長度的陪產假或工作生活平衡的爭論；或是，是否有必要為音樂會留出空間。這似乎正在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社會關注問題。」

他將這些微不足道的關注與「十點上工，深夜下班」的中國工人的職業道德進行了比較，他把重點放在女性身上，「其中很多有抱負的人只花幾分鐘的時間關注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孩子通常被祖母或保姆撫養。」他還強調了中國人和他們揮金如土的方式:「在西方人眼中，茶包的重複使用率太驚人了。」

可以想像，對此言論的反應很強烈。TechCrunch的Connie Loizos昨日發布了她的反駁，她說:「Moritz在公園裡打了幾個球，是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把他的觀點當作福音。事實上，我認為像Moritz這樣的億萬富翁絕對沒有立場告訴任何人他們在美國或其他任何地方工作應該有多辛苦。」

Basecamp的合作夥伴，Ruby on Rails編程框架的發明者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推文中更直截了當地說：

億萬富翁風投人痴迷中國的工作狂，他們沒有時間健身或看孩子，對辯論平等不感興趣。把西方人的情感稱為「過時的」。真是一個該死的蟾蜍。

DHH (@dhh) 2018年1月19日

在網上和Twitter上的數百個評論中，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對我來言，Moritz的評論是相當準確的，至少就一個13.8億人的國家和一個百萬以上的地區而言是如此。很明顯，中國人在技術上的平均工作難度大，而且中國的工作場所比矽谷工作場所要少得多。多年前已經被認識到了，並不是新聞。

這個故事中更有趣的線索是為什麼它首先是如此具有煽動性。當然，他把陪產假和要求一個音樂練習室聯繫起來，看上去似乎父母不應該關注他們的孩子。而且他是一個億萬富翁。我在這裡得到了標籤類戰爭的角度。

然而，這篇文章的煽動性恰恰是因為我們開始感受到美國經濟中競爭的痛苦。美國的白領們第一次面臨著我們藍領同胞們在過去三十年里所經歷的事情：隨著他們的工作被外包，工資和福利的下滑，美國夢的縮水。

美國喜歡這樣一種安排：在美國，清潔、高價值的設計和服務仍留在美國，而製造業、重工業和稀土開採等艱苦、骯髒的工作被外包給中國。美國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人做了艱苦的工作。美國人賺了大錢，而中國人只拿了零頭。

1980年，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開放，資本主義中國被「引入」，37年後，中國的GDP幾乎與美國持平。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非常努力地達到今天的水平。我們是否真的感到驚訝，那些同樣勤勞的中國工人突然在高科技產業繼續努力工作，並開始與美國科技巨頭競爭?

在我所在的矽谷和紐約的創業圈裡，陪產假已經出現很多次了。在我的交際網中，有很多創始人為他們的初創公司提供無限的假期，並提供免費的午餐、按摩服務，以及其他高得令人眼花繚亂的薪水。幾乎所有的創業公司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在A輪融資之前是這樣，但幾乎總會這樣。

所有這些好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有道理的——人才稀缺，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公司發現善待職工最終是對所有人的雙贏。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擔心中國呢?如果我們的工作場所政策真的為生產力創造了理想的條件，難道我們不是正在從中受益的人嗎?中國人會把自己累死，而聰明的美國人會收穫回報。

當然，挑戰是——這都不是真的。創業公司真的很難建立。在最初的幾年裡，他們每周要花上幾百個小時的時間，而且只有少數幾個員工在工作。一個每周工作35小時，有無限假期的創業公司，幾乎肯定會輸給一個每周工作100小時的初創公司，即使前者的員工休息得更好，效率更高。

這就是為什麼Moritz這麼有煽動性。他在道德和人類層面上顯然是錯誤的，但他顯然又是正確的。我們感到憤怒的是，我們有一個億萬富翁在指導我們工作，我們也深知他是對的。如果我們要維護許多難以創造令人舒適的工作環境，那麼是時候重新開始工作了。

本文來自獵雲網，創業家系授權發布，略經編輯修改，版權歸作者所有，內容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 下載創業家APP，讀懂中國最賺錢的7000種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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