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我一生都在努力做個好人
著名作家梁曉聲最近出版長篇小說《人世間》。全書逾百萬字，從20世紀70年代寫至改革開放後的2016年，堪稱一部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被出版界視為「一代人的時代閱歷，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人民總結」。近日，讀加君電話專訪了梁曉聲。
梁曉聲
幫助當代青年補上對中國當代歷史的認知
《人世間》分上中下三卷，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圍繞春節歡宴、家庭聚會、重大事件布局全篇，展示近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貫穿其中的，既有中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夢想」，也直面了改革開放進程的艱難和複雜。
在這部作品中，梁曉聲並不迴避改革開放大潮中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歷的陣痛，周秉昆們人到中年時面對企業轉型和下崗的艱困窘迫，但他們並沒有退縮，而是互助互幫，自立自強，展示了困厄中人性的美好。
1949年出生的梁曉聲告訴記者，作為時代親歷者，他的小說創作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里的無悔青春到現實關懷，再到基層關懷，經歷了一個「微型中國」。將歷史的感受和現實的思考融為一體，是人文知識分子對於現實中國的本能擔當。
梁曉聲期待《人世間》出版後，周氏三兄妹的奮鬥和選擇，能給當下年輕人帶來兩種啟思。一是關於善的教育。因為這些故事大部分源自親身經歷，文學與真善美的結合，在這裡不再是一個誇大的想像，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二是幫助當代青年補上對中國最近的歷史的認知。
他認為，古裝電視劇的熱播，讓年輕人「穿越」到清朝、唐朝，從這些花樣不斷被翻新的朝代故事中，去感知歷史。但對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卻所知甚少。
「沒有比較就沒有肯定，我認為要評價當下中國的成就，一是國與國之間的比較，一是和自己從前的比較，年輕人要跨過這個認知上的盲區，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經歷，在那樣特殊的時代，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們怎麼看待利益、友情、親情關係。」梁曉聲甚至認為，這種認知有助於緩解年輕人的現實焦慮，找准人生方向。
我的時評是寫給年輕人看的
上世紀80年代，《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讓梁曉聲成為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為一代年輕人打造了精神上的故鄉。從80年代後期開始，回城知青、下崗工人、進城農民、莘莘學子成為他關注的對象，出版了《返城年代》《年輪》《知青》《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此後，一手寫小說、一手寫時評成為他的創作常態，這些時評後來陸續結集出版。
作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的資深教授，梁曉聲坦言這些時評是寫給年輕人看的，呼籲他們多讀書，讀超出年齡的作品，保持獨立與個性。
他多次舉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鮑勃·迪倫的例子，迪倫曾說過，面對50萬人歌唱的壓力大過面對50個人，因為面對50萬人的時候，這50萬人可能體現為同一人格，一起揮舞手臂，情緒色彩也差不多；而如果是那50個人中的一個，往往會意識到「我」和別人的不同，會保持自己的個性。
文化向善的心靈教育，要從小開始
作為著名作家、學者，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十幾年來，梁曉聲經常到各大中小學做講座。他發現，文化向善的心靈教育，要從小開始，這些感想後來結集出版在《小學生如何寫作文》《中學生如何寫作文》。
他將人性的善良放在首位，不教小學生得高分，快速成功的竅門，而是教他們如何觀察生活，在生活中觀察到令我們的心柔軟的人和事。他把作文看作關乎一個人一生的生活和事業，希望孩子們不要成為感性腦區僵化的「半腦人」。
採訪時，談到文化化人，他再次表達了對流行文化憂心忡忡。在這個時代，你想走近一個當代青少年，只能靠搞笑，寫談戀愛那點事。假使有天給他讀《海的女兒》《快樂王子》，他們一臉漠然，無動於衷，那很可怕，「我要趕在這些沒有發生時，努力做點什麼，即使它逆著時代潮流」。
多一些社會擔當，多葆有道義和責任，為他人提供啟思，梁曉聲將此視為一個作家的責任，比起指責，他更想為這個社會奉獻。採訪快結束時，他首度向媒體透露，今年3月退休後，他將和《人世間》里的周蓉一樣，到山區給孩子講講課，在人性善良這一主旋律上，繼續一個作家的自我完善。
【訪談】
文學和藝術把理想主義推到極致
《人世間》更值得年輕人看
讀+：書名《人世間》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梁曉聲：為基層寫一部比較厚實一點的書，一直是我的心愿。基層分為農村和城市，關於農村題材的小說比較多，原因是我們這一代相當一部分作家如賈平凹、路遙等都是農家兒女，比較熟悉農村生活。
我出生在哈爾濱，熟悉城市基層的生活，但以前一直感覺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兩年前，我去醫院檢查，發現身體狀況不太好，突然就有種時不我待感。我取材的人物，均來自我熟悉的基層百姓家，再發散到幹部、知識分子、文藝界人士，組成一幅人世間群像圖。
讀+：三部頭大長篇是否寫得比較艱難？
梁曉聲：《人世間》從1972年開始寫起，所謂艱難，是在尺度的把握上，我既不願意這三部小說成為抽屜文學，也不願意失去現實主義精神。很多讀者不知道，《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等作品當年發表、評獎、影視拍攝時都遇到了重重困難。我很平庸，寧肯打點折扣地體現，也希望讓讀者看到它們在當下呈現的價值。
讀+：什麼樣的價值？
梁曉聲：年輕人值得看一下這類書。他們從校門到校門，從單位到單位，從崗位到崗位，要理解民間，不能靠數據、報告，各種材料，這些對民間的了解很不質感。看了這樣的書之後，當在工作實踐中，遇到一個企業退休工人，向你提出他的生活訴求，你就會多些了解，你們就可以真誠地對話。
文學要不斷建立人性正能量
讀+：你曾感嘆現在缺少好人文化，這是你塑造周家三兄妹的宗旨之一？
梁曉聲：我寫作這麼多年，一直認為文學是時代的鏡子，作家是時代文學性書記員。文學要反覆不斷建立人性正能量的價值。有人強調思想，我更強調善。一個善良的人，弱點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因為善良，周家三兄妹以及周圍的人，不管這四十多年時代如何變動，只要活在人世間，就互相給予溫暖。
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我有時也會困惑，人類社會究竟要走向何方？但我始終認為，人類作為地球上的高級物種，讓自己進化為最有善性的一個物種，才是終極方向。文學應該具備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影響一個人成為好人。
讀+：《人世間》將真善美幾乎發揮到極致，在今天看來，是否過於理想主義？
梁曉聲：賈平凹說過，作家都是在雲層下端寫作，但心裡永遠不要忘記雲層上端，因為那裡有真善美，也有全人類的價值。你看周秉昆，自己的生活那麼苦，還是急他人之所急，我的人生也是這樣一個走法。人性的高度，無論放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不顯高，也不羞恥。
我每次重讀雨果筆下的冉阿讓，屢屢感覺人性崇高得很不真實，以雨果的智商，他為什麼還是那樣寫，肯定是明知在干理想主義的事，還是要這樣寫。
還有他的《九三年》，狄更斯的《雙城記》，包括我們的戲劇《秦香蓮》，全人類都不約而同通過文學和藝術，把人性的理想主義，推到一個非常極致的境界。身為作家，我就當在跑馬拉松或接力賽，惟有再接再厲，固守著人性善這一點。
讀+：所以你的作品始終葆有文化化人的力量？
梁曉聲：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讀完之後，你發現，為了生存，本能的惡輕易就會跑出來。這是我的憂慮所在，文化化人的力量，一旦停止，就會回到殘酷的境地。文化化人是潤物細無聲的長期工程，但退回去的力量和速度，卻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大更快。
我們身處一個影像時代，全世界都受到數字文化的影響，手機控、低頭族哪裡都有，文化快餐里沒有細節，只有感受，沒有感化。一個國家讀書人口的多寡，其影響力在二十年後，我一直堅信多讀文學書籍，會活出更多人生意味來。
我一生都在努力做個好人
讀+：周家幾兄妹，不管作出何種人生選擇，卻活得非常有筋骨，你是特意凸顯他們的道義和擔當？
梁曉聲：這四十多年，物質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借周氏兄妹的視角，提出了廁所問題、洗澡問題，有自己的廁所，在那個年代能讓人幸福到哭。但我覺得還要在物質生活提高滿足的過程中，讓文化繼續化人。
這和我個人的人生經歷有關。周家兄妹、周父，有我自己和父親的影子，我父親便是大三線建築工人，我從小生活在小說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知青回城探親時，出於自卑，我盡量不讓別人來我家。
我後來在知青連隊當上小學老師，能上復旦大學，活出今天的人生，是出現了很多好人幫助我。我那個時候受文學影響，對自己有不一樣的要求，周圍的人感受到了，自願幫你。
現在的年輕人拼爹媽，羨慕別人有一個開掛的人生，卻從不思考自己和別人有何不同，凡事斤斤計較，缺乏同情，不願承擔，憑什麼要求你人生的幸運指數比別人高？
讀+：寫作四十多年，你最堅持的文學姿態是什麼？
梁曉聲：我把人性看得非常重要。我還記得看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戰馬》時的激動，當戰馬在炮火硝煙中掙扎，對立的英軍和德軍都主動豎起白旗，救那匹戰馬。這就是人性的力量。
受益於文學的滋養，從年輕到老，我一生都在努力做個好人。當我這樣做了，別人發現你的善意，反過來又願意關心我，幫助我。將我親歷的好人文化告訴讀者，是我寫這本書的重要目的之一。
《人世間》節選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六十六歲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葉歸根，終於又回到光字片了。領導們對他這位「大三線」的老建築工人始終厚愛，有意讓他的工齡延長了兩年，這樣他的工齡就可以達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領八九元工資。
他對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儘管受到格外關照，每月也只不過五十二元退休工資。在當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資最高的人，比許多在職人員的工資還高，很被人羨慕。
在以往二十餘年裡，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個家為端點，向中國那些偏遠的、經濟落後、崇山峻岭的省份「發射」，他一直游弋於那些省份之間——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發射台。現在，這一顆「老衛星」耗盡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僅有標誌意義了。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走南闖北過的人，哪個省份留給他的印象最好？他總說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他對A市表現出了別人難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後的頭一個月里，他整天騎輛舊自行車到處逛，把全市的邊邊角角以及四周郊區都逛遍了。他逛得特過癮，體會卻只是兩句話：「哪兒都沒變，哪兒都熟悉。」
他對更加髒亂差的光字片一點兒也不嫌棄，因為見過太多比光字片還要髒亂差的情形。同樣的情形，是當年許多農村和城市的常態。四年里，他這位從「大三線」退休的老建築工人，似乎把光字片當成了「小三線」，把自己家所在那條被違章建築搞成了鋸齒狀的小街當成了主要工程。
如何讓自己的家看上去還有點兒家樣，理所當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點工程——他似乎要獨自承擔起改良的神聖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們經常見到他在抹牆，既抹自家的牆，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牆。他抹牆似乎有癮，四年抹薄了幾把抹板。
有一年，街道選舉先進居民，他毫無爭議地當選了，區委副書記親自獎給他一把系著紅綢的抹板。他捨不得用，釘了個釘掛在牆上。他依然是個重視榮譽的人。
他的工具不僅是抹板，還有鐵杴。人們也常見他修路，鏟鏟這兒的高，墊墊那兒的低，填填某處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門前的地方。
見到他那麼做的人有過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麼大年紀的，常常勸他，「拉倒吧！一條小破街，弄不弄有什麼意思呢？下場雨又稀里嘩啦踏爛了。」他卻說：「弄弄總歸好點兒，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或說：「我往土裡摻了爐灰，再下雨不會那麼泥濘不堪了。」
四年一晃過去，周志剛更老了。漢字的微妙之處是別國文字沒法比的，只有中國才有「一字師」的說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雖屬民間口頭語，但把那種如變臉般快的無奈感傳達得淋漓盡致。
周志剛完全禿頂了，腦殼左右稀疏的頭髮全白了。他漸漸蓄起了一尺來長的鬍子，鬍子倒有些許灰色，估計繼續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多了。他的腿腳已不靈活，有點兒步履蹣跚，渾身經常這裡痛那裡酸的。
當年在「大三線」工地上對體能的不遺餘力的透支，開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別人已經稱他老爺子了，而即使別人不那麼稱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識到自己確實老了。
《人世間》
梁曉聲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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