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平：《呂氏春秋》與先秦諸子思想的關係
《呂氏春秋》並不屬於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小說諸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只能歸入先秦諸子中的雜家。
《呂氏春秋》，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歷代目錄著作都將之隸屬於「雜家」。這說明《呂氏春秋》的思想，符合《漢書·藝文志》對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界定。但近代以來，學術界有不少人並不認同這一傳統看法，或認為《呂氏春秋》的思想同於所謂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特徵，或認為「《呂氏春秋》之指導思想為陰陽家」。筆者認為，全面梳理《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諸子之學的關係，對於準確把握其學派歸屬是十分必要的。
《呂氏春秋》與道家、陰陽家
《呂氏春秋》與道家思想有密切的聯繫。東漢高誘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正指出了這一點。《呂氏春秋》一書中大量引用老子、莊子、列子、子華子、詹何等人言論，以闡明其君道應「無得」、「無識」、「無事」，君人南面之術要在「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得」等，皆是其例。故近代學者顧實以《呂氏春秋》之中《本生》《重己》《貴生》《情慾》《盡數》《先己》諸篇，為道家楊朱一派之遺說；而蒙文通則以《呂氏春秋》書中《知度》《慎勢》《貴因》《察今》《順說》《不廣》皆有取於黃老學派中慎到一系學說。當然，據筆者研究，《呂氏春秋》吸收的道家思想，主要源自道家伊尹學派中的黃老思想，而對其中老、庄道家的玄虛之「道」，則朝向客觀實在論進行了改造。
《呂氏春秋》對陰陽家思想也多有吸納。余嘉錫、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不僅「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陰陽家之義，即使是春、冬二《紀》，亦有「春令言生，冬令方死耳」之義。「今觀《呂氏春秋》書，《十二紀》每紀之首篇，《八覽》首覽首篇，《六論》首論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見長》《應同》《首時》《召類》等篇，皆是陰陽家說，與《史》《漢》所指陰陽家之特點正合。其《十二紀》，每紀間以他文四篇，大抵春令言生，夏令言長，秋令言殺，冬令言死，蓋配合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義，正是司馬談所指陰陽家重四時大順、天道大經之旨。其他各篇流露陰陽之說者，比比皆是。」當然，《呂氏春秋》也並不認同陰陽家一切聽命於「天道」或「牽于禁忌，拘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而是明確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的「修德行」、「知義理」的重要性。
《呂氏春秋》與儒家、墨家
儒、墨二家是先秦諸子中的「顯學」。《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儒家的關係十分密切，以至於《四庫總目提要》有所謂此書「大抵以儒為主」之說。《呂氏春秋》《夏令》《言樂》諸篇，發揮儒家《樂論》思想最為突出，故清人汪中乃疑其為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於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其他各篇，如《先己》《尊師》《勸學》及《孝行覽》等，亦與儒家《學記》《孝經》相表裡。《呂氏春秋·恃君覽》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猶且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此正合《荀子·王制》《非相》「明分使群」之義，為儒家所特有之人類社會起源學說。儘管《呂氏春秋》並不認為儒家的仁義之術有更多現實可行性，甚至在許多地方還將儒家的孔子與道家的老子相提並論時，有意地揚老抑孔，以顯示其對待儒、道兩家時思想傾向。
《呂氏春秋》一書墨家思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故清人盧文弨有此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之說。《呂氏春秋》一書中的《重己》《重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諸篇，發揚墨子思想中「節用」、「節葬」、「尚賢」諸義，固為《呂氏春秋》吸收墨學之顯例。其他，如《當染》繼承《墨子》的「所染」思想，《去私》讚揚墨者鉅子的「忍所私以行大義」，《高義》稱頌子墨子的義不受越王之封，《上德》肯認墨子之徒死陽城君之義等等，皆可見《呂氏春秋》一書確實與墨家思想有很深的淵源關係。儘管我們並不能否認，在《呂氏春秋》的有些地方，如在《振亂》《禁塞》《大樂》等篇中，曾對墨家「非攻」、「偃兵」及「非樂」等觀點有過明確的批駁，認為對待「攻」、「守」皆應明辨是非，以「義」為評價標準；而「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非樂」者乃不知音樂「所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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