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揭開汕尾新田的那30年的神秘面紗！

最新 01-26

簡述1919至1949年間

新田的社會狀況

——我的家族和當地人民的生活狀況

以及當地的革命運動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歷史161班黃思碟

【摘要】

1919至1949年間的新田，無論是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還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由於當局政府都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階級的政府，新田人民普遍上都生活在一種很艱難且勞苦的狀態中。此期間中，掌握過廣東省政權的陳炯明和陳濟棠都是粵系軍閥，國民黨派遣來任職的官員，也是代表大資產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民生問題得不到當地政府的重視和有效解決。當地人民艱難的生活狀況有利於革命運動的開展以及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其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事迹至今激勵著我們前進。

【關鍵詞】新田民國社會狀況

我的家鄉在廣東省汕尾市陸河縣新田鎮。這裡地處海豐、惠東、紫金三縣交界處，是著名的老蘇區，又是省1993年確定重點扶貧的山區鎮。陸河縣成立於 1988年1月，是中國最年輕的客家縣。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陸河縣是隸屬於原陸豐縣的。陸河縣裡使用的方言主要是海陸腔客家話，新田鎮里的橫隴管區有些村落使用閩南方言中的福佬話。而現陸豐市是使用閩南方言的。兩地之間存在很大的文化差異。

民國三年，即1914年，「改潮州府為潮循道，陸河屬潮循道陸豐縣。」北京政府時期，即1914年6月至1928年，陸河屬於廣東省潮循道陸豐縣；南京政府時期，即1927年至1949年，屬於廣東省第4區陸豐縣。1927年9月至1928年2月，陸豐縣為海陸豐根據地轄縣，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東江根據地中心之一。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之一。

解放前，本鎮的交通較其他鎮不便，往外走都要翻山越嶺或者走山區的羊腸小道。新田的河流入螺河，可通不大的木船，春夏季河水漲時，貨船走半天的水路才能到達陸豐城。

鎮上有二十多個姓，其中以葉姓和丘姓人口居多。葉姓有數千人，都是近百年來從陸河縣螺溪鎮遷出，而且居住較為分散，族內沒有官僚豪紳，故封建勢力較薄弱；而丘姓大約有兩千餘人，大多聚族而居，且有多家地主豪紳，封建勢力比較大。黃姓在當地人口不多，且多是佃戶，所以談不上有什麼勢力。我的曾祖父是1883年生人，原本是姓丘，叫丘錫春，是新田鎮屯寨村人，家境貧寒，是為佃戶，耕地為生。後來他在1927年，到新田鎮田心村入贅到黃姓人家，改名黃進生。黃家有幾小塊農田，屬於下中農階層，世代為農，耕地為業。曾祖父與曾祖母葉氏育有三女兩男，加上曾祖母與其前一任丈夫—黃太公先育有的一女兩男，我祖父共有八個兄弟姐妹。因為家境貧寒，養活不起那麼多的孩子，我祖父的一個弟弟就被送給別人家了，換回一筐紅薯，當時此種情況甚是普遍。

民國11年，即1922年時，新田的參城村，那個時候叫參將府村，成立了鄉村農會。1923年，新田成立了鄉農會。同年8月，「設在海豐縣城的廣東省農會遭軍警200多人襲擊，執行委員楊其珊等25日被捕，隨後，陸豐縣長羅輔平出布告，解散陸豐縣總農會。時稱『七五』農潮。」

其執行委員楊其珊，「1871年出生於廣東省陸豐縣參城村一戶貧苦農家，後全家移居海豐縣太湖村。」「他活動於梅隴及附近地區，設館授徒，行醫濟世，後來在梅隴小溪峒村落戶。」(梅隴鎮在海豐縣境內)「1922年間，楊其珊同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相識，並成為他的親密戰友和助手，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委員。」他為海陸豐的農民運動的開展以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可惜的是,在1933年他帶領一名戰士秘密到陸豐碣石溪高崗村活動的時候，被一個認識他的叛徒告了密，他一進入村子即遭到當地反動武裝襲擊。他猝不及防，壯烈地倒在敵人的槍口之下。2010年,為祭奠楊其珊及其他革命烈士的激石溪革命根據地先烈紀念園在激石溪革命老區境內建成。「激石溪革命根據地先烈紀念園在對幹部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彭湃同志

「1925年，廣州革命政府派軍隊兩次東征及南討，消滅了陳炯明等反革命軍閥，統一了廣東，使之成為了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海陸豐的廣大農民，在傑出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領導下，「積極配合東征軍兩次征戰，終於打垮了強大的軍閥勢力，他們經過勝利、失敗、勝利的鍛煉與考驗；1926年8月，海豐、陸豐分別召開的全縣第二次農代會，標誌海陸豐農民運動已經推進到高潮。」

「民國16年，即1927年10月6日，在董朗率領下的南昌起義軍24師1300多人到達陸豐激石溪，實現了革命武裝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當時，激石溪革命根據地是海陸豐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後方根據地。激石溪革命根據地位於激石溪村，是山區，與河源市紫金縣以武頓山為界，山脈高達一千兩百多米。海陸豐地區是沿海地區，平均海拔只有幾十米，幾百米的山在我們看來都很高，所以武頓山算得上是非常高的了。參城村和激石溪村相鄰，在那個交通落後的年代，和鎮里其他的村子隔得比較遠。所以，蘇維埃革命政權所能動員到的群眾，也以這兩村的為主。

我爺爺是1933年出生的，在祖父9歲的時候，曾祖父就去世了。祖父兄弟姐妹又多，曾祖母一人很難養活這麼多的孩子，祖父便自己出門賺口吃的。祖父曾經和他的一個妹妹到附近的地方行乞。當時，「子女多或年老無依的農民，只得當乞丐。一般的情形，每鄉都有好幾戶乞丐。遇上荒年，有的農民只好全家逃荒外地謀生。」後來，祖父到附近的陂坑村，給當地的一個地主家裡當長年，做長工，放牛。當時陂坑村裡的地主在大片土地上種植鴉片，牟取暴利。當時的廣東是屬於軍閥統治的區域，當地政府對待黃賭毒相對寬鬆，不像今日之共產黨之嚴厲打擊。當時軍閥政府還通過黃賭毒來增加稅收種類，例如賭捐、煙捐等，以此增加財政收入。據了解，我爺爺的一個哥哥，因為參與賭博，輸掉了家裡僅有的一點地產。這讓本來是以耕田為生計的家庭失去了謀生存的地產，家庭負擔異常重大，生存條件很是困難。這種情況在當時很是常見，地主豪紳通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謀取下中農僅有的一點土地，使之成為佃戶，變為赤貧。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級矛盾加深。

當時80%以上的可耕地是地主和公嘗會產所佔有。「貧農約佔全區人口90%以上，他們中又以佃戶占最多，半自耕農次之；中農約佔全區人口5%；富農、地主不到50戶，每戶佔地多在100石租谷左右。」「自耕農兼小地主及自耕農這兩種農民本可自給自足，自帝國資本主義侵入以來，中國的工商業不能發展，而一般手工業有被其打得粉骨碎屍！為帝國主義的海關政策所束縛，同時一般物價日高一日，而農產品之價格極其量只得保持原狀。故農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繼長增高，農村日趨荒廢。況且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連年戰爭，於是農村對於種種軍費負擔真是不勝枚舉。苛捐雜稅農民負擔異常重大，農村生活日陷困難，結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賣其土地以應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變為佃戶—逐漸無產階級化。」

而且，地主對於農民有著種種權利，比如，「地主用大斗收租，還要『三下蓋』；農民代地主挑谷不給工錢；農民要備好酒菜招待收租的地主，並且要出轎夫費；地主可以不按契約隨便收回租給農民的田；農民欠了租，地主叫自己的僕役到農民家裡去坐索，農民要給他『腳皮錢』，甚至牽牛、扛豬、封閉房屋，迫得欠租農民無家可歸。」類似種種當地地主同土豪劣紳相互勾結共同壓迫剝削農民的現象很是普遍。「他們為了維持對農民的封建統治勢力，極力加強農民對於宗教的觀念，使族內農民任由他們擺布，農民中敢於反抗他們的，立即予以族規處分。他們彼此維護權益，如農民欠了地主租債，或損害了地主秋毫，土豪劣紳立即替地主說話。」

此時，除耕田外，農民被迫發展副業，找另外的門路賺錢補貼。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激石溪農民的主要副業是打柴燒炭，若自己有一點山林的便砍一些柴，燒一些炭挑到新田圩賣錢。沒有山林的農民受地主、商人僱用，替他們打柴燒炭，或者是替地主、商人搬運木材、柴炭及各種貨物。山區的婦女都是要參加勞動的，如家務、砍柴、農忙的時候插秧、收割，許多貧苦的農婦不得不也跟男人一樣挑擔，賺錢來補貼生活費。貧農家庭的孩子無法上學讀書，大多不足10歲就要參加家庭的農事勞動了，有的被迫替地主放牛、打雜，其勞動強度大大地超過兒童的能力。我爺爺從未上過一年學，他的幾個兄弟姐妹也是沒有上過學。我的奶奶是1939年生人，小學畢業，上學的時候回家後也是一直要做家務，後來家裡的情況實在是沒有辦法讓奶奶繼續上學了。奶奶的家裡是重男輕女思想很濃重的，女孩子要幹活，男孩子卻不用。奶奶的哥哥讀完小學之後繼續讀初中，中學文憑，在當時當地還算是個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後來當了個風水師。因為當時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文盲，大字不識一個，只會寫自己的名字而已。像我的外婆，就是未上過一年學，沒有念過書，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當時的婚姻以買賣婚姻為主，當時的人普遍認為，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重男輕女思想很是濃厚，很多窮困人家生了女孩就會送走，這就造成了婦女少的情況。1歲的女孩要七八十毫身價錢，15、16歲的姑娘就要1000多毫，所以不少貧苦農民只好獨身，或者帶童養媳。農民中娶大新娘的很少。我爺爺的兩個哥哥就是獨身，因為窮困而找不到媳婦。

我的家族在解放前的生活很是刻苦，節衣縮食。一般都是吃紅薯，或者是紅薯裡面加一點點大米飯。一天三餐都很難吃飽，只有過年或者是婚喪的時候才能吃一頓飽飯。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爺爺是不喜歡吃也不吃紅薯的。聽長輩們說，他是以前過窮苦日子的時候吃怕了。所以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大家的生活都普遍好起來了以後，他就不吃那個東西了。那時候，大家穿的衣服大都是土機布，因為這樣的土布比洋布便宜而且耐穿。可是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要積攢下余錢做套衣服都很困難，所以，窮人家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一件衣服穿幾輩子。由於生活困難所迫，家庭關係被破壞，兄弟毆鬥很常見，甚至父子也打起架來。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明。農村的社會狀況與農民運動是有密切相關的。農民大多沒什麼知識水平，很難真正地能夠在思想上有所覺悟，若非被逼上絕路，是沒有勇氣和地主官紳抗爭的。普通老百姓若能夠平平淡淡地生活，累點苦點也無所畏懼，不敢拿上身家性命甚至是全家性命做賭注。甚至有一部分人為了謀生存，不惜背負罵名做漢奸。大部分人都是本本分分地生活，躲避戰亂，忍受貧苦，像我的祖先就是如此，一日三餐都無法吃飽，哪有精力參與抗爭，一大家子人等著要養活。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我奶奶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社會主義的涵義。但是經歷過那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她覺得是新中國讓她有一個安樂而幸福的晚年。我也相信在一個重視民生的政府的帶領下，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美好。

參考文獻及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