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需要更多的關注
CREDIT: 銳景創意
癌症的治療是花費巨大的，而且很難顯著提高生存率。
在奈及利亞、馬來西亞、印度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你可以在腫瘤科的走廊上看到成群的人在走廊上排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身患可治癒腫瘤的人只能接受化療，而不能接受放射治療與手術。其實在低收入國家裡，90%的人沒有條件接受放射性治療的條件。
而在發達國家，新型藥物、放射治療技術的開發也是舉步維艱的，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有277例癌症治療方案進入臨床試驗，但是僅僅有15%的治療方案能顯著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或者改善其生活質量。根據調查顯示，花在開發新葯的錢越來越多，但是有效的質量方案卻是越來越少。
在那些低收入國家裡，有時候，進行癌症的相關治療對患者是弊大於利的。
在過去的十五年里，我(原文作者，下文同)在40多個國家當過臨床研究者，組織了十幾項癌症控制項目。根據我們20多年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經驗，我們發現，癌症的治癒率其實與治療方式是否高明並不明顯的相關，癌症治癒率其實和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水平相關性較高。
為了提高全世界大約1600萬癌症病人的存活率與生活質量，科學家、醫生、政治家、組織團體都致力於將合適的治療傳達給需要的人。
癌症病人的數量仍在上升。過去的十年間，全世界有1270萬人患上癌症，這帶來了2900億美元的市場。到了2030年，癌症病人將增長至2170萬，帶來4580億美元市場。這主要是因為老齡化的加劇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但是不同國家面臨的情況是不同的。
在歐洲各國，不同地區疾病的死亡率相差很大，例如，在2014年丹麥的乳腺癌死亡率與立陶宛的死亡率相差14.5%。對於直腸癌，不同國家的死亡率要相差32%。
同樣的，在亞洲，不同地區在被診斷患有惡性腫瘤後一年內死亡率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例如，馬來西亞人在被診斷有乳腺癌和直腸癌後的一年內死亡率是12%，而在緬甸，這個比例是45%。此外，在泰國，四分之一的人在治療完癌症後變得傾家蕩產，而在越南，這個比例是三分之二。
很多新興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醫院都缺少基礎設備和能夠治療各種癌症的專業人員。例如孟買塔紀念中心地印度最也是最大的癌症治療研究中心。大約有164位高級醫生在這裡工作，該機構每年要接收40000病人。相比於美國安德森腫瘤中心其每年接收33000病人，但是醫生數目幾乎是印度的11倍(1834個醫生)。
同樣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僅僅有16個國家擁有基礎服務中心，這些地方治療機構也只是擁有診斷癌症的機器，與經過訓練後的工作人員。像是非洲這樣的國家，醫生與普通人的比例是1：2300000，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比例大概是1:15000或是1:20000(幾乎差了兩個數量級)。
除了一些經濟上的因素，一些管理上的缺失也讓臨床實驗室難以發揮其用途。在坎帕拉2011年僅有5%的病理實驗室能夠拿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一般來說，缺乏訓練的醫師的誤診率也會相對較高。
此外，病人不及時就診也是造成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在突尼西亞，乳腺癌的五年內存活率僅為68.4%，這主要是因為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地區，身患乳腺癌是一件丟人的事情。一些丈夫會阻止他們的妻子看醫生，而且身患乳腺癌很可能導致他們離婚。
在一些發展不太完備的地區，一些便宜的診斷方法對於早期發現癌症有巨大幫助。也就是說在那些欠發達地區開展一些低花費的治療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在過去的十年里，人們將目光聚集在靶點治療和免疫藥物的開發上。一些新興技術逐漸崛起，例如機器臂手術。一些新的放療技術，例如螺旋斷層放療(一種利用螺旋斷層定位到機體發生病變的位置)和質子束療法成為研究的熱點。
一些新興國家如今都非常積極地進行新技術的開發。但是他們仍然是經濟欠發達的，他們很難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他們總是投入很大而收效甚微。
就拿安維汀來說，在美國進行安維汀的相關治療需要花費近4000至5000美元每月，而與之相比療效相當的藥物三苯氧胺每月僅需花費50美元。而安維汀在印度是一種標準治療轉移性直腸癌的手段，其能延長的生存時間也僅僅是6周。而且在印度，能夠真正掌握安維汀用法的病理學家也是少之又少。也正是因為這點，印度大部分癌症患者傾向於選擇三苯氧胺，這讓乳腺癌的治癒率提高了10%。
儘管質子束療法擁有不確定的治療效果，但還是有大約18個質子束儀分布在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一台質子束儀的價格大概是1.4億美元，這些購買儀器的國家大部分都背負著60%的收支赤字。
在低收入國家，僅僅有5%的癌症患者能接受正規、便宜、有效的治療，在中等收入國家，這個情況稍微好一些，大概22%。但是這些國家還是投入大量精力財力在免疫治療藥物的開發上，他們應該開發的是更接地氣的治療方案。
總之，在一些新興國家，一邊是追求療效甚微的新興藥物，一邊是基礎治療方案的缺失。
三個轉變
為了修復這些發展的不平衡，轉型應該從三方面進行：社會、經濟、投資。
改變全球思維。媒體總是在宣揚「新的東西就是好的」。而且將疾病宣傳複雜化也能更輕易地說服一些外行的投資者，讓其能拿出更多的資金進行高新技術的投資。
一些癌症宣傳團體、研究機構、和癌症病患團體應該盡量減少那些昂貴治療方案的宣傳，特別是在一些低收入國家。在過去的十年里，大量的研究團體一直在要求政府對高新技術進行投資。
而且，一些的科學辯論，嚴謹的科學審查，公正的媒體報道能促進科學的創新並造福於民。
此外，一些基礎設施也應該跟進，例如健康保險公司、和一些銀行金主應該投資於一些能對患者有直接幫助的項目。也就是說，一些能夠應用於臨床的科研項目應該被給予投資的傾斜。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無法確定一項科學研究是否真的能對患者有意義。
人力和社會資本。資源在病人、技術發展、可治癒癌症之間的分配應當更平均一些。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和WHO)應當給癌症相關項目更高的關注，應當派遣更多的人力資源於此，還應該在早期診斷上下更多的功夫。
多種因素共同發力的戰略在很多領域上取得了很好的結果，例如國際聯手開展艾滋病相關項目。除了關注於艾滋病本身，關於艾滋病的社區活動、普及教育等有效的支持了艾滋病的防治。
一些合作也很好的推進了癌症治療的發展，肯亞埃爾多雷特的莫伊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印第安納大學和一些資金充裕的癌症中心的合作幫助四千多名肯亞人獲得了高質量的癌症治療，治療是建立在護理模式地分享和外科醫生之間的互相交流之上的。印度政府向越南和蒙古等國家出口印度製造的放療設備，給窮困地區帶來福音。
此外，對於癌症治療的投資也會間接帶來巨大收益，在歐洲，將抽煙人數降低5%大概能節省100多萬歐元的治療費用。
實行問責制和標準化制度。製藥公司開始意識到，如果不改進位度，它們將賺不到錢，尤其是在新興國家。 但昂貴的癌症藥物仍然需要進口，這讓技術缺失的國家只能依靠進口。 而像印度和墨西哥這些的國家醫療保險制度，只需要把政府的錢花在有效的治療方案上就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 印度的國家癌症治療體系，將政府保險償還與信用係數相聯繫，可以促進醫療保險的忠誠度。事實上，在一些醫療保險不受監管的許多國家，利用癌症治療技術來獲取巨額利潤也是正在面臨的難題。
同樣的，一些癌症研究中心的認證系統通過患者反饋和同行評議獲得打分，進行定向的改革。 他們也鼓勵建立專家評議中心。 過去25年的數據顯示，如果外科醫生團隊是由多學科學者組建的，患者會獲得更好的生活質量。
一些高端的儀器可能會給公司帶來巨大的收益，但並不能緩解癌症所引起的的社會負擔。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構建更經濟、公平、有效的醫療服務。
本文譯自 nature，由譯者 Itit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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