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受歡迎」的一部加繆傳記，展現了他迷人的一生
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 1927 年生於紐約， 2014 年逝於巴黎。大學期間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赴法國一年研究法國文學界。在美國取得藝術學碩士學位後，他又重返法國，長期旅居巴黎。洛特曼曾長年為美國報刊特別是《紐約時報》撰寫關於法國和歐洲文學與文化的文章，也擔任過美國雜誌《出版商周刊》的駐外記者。此外，他還得到福特基金會資助，從事過歐洲城市規劃研究。
譯者簡介：
肖雲上，上海人，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法語語言文學碩士，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譯有《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跨國公司》等。
陳良明，復旦大學法語系教授，碩士生導師。譯有《自我欣賞回憶錄》《小王子的秘密：聖-埃克絮佩里傳》《名人死亡詞典》《埃薇塔·貝隆夫人傳》等。
錢培鑫，上海人，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國語言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譯有《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思想錄》《科學精神的形成》《拿破崙傳》等。
書籍摘錄：
第三十六章《反抗者》（節選）
在日記里，他列出的作品篇章都冠以希臘名：
Ⅰ. 西西弗神話（荒謬）——Ⅱ.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反抗）——Ⅲ.復仇女神的神話。
兩件事干擾了這個恢復健康和重新工作的夏季。一件是國際性的： 6 月 25 日爆發朝鮮戰爭；他有所警覺，但是希望這場危機不會造成太嚴重的後果。像他這樣的藝術家不參與創造歷史，他對來信聽取意見的日本作家團這樣回答：「我們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別人從事毀滅的同時，儘可能多地去創造。正是這種漫長、耐心、默默無聞的努力真正促進了人類歷史的進步。」
另一件是私事：與他政治隨筆的出版有關。他本希望這部作品獲得廣泛的讀者。但這一次，讀者或至少說報界似乎以一種「朝聖般的靜默」迎接他。他不無苦澀地注意到中肯的評論都來自國外——特別是瑞士。（他在私人文件中保留著一條好評語，不過出自一位保守派記者之筆：「與其說這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出版，不如說是法蘭西意識的覺醒。接下來，一篇姍姍來遲的評論更讓他高興，發表在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報紙《極端自由主義者》上：「阿爾貝·加繆文筆超凡，思想崇高，同紀德刻板獃滯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迅速對當代青年產生了剛勁挺拔、充滿陽剛之氣的影響……」）
他在大瓦爾坦讀列寧的作品——「消化」列寧的思想——同時他向朋友們坦言這並不是出於興趣。一個月深居簡出，寫作進展神速，儘管要做的事還很多。「我急於了結眼前的一切，您知道，」他在 9 月 19 日給勒內·夏爾去信，「我傻乎乎地想像，從此生活將重新開始」。
9 月份回到巴黎以後，他還記錄一些小說、戲劇的設想；在他整個寫作生涯中，似乎每次殫精竭慮地寫書的時候，都使他萌發各種各樣的設想，他將這些想法老老實實、一點一滴地記在日記上（這一時期的日記中有一條有關納粹分子如何對待被拘捕的知識分子的筆記，也許準備收入那部神秘，但從未動筆的作品，書名叫《體系》或《文明世界》。這則筆記後來成為《墮落》中的一個細節：囚犯被關進極窄小的牢房，獄卒從牢房前經過，張口就可以唾他的臉）。
加繆一家終於找到了住處，但不能馬上安頓下來。他暫時住在博若萊大街的一家小旅館中。米歇爾·伽利瑪的父親住在附近，就在家喻戶曉的女作家科萊特家的樓上，窗對面是王宮花園。加繆喜歡這個地段，而且他以後每次想與朋友圈子保持距離時就住到王宮飯店來。「我能夠寫作，這是關鍵，」他在給夏爾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覺得體力和精神都有所恢復……這一年很艱難，對我來說特別不容易，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如此。」
接著加繆在瑪達姆大街安頓下來，離聖日耳曼德普雷廣場五分鐘的路程，離伽利瑪出版社十分鐘——他考慮再三，終於沒有辭去出版社的工作。在這條普通的大街上他找到了一套「舒適的」房子，相當寬敞，住得下孩子和妻子，還可以接待客人。
那一年，瑞典文學院一致同意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威廉·福克納。在日記中，加繆記下了這位美國作家答記者問的回答，這些回答表達了他對年輕一代作家的懷疑態度：他們不懂得寫作永恆的主題，如自尊、榮譽、痛苦。福克納將現代虛無主義歸因於恐懼：當人類不再感到害怕的時候，他們就又能夠寫作流傳於世的作品了。《哈佛導報》請求他寫一篇評論福克納的文章，加繆只是簡明地表明自己的觀點：福克納是最偉大的美國作家，唯一能與19世紀美國著名作家相提並論的當代作家，他像梅爾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一樣創造了自己的世界，《聖殿》和《塔門》在加繆看來是福克納的代表作品。
從此他避免參加有組織的政治活動——薩特派所喜歡的會議，馬爾羅積极參与的政壇，傳統宣言，傳統左派請願書——而越來越深入地投入一種更為有效的行動方式（其實也是徒勞無益的，他後來才意識到）。他利用自己的聲望，給那些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政要，發出私人的、謹慎的、機密的信件。例如，他特別關心希臘的局勢；那裡共產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戰爭，造成了濫捕和隨意監禁，波及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從 1950 年起直至去世，加繆就這樣通過私人渠道與希臘當局交涉，請求他們手下留情（然而在 1950 年 12 月，他與薩特、布勒東、莫里亞克、勒·科爾比西耶等重要人物一同簽署請願書，為了解放監禁在營房裡的年輕的希臘知識分子）。在去世前幾年，他還寫信給希臘首相，提出「二戰」抵抗運動時期的英雄、共產黨人馬農里斯·格萊佐茲應受到公正的待遇，並保證對首相的干預絕對保密。
加繆發覺他的天然盟友多數是非斯大林派的左翼人士：無政府主義者、革命工聯主義者、因道義或宗教的原因拒服兵役者，事實上，他的斡旋大多是為了減輕無政府主義者或拒服兵役者表明立場之後造成的後果。這些人認為《反抗者》反映了他們自身的哲學：反抗運動源於個人的願望，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而且並非一定導致行刑隊或斯大林主義者的集中營世界。個人奮起反抗 20 世紀專制政府的荒謬和專斷統治構成了《反抗者》的關鍵之一，這本書也部分地揭示了 50 年代加繆的撲朔迷離：作家根據他的良心和正義感獨立地行動。
1951 年 1 月到 7 月，當《反抗者》的寫作進行到最後的階段，加繆不斷聽到令人擔心的消息。從 1950 年 11 月開始中國人參與朝鮮戰爭， 1 月份又發生了漢城撤退。法國籠罩在戰爭的緊張氣氛中。
法國的知識分子認為蘇聯可能入侵併佔領他們的國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記述與弗朗辛·加繆一起聽完巴托克音樂會，走出音樂廳時弗朗辛同她說的話：「我么，俄國人侵佔巴黎的那一天，我將同兩個孩子一起自殺。」在一個高中班級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又寫道，學生們之間達成了一個「紅色入侵」時集體自殺的協議。
當他們在索邦大學附近的巴爾扎爾咖啡館談話時，加繆問薩特，一旦俄國人入侵怎麼做。他添了一句（根據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轉述）：「千萬別留下！」於是薩特問加繆是否也準備離開；加繆回答說他將同納粹佔領時期一樣。薩特派沒有將加繆的建議當作瘋話：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證實了這一點，承認這次談話後的幾天中她也同意加繆的觀點。她認為如果薩特保持緘默，蘇聯人是不會碰他的，但她知道薩特無法沉默；而斯大林對那些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如何處置是人所共知的。另一位作家，也是薩特的朋友，懇求加繆即使留下來也千萬別招認……值得指出的是，儘管西蒙娜·德·波伏瓦希望薩特在蘇聯人佔領時逃亡，而不是繼續留在法國，他們兩人都不願意去他們厭惡的美國。戰爭也許是北朝鮮人挑起的，但他們認為麥克阿瑟將軍事先設下了圈套。
那年春天，加繆與薩特的友誼在《魔鬼與上帝》的排演中暫時恢復了，瑪莉亞·卡薩雷斯從中起了重要作用：加繆每次去接她時，途中都會去同薩特喝一杯。綵排的晚上，加繆和卡薩雷斯與薩特派一起去吃夜宵，但西蒙娜·德·波伏瓦說：「戰火又起了。」
他又一次離開了巴黎潮濕的冬季，躲往卡布里。他是駕車去的，並在瓦朗斯稍事停留。他又開始記日記，在日記中坦言在37歲的年紀他不得不重新學會獨自生活。 1951 年 2 月份他「一刻不停地工作」。他在給夏爾的信中這樣寫道：「徹底的孤獨和想趕緊結束的願望使我每天工作 10 小時。」他希望 3 月 15 日寫完草稿，但不知道對筋疲力盡趕出來的東西是否滿意。然後他回到巴黎對整部作品進行修改，這回準備在 5 月份最終交給出版商。
他在普羅旺斯逗留期間，天不停地下雨；天放晴時又很冷，但他至少可以遠眺山谷那邊的柏樹。他將瑪莉亞·卡薩雷斯和年輕的俄國恐怖分子卡里亞耶夫的照片擺在案頭。
但他如今感到精神極其疲憊。他急迫地等待著春天給他帶來解脫，那將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春天，一個擺脫了歷年的緊張、重新找回一度缺乏的活力的春天。有些日子裡，他覺得很滿意，因為自己細膩的筆跡寫滿了一沓沓大稿紙，似乎寫作計劃已提前完成。他每寫完一沓稿紙，大約有三四十頁，他就寄給忠實的女秘書伽利瑪出版社的蘇珊娜·拉比什。秘書打完再寄給他，請他修改復校。
在日記中，他自由地發揮想像，記下了許多新的計劃，例如一篇有關命運的隨筆《復仇女神》。他還準備就大海寫一篇文章（《最近的海》） ，收入題為《節日》（或《夏天》）的文集；為他的劇本和隨筆的美國版寫序，翻譯《雅典的政權》、莎士比亞的作品，還有其他一些作品，如《遙遠的愛》《永恆的聲音》。有一點是肯定的：完成《反抗者》之後，他將「挑釁性地、頑固地抗拒體制」，他將擺脫一切枷鎖，「從今以後的格言」。
與此相矛盾的是，加繆勾勒自己的文學前景時，不時露出一絲淡淡的悲哀。他在卡布里寫道：「我長久尋求的最終出現了，默認死亡。」 2 月 5 日，他又寫道：「扔下所有問題，一死了之。可是，誰又能了結所有問題之後再死呢？……但至少與我們所愛的人和睦相處……」
他繼續寫道，他在《反抗者》中希望做到「既講真話，又保持寬宏大度的態度」。到了 3 月 7 日他不無自豪地寫道，他已完成了作品的初稿。他作品的兩大系列因此臨近尾聲。「 37 歲了。現在可以自由創作了嗎？」
熱爾曼娜·布雷研究了加繆的作品，她指出，大部分在《西西弗神話》一書之後寫的隨筆稍加修改，收進了《反抗者》一書，這說明加繆在此書中闡述了這個主題的幾個不同側面。從 1943 年起，他的政論性文章和社論——例如《既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幾乎都匯入這部重要的作品中，書中闡述的內容是在 1945 年隨《論反抗》一文的發表而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反抗者》反映了個人的觀點，儘管它以政治哲學論著的形式出現。它既公開闡明加繆的文學傾向，同時也陳述了他的政治立場；他可以在這個講壇上公開支持文學界和政界的朋友（如夏爾），揭露敵人的錯誤。如今，這部論作終於要面世了。「某些地方還得修改。」他對夏爾這樣說。雖說這本書是獻給讓·格勒尼埃的，但夏爾實際上成了此書的精神之父。這封信（日期為 6 月 26 日）接著寫道：
最終，我帶著焦慮與作品分開。我本想做到既真實又有效，但這就意味著一刻不停的傾囊付出。在這部作品的整個寫作期間，我感到十分孤獨。
TAG:八戒娛樂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