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評《世界帝國史》︱帝國的死與生

原標題：張楊評《世界帝國史》︱帝國的死與生

《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

[美] 簡·伯班克 弗雷德里克·庫珀著

柴彬譯

商務印書館

2017年8月出版

468頁，79.00元

文︱張 楊

在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上，帝國是時間持續最久、覆蓋範圍最廣、內部差異最大、組織力量最強、影響人群最多的統治形式。今天，生活在一個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中，我們已經習慣把民族國家視為（唯一）合理、正當、自然的國家模式，而將帝國看作不合時宜的歷史古董。可是，帝國只是歷史的遺迹嗎？它們是不是僅僅剩下殘垣斷壁，讓我們只能同愛德華·吉本一樣登羅馬而發思古之幽情？如果它真的已經壽終正寢，數千年的帝國史還留下了什麼智慧和教訓嗎？

美國歷史學家簡·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2010年合著出版的《世界歷史上的諸帝國：權力和差異的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就旨在縱覽古今帝國的興衰演變。這本書體例宏大、跨越時空，貫穿從古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兩千多年歷史，論及拜占庭帝國、卡洛林帝國、伊斯蘭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歐洲現代殖民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美利堅帝國等數十個帝國。兩位作者雖然都是歷史學家，但對歷史社會科學的概念卻信手拈來。在美國分類嚴明的學術出版體系中，這本書的風格介於專著（monograph）和教材（textbook）之間：它看似教材，但每一章內容的深度卻又遠在一般教材之上。此書在美國學術界和知識界大獲好評，既獲得了2011年世界史學會年度圖書獎這樣的專業性獎項，也在關於帝國的歷史學和歷史社會科學課程上被廣泛選用為指定教材。現在，中文讀者也有了兩個中譯本的選擇：台灣出版的《世界帝國二千年》（馮奕達譯，2015）和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帝國史》（柴彬譯，2017，後文用此版譯名、頁碼）。

這本書開闊的視野和獨特的風格與兩位作者的學術背景不無關係。伯班克和庫珀是一對學術伉儷，現在都執教於紐約大學歷史學系。該書即肇始於兩位作者在密歇根大學、紐約大學共同開設的一門「帝國與政治想像」課程。這兩人中，伯班克是研究俄羅斯帝國的知名歷史學家；庫珀以對法屬非洲殖民地研究見長，但又獵涉廣泛，作品跨越學科：他的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2005）一書是後殖民研究的重要作品；他與社會學家羅傑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2000年合作發表在Theory and Society雜誌上的Beyond 「Identity」一文，是過去十幾年裡影響最大、引用最多的社會科學理論文章之一；在出版《世界帝國史》一書後，庫珀筆鋒未減，又完成了一部研究法屬非洲去殖民地化運動中民族形成和公民權建構的專著，同樣廣受讚譽。這些無疑都奠定了《世界帝國史》一書歷史與理論兼具、視野與敘述俱佳的基礎。

《世界帝國史》一書有哪些主要觀點？它是如何介紹兩千多年幾大洲數十個帝國而不顯支離破碎的呢？

作者似乎有意迴避像社會科學家那樣用一個覆蓋型的概念或理論來統率全書，但通覽全書，可以發現兩個核心詞：「帝國的武庫」（Imperial Repertoires或Repertoires of Rule）（第7頁），以及「帝國的動力學」（The Dynamics of Empire）（20頁）。不難看出，這兩個概念受到查爾斯·蒂利在抗爭政治研究中情有獨鐘的「集體行動的劇目」（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和「抗爭的動力學」（Dynamics of Contention）的影響。首先，正如蒂利追溯了歐洲近現代以來集體行動的劇目創新，《世界帝國史》亦運用「帝國的武庫」這一概念，在各章節突出強調不同帝國在特定時空中具有想像力和操作性的統治策略，並將這些統治策略置於同時代諸帝國競爭衝突的權力網路中。在作者看來，帝國能夠持久統治不僅僅是因為其規模優勢，更在於能夠因應變化而在統治技術上推陳出新。

第二個關鍵概念則是「帝國的動力學」，而且是複數意義上的動力學（商務版翻譯為「帝國的諸動力」）。帝國的動力學與帝國的武庫是緊密相連的，因為帝國統治策略的創新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往往來自於競爭推動的觀念和技術創新，以及權力衝突帶來的挑戰。這種競爭不僅僅是來自於同時代的其它帝國，而且還來自非政治領域的組織性力量：比如宗教，特別是一神教與帝國的聯合、衝突和分化，以及近現代歐洲在經濟組織方式上的一系列革命。同時，這些變革對帝國所造成的影響往往不是有意為之，而是無心插柳——亦即社會學意義上的非意圖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比如，近代歐洲的海外殖民地擴張，就是強大的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地中海貿易通道而導致的偶然結果。一言以蔽之，帝國的興衰更替是諸帝國鬥爭的結果，以及與其他新興社會力量競爭、重組和結晶的產物。這裡，在「帝國的動力學」背後除了有蒂利的影響，還可以隱隱看到另一位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的影響：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指出，重大的社會變遷往往來自於多重重疊和交錯，但從未閉合的權力網路。

除了這兩個概念，作者特別希望糾正的是傳統歷史敘事和主流社會科學對帝國和民族國家關係的認識——這也是全書近現代部分的一條最重要的主線。正如作者所言，傳統敘事把帝國走向民族國家視作線性進程，把歷史上局部的，且目前還是短暫的民族國家，當作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這樣的論述在作者看來已是陳詞濫調。他們認為：首先，十九世紀仍然是帝國的黃金時代，這時帝國遠沒有被民族國家取代。實際上，大英帝國的版圖在1920年代才臻於至大，而全球殖民地面積和人口所佔比例在三十年代末期才達到最高峰。民族國家作為一種主要的國家組織形態，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去殖民地化運動爆發才成為現實，迄今也不過七十年時間。法國，僅僅是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後，才成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其次，帝國與民族國家並非此消彼長的線性關係。恰好相反，近現代歐洲國家的強大，正是帝國海外擴張的一個結果。或者說，至少對於近代帝國，國家建設和帝國建設是一體兩面、齊頭並進的歷史過程。

第三，儘管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末期興起，但肇始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革命並不能被簡約地視為（僅僅）是新興民族主義對帝國的挑戰，即使不少革命以此為名。而且，革命成功並不意味著帝國的結束，而可能只是帝國統治主體的變化。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帶來的是美國替代英國，作為一個帝國，在北美大陸經營擴張事業。早在美國成為一個海外帝國之前——通常認為自1898年美西戰爭以後——美國就已經是一個開疆擴土的大陸帝國了。

第四，取代舊帝國的未必是（多個）民族國家，而可能是一個舊疆土上的新帝國，或者至少是一個有著很強帝國傳統的多民族國家：蘇聯，就被有的學者稱為「多民族帝國」（empire of nations）。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革命創建的新帝國，能夠運用新的普適性意識形態，整合帝國內部的多樣性。

最後，帝國和民族國家作為兩種統治形態並非涇渭分明，在概念上和實踐中都可能是一個連續統，也就是庫瑪（Kumar）所謂的「作為帝國的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國家的帝國」。而且，帝國建設非但不是民族構建的反面，而往往通過武力、脅迫、糅合、涵化等多種手段最後引發了後者：比如大英帝國在愛爾蘭、威爾士數百年的帝國經營，最後卻形成了一個英吉利民族（English nation）。把帝國和民族國家視作對立的觀點無法看到歷史的延續。當然，《世界帝國史》的這些觀點並非全新，而是吸收了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全球史、全球歷史社會學、帝國研究的一些觀點。

帝國研究需要富有想像力的大尺度比較和聯繫。《世界帝國史》看似按年代順序組織各章，在安排章節的時候卻別具匠心，立體地呈現了帝國統治策略和諸動力。

全書大部分章節都有兩個或多個帝國的橫向比較：比如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第二章），羅馬之後的基督教諸帝國和早期伊斯蘭教帝國（第三章），並雄地中海的西班牙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第五章），在美洲和亞洲早期擴張的歐洲諸帝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第六章），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第七章），十九世紀經營兩個大陸的俄國和美國（第九章），以及二十世紀中葉在去殖民地化運動中垂死掙扎的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第十三章）。作者並沒有使用比較政治學裡常見的平行比較和歸因分析，因為這種比較往往帶來的是過於簡約，甚至似是而非的答案。相反，作者抓住各時期帝國的主要特點和創新之處，藉助歷史社會科學的主要概念工具，在各章各有側重地比較，力求呈現帝國的不同面向。比如第三章以帝國與宗教的各種關係作為主線，第五章以韋伯的「家產制統治」為核心來論述統治者的權力，第六章則比較了歐洲各殖民帝國早期擴張的各種策略。

縱向上看，作者對若干關鍵的帝國多處著墨，使其前後互相照應，讓讀者得以了解這些帝國的變化，或它們在傾覆之後的持久影響力。有些帝國綿延長久，其文化制度自然有連續性，但在不同時期也由於新的權力格局、新的技術觀念，以及外來行動者（征服者）的闖入而產生新的變化。比如，《世界帝國史》一書涉及中國比較多的是第二、四、七章，既討論了傳統中華帝國文治武功的基本模式，又論及蒙元帝國以及後來清帝國所帶來的內亞（Inner Asia）傳統。一些帝國儘管延續的時間不算太長，卻對後來的帝國影響深遠，比如（西）羅馬帝國對拜占庭帝國、早期伊斯蘭帝國，以及歐洲加洛林帝國的持久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蒙古帝國及其遺產給予了特別的重視（第四、五、七章）。蒙古帝國發源於歐亞大草原：那裡誕生了諸多征服者，從公元五世紀讓羅馬帝國風聲鶴唳的阿提拉，到十二至十五世紀蒙古諸帝國的統治者成吉思汗、忽必烈、帖木兒。蒙古帝國不但繼承了歐亞大草原游牧帝國的特徵，也從周邊的諸文明和帝國中廣泛吸收了宗教、技術、觀念和統治術——從中國的火藥到中東的伊斯蘭教——並在其南征北戰中將它們傳播到整個歐亞大陸。統一的蒙古帝國雖然存在時間很短，但其身後的蒙古諸帝國卻將這種蒙古模式的統治風格發揚光大，堪稱歐亞大陸的樞紐。蒙古諸帝國與清帝國、俄羅斯帝國、印度莫卧兒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中亞諸汗國都有很深的關聯，可以說塑造了歐洲殖民帝國擴張之前整個亞歐大陸的政治版圖。借用庫珀之前著作中的一句話，在歐亞帝國史上，條條大路通羅馬——或者通蒙古（「All roads lead to Rome—or to Mongolia」）。

簡·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庫珀

作者最後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對當代世界影響至深的近現代西方帝國，用多個章節給讀者呈現了一幅其起源、演變、衝突、終結的長時段圖卷。僅僅是所謂的漫長的十九世紀（the long 19th century, 1789-1914），作者就花了三章（八、十、十一）來討論。但作者在這部分並沒有拘泥於年代順序，而是各章側重於不同的主題，包括革命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海外殖民地的擴張和歐洲內部主權觀念對帝國的衝擊。這個階段，不僅是歐洲殖民帝國的第二期和最高峰，也是民族主義觀念和民族國家模式開始初顯端倪的年代，不僅是歐洲工業革命和世界經濟大分流的時期，更是各種政治革命層出不窮席捲全球之際。如前文所述，傳統的歷史敘事和歷史社會學的主題詞是民族主義、國家建設、社會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帝國只是陪襯的綠葉，而今天選擇以帝國為主線，並不意味著可以繞開這些主題，恰恰相反，帝國主題的加入使得討論變得越發複雜而有趣——這從第八章的標題「革命年代的帝國、民族和公民權」就可以看出。作者藉此拷問了很多已然是「神話」的命題：比如，法國革命帶來的公民權僅僅適用於法國本土，還是涵蓋整個法蘭西帝國？美國革命之後的人民主權如何將奴隸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共和體製為什麼能和海外殖民並行不悖？民族構建又何以做到與帝國擴張齊頭並進？總之，儘管線索紛亂，作者還是力圖理出頭緒，又不失簡化。

《世界帝國史》體大思精、貫穿古今，那麼它在歷史社會科學中是孤星閃耀嗎？筆者目力所及，比較適合與其比較的是政治學家塞繆爾·芬納（Samuel Finer）1997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政府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中譯本標題譯作「統治史」）。在這部氣勢恢宏的著作中，芬納描述分析了人類歷史上政府形態的發展，特別是那些強大、重要或具有創新因素的政體（當然也就包括諸帝國）。兩本書在這一點的選擇上相似。同時，這兩本書的作者雖然來自於不同學科，但其方法論和寫作風格卻也相似——雖然這種相似恰好反映的是社會科學自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的分化。趙鼎新在《政府史》的譯序里說：「像《政府史》這樣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為研究對象的、實際上採用歷史社會學方法的巨著，就成為西方二十世紀政治學領域的一個絕唱。」今天，比較政治學趨向實證主義，在二十世紀初與歷史社會學大分流。而《世界帝國史》雖是歷史學家的著作，卻帶有七八十年代比較政治學的淋漓元氣，反倒比主流的比較政治學更像芬納的《政府史》。

從《政府史》到《世界帝國史》，主題詞從政府變成帝國，又體現了歷史社會科學九十年代末期以來的另一個變化——帝國轉向。在歷史學裡，投身這一運動的既有影響廣泛的全球史、殖民史，亦有十九世紀美國帝國史和新清史這些旁支分流。2010年出版的《世界帝國史》可謂應時而生，對這波帝國研究運動做了一個中期總結。這種變化同樣反映在歷史社會學裡：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的三、四卷（2012，2013）和一、二卷（1986，1993）的差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第一卷後半部分和第二卷儘管正涵蓋歐洲帝國全球擴張的時代，關鍵詞卻是民族國家，帝國一詞近乎闕如。相反，在第三卷里（1890-1945），「全球諸帝國」（Global Empires）的字眼包含在標題中；第四卷也用了兩章來討論二戰後的美利堅帝國。不了解學術史的讀者不免疑竇叢生：難道近代歐洲國家不是從帝國到民族國家，反而是從民族國家到帝國？其實不然，只不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帝國並非歷史社會科學的寵兒，彼時民族主義和國家形成的研究則處於黃金時代；而到了曼寫作三、四卷的時候，帝國研究正如日中天。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科學的概念如何塑造和限制我們對歷史的想像力，而新範式的出現帶來的範式轉移或者範式交替，則又能使得我們脫離思維窠臼而認識到歷史的不同面相。

客觀地說，儘管帝國研究其興也勃，但在歷史社會科學以內，它尚無法與鼎盛時期的國家建設與民族主義研究相比，更沒有生產出諸如蒂利、曼、沃勒斯坦、安德森兄弟的那些對整個歷史社會科學，甚至社會科學理論都有革命性影響的劃時代作品。這部分源於帝國的複雜性而帶來的比較、歸納、綜合的難度，部分則是因為九十年代以來歷史社會學者對經典歷史社會學大理論、「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的質疑和揚棄。新一波的歷史社會學以小為美，以精細為美，長於事件分析、敘述和詮釋，而不再熱衷大尺度、長時段的結構性比較。筆者在這裡無意對這一學術風格轉向帶來的後果作是非臧否，但不可否認，《世界帝國史》的可貴之處恰在於它綜合了歷史社會科學新舊兩個看似對立的傳統，視野開闊卻又精細入微，廣泛比較但不簡單粗糙。當然，這本書的理論部分尚達不到曼和蒂利的代表作那般優雅，也不及芬納獨具一格的分析框架。所以，可以將此書視作帝國研究產生的重要作品的起點。

有關帝國的學術正在復活，那麼帝國還活著嗎？它曾經死去過嗎？《世界帝國史》最後一章讓我們運用「政治想像力」（political imagination）去尋找答案。如果說冷戰時期美蘇雙方為避免被貼上帝國的標籤，紛紛指責對方為帝國主義，那麼二十一世紀初期以來，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軍事行動已經激發了美國學術界內部關於「帝國歸來」的討論。除此以外，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是否在重建帝國的討論更是方興未艾：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在非洲，無論是南海之爭，還是邊疆民族，帝國作為一個關鍵詞不再若隱若現。歐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驗，最終會通往一個嶄新的政治共同體，還是一個舊瓶裝新酒的歐洲帝國（「Europe as Empire」），也是一個未定之數。兩位作者對帝國的「當代史」論述甚略——也許這在歷史學家看來時間太近，尚不能蓋棺定論。但正如作者的點題之語說的那樣，當代大國都「不認為它們自己是帝國，但其路徑使得它們身不由己」（23-24頁）。

帝國應該活著，或者應該復活嗎？這個開放的問題正在不同背景、語境下引發激烈爭論。這不禁讓筆者想起最近發生在美國學術界的一樁公案。去年9月，《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刊登了一篇題為「支持殖民主義的理由」（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學界軒然大波。作者Bruce Gilley（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不但說西方殖民主義有益、合理，而且提出應該在某些地區重新推行殖民治理模式，以消除貧困，實現發展。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第三世界季刊》的創刊編輯之一正是大名鼎鼎的後殖民主義學者、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批判最深的《東方學》作者愛德華·薩義德。這種觀點發表在這樣一份期刊上，引發的反彈和批評可想而知。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這篇文章的標題與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aill Ferguson）2004年出版的《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的第五章《支持自由帝國的理由》（The Case for Liberal Empire）形神兼似。在這本備受爭議的書中，弗格森認為相比於去殖民地化運動後的失敗國家，自由的霸權帝國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公共物品。所以，美國應該大方承認自己是一個全球性帝國，勇於承擔霸權性帝國的責任，就像當年的大英帝國一樣，保護自由貿易，維護全球和平。《支持殖民主義的理由》一文對弗格森的觀點幾乎全盤照收，只是更加旗幟鮮明地主張恢復殖民統治。儘管在學術界民意洶洶的抗議之下，作者公開道歉，撤回稿件，但圍繞著帝國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討論不會隨之結束。

《支持殖民主義的理由》引起的抗議

帝國並非逝去的殘垣斷壁，而是實實在在地活在人間。不但過去的帝國還活在學術作品、大眾文化和集體記憶中，帝國的器物、制度和觀念還發揮著持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死去，它在不斷地被建構、解構和重構。二戰後數十年的停滯——如果真的有過這樣的停滯的話——相較於數千年帝國史，才是真正的過眼雲煙。現在還遠遠不是說帝國「歷史的終結」的時候：無論是作為實存還是話語的帝國，非但沒有一去不返，可能才剛剛進入一個新時代。

張楊

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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