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彤攝影作品賞析·我的自行車時代1993-1999
自行車成了當下的熱詞，共享單車成了熱議的話題之一。什麼國人素質的照妖鏡、共享單車公司內部醜聞、共享單車引發的各種民事糾紛等等。但是，這無非是汽車大時代背景里的花絮而已，真正的主流是世界第一大市場的汽車生活。這個時候，王彤的《我的自行車時代》，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作為當時世界第一大自行車市場時，中國人的自行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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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您一直致力於攝影作品的創作，具體是什麼時候開始拿起相機的？可否談一下您的攝影歷程？
王彤：1989年，我從當時生活的城市河南省平頂山市回到我出生地吉林省通化市看望我的姥爺、姥姥，我是他們帶大的，所以有很深的感情。當我從吉林省返回河南省時，我的三姨夫剛好要到北京出差，我們就一起同行。因為當年火車非常慢，從吉林到河南要坐三天兩夜的火車，而且必須要在北京站停留、換車。從吉林出發前，三姨夫在朋友那裡借了一台富士卡傻瓜相機，又買了幾卷彩色膠捲。我們帶著相機和膠捲在中轉地北京玩兒了幾天，並拍完了所帶的膠捲。這些膠捲衝出後，竟然沒有一張拍壞的。我覺得這太奇妙了，我要學習怎麼照相！這個決定改變了我的一生，因為我很快發現相機不僅僅可以留影，它更可以用來表達自己的人生觀、自己的感悟、自己的情緒、自己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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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我的自行車時代》是您哪個階段的作品？
王彤：《我的自行車時代》應該說是我最早期的作品之一了，這些照片是1993年到1999年期間所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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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是什麼觸發了您去記錄自行車上的中國人？
王彤：其實，就是當時一種年輕的躁動。就覺得當自己騎上自行車、帶上卡帶的隨身聽；一手扶著自行車車把、一手拿著相機；一遍聽著激烈的音樂、一邊追逐著別人的自行車感受著快門和馬達的啟動......這一切都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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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可以說您的影像展現了一系列自行車上的國人眾生相，平凡真誠的視角下又不失趣味性和故事性，每幅照片都可以細細品讀。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角度去記錄國人？
王彤：那個時候互聯網還沒有普及，更沒有智能手機，對外界的攝影知之極少。李媚的《現代攝影》和《攝影》，後來阮義忠的《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算是早期的攝影啟蒙讀物了。剛開始，我並沒有想什麼記錄國人，我就覺「爽」，而選出來的照片就是這種玩樂中的一個個高潮點而已。照片也不存在什麼平凡真誠的視角，其實我連取景器都沒看過一眼，只是相機鏡頭對著大概的方向按下快門，有的時候一卷膠捲就出去了。最初有的底片上甚至連騎車人都沒有，最多的一次6個膠捲上沒有拍到一個自行車。當玩兒樂了幾年之後，我覺得，這不正是自行車「文化」嘛，我的這種拍攝方式不就是一種世界上最大規模自行車群體所能孕育出獨特的攝影方式嘛。當時的發達國家美國被稱作四個輪子上的國家，那麼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正是兩個輪子上的國家嘛。而發展中國家永遠都在步發達國家後塵，無論好的或者壞的。發達國家的今天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明天，將來中國也會成為美國一樣的四個輪子上的國家。於是，我決定繼續用我自己的方式拍攝下去，直到1999年我的《造城》系列開始拍攝才最終停止了自行車的拍攝。正是那些年，中國作為自行車王國最頂峰，自行車的總量達到世界最高紀錄的時間段。在此之後，中國迅速進入了汽車時代，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四個輪子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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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在創作《我的自行車時代》這組作品時，什麼樣的畫面會優先被您捕捉到鏡頭裡？
王彤：首先，這些照片都是最爽里的高潮，畫面都是當時覺得最有意思的。可能一個動作、一個表情或者騎車人所帶的物品，總之都是根據心情隨機性的選取。在這組照片當中還真沒有那麼多的高大上，就是當時基數驚人的龐大自行總量所能展現出的最為普通的豐富。即便此次編輯出版的這些照片也是基於當時的那種心態，在挑片時甚至有些畫面仍然可以想起當時的情景而激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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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您是什麼時候將自己的鏡頭涉入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之中的？
王彤：這個嘛，人很難不這樣，畢竟不是生活中真空當中的。尤其在中國，中國的文化更容易使人進入一種歷史與現實的糾葛當中。一個在《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和《水滸》環境下長大的男孩兒，能不思考這些事兒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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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在記錄城市時空片段和城市人物碎片的同時，您是如何表達自己對現實的批判的？
王彤：誰說攝影就一定需要對現實批判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大一統習慣了，做事總是喜歡用一個標準、一把尺子，大家也容易從眾，攝影也一樣。攝影僅僅是媒介，它是拍攝者人生觀、價值觀的體現。攝影作為載體，它包含了攝影者的喜怒哀樂。它可以批判，但是那也僅僅是其中一方面而已吧。
王彤，1967年7月出生於吉林省通化市。2002年進入《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2006年任《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圖片總監至今，現生活、工作在北京。個人代表作有《我的自行車時代》、《痕迹（MAO ON THE WALL）》、《造城》、《重現》、《農民》。個人作品經常在國內外展出，很多攝影作品被美術館、機構和個人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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