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仍是「寶」島，普選的失敗經驗最寶貴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今年是台灣地方選舉年，我們聊聊普選制度。
我知道有些台灣讀者會在觀察者網看到此文，無論你是藍綠公知，天然獨或政治人物，都請把如下這段話放在心裡，放在心裡就好：就算台灣獨立，進入聯合國，甚至大陸都不干涉，這個島向下沉淪的趨勢依然不會改變，因為你們依然深信普選制度。
普選是讓台灣根部都腐爛的制度之一，愈多人信，腐爛情況就愈嚴重。學理問題放後面，先講一般民眾都能懂的道理：近年來，台灣大選投票率大約就是六成，頂多七成，勝選者的得票率大都在六成以下，如何能自稱為「多數民意」的代表？
以2008年馬英九當選，以及2016年蔡英文當選為例，此觀點就一目了然，因為這兩次選舉，勝選者都被認為屬於狂勝。2008年，總投票率76.33%，馬英九得票率58.45%，換言之，馬只得到44.61%的民意支持，未過半。2016年，總投票率66.27%，蔡英文得票率56.12%，蔡只得到37.19%的民意支持，四成都不到。
亦即，就算是狂勝，在台灣的簡單多數普選制里，當選者也沒有超過半數民意支持。更不用說2000年陳水扁當選時，總投票率82.69%，扁得票率39.3%，只得到32.49%的民意支持，還只贏第二名2.46%了。
那麼，民主精神里的「服從多數」，從何談起？
按台灣意識形態兩極化對立嚴重，誰贏了就必然鬥爭輸的一方，更談不上「尊重少數」。故而論西式民主體制，端看普選制度，就站不住腳。
其次，從實行普選開始，總投票率是一路下降的趨勢，到了2016年總投票率66.27%再創史上新低，又意味著人們對投票政治的不信任感逐次上升。這種趨冷的走勢，還是所有政客與知識階層不斷熱炒「民主萬歲」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萬什麼歲？
目前台媒逐漸有「為什麼我們總選不出一個好『總統』」的微弱反省文，但沒什麼人真敢批判普選制，因為被西方媒體盛讚為華人最大民主地區久了，台灣的知識階層未曾意識到「捧殺」的問題。雖然西方對台灣民主的「捧」，目的是「殺」大陸，結果卻造成台灣「自殺」。
談普選的負面效應，不妨先了解一下西方知識分子對普選的態度。
西方的不同看法
一般西方學界的看法，現代普選制度源於英國「1832年改革法案」，此法案雖尚非普選，而只是一種選舉權的擴張，但對整個西方而言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其背景是英國當時的下議院的席次分配，無法代表新興工業城市的民意，而甚至有已經在地理上消失的地方，還在下議院擁有議員，故而以擴張選舉權矯正代議政治的失衡。此舉壓抑了舊地主勢力，而提升了新興工業城市裡商人勢力，以因應工業時代的來臨。
以此為起點，歐陸各國進行了長達百年的漸進式選舉權擴張，邁向普選。在此趨勢下，保守看法與改革主張兩個陣營也進行了一連串的辯論。
現代經濟學家與思想家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於1991年他的政治學名著《反動的修辭》里，系統性地剖析了保守的反動者用了哪些方式拒絕改革。
關於普選制度，他點名了幾位「反動者」是如何以「無效論」「悖謬論」或「危害論」反對普選，限於篇幅在此只提一名，義大利的政治理論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
莫斯卡
莫斯卡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兩種對立的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而只有統治階級(少數人)才有能力組織，並壟斷權力，以支配被統治者。
作為一個改革進步派，赫希曼對(他口中的)反動保守派的批判十分迂迴，除了論證保守派內部的思想邏輯矛盾之外，他主要的論點，就是保守派的情緒性主張，會影響大眾走向自暴自棄，而失去了改革的勇氣，甚至，鼓勵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那麼，讓我們看看莫斯卡的主張：
「任何人只要參加過選舉就非常清楚一件事，議員不是選民選的，而是他總有辦法讓選民選上他……或者說，是他的朋友讓他選上」。
「候選資格總是一群人為了共同目標結合起來而取得的，這一群有組織的少數人，註定要將其意志貫徹在無組織的多數人身上」。據此莫斯卡預言，伴隨著「政治階級」操縱選舉的行為，會降低公職候選人的品質。
如果你是台灣讀者，按照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及選後的結果，你覺得莫斯卡說錯了嗎？
莫斯卡的主張是兩次大戰前的知識產物，赫希曼對保守主義者的批判，則是二戰後的事，而且他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受災民族猶太人。不同的知識主張往往是根據倡議者當時社會背景的差異，而產生分歧與對立。對莫斯卡而言，普選只會強化義大利傳統地主階級的權力，對赫希曼而言，反對普選的保守主義是極權主義的溫床，他認為唯有開放的政治與經濟，才是避免社會(政治)僵固的解決之道。
公平地說，任何主義的產生，初衷都是為了解決當下的社會(或政治)問題，而我們之所以對過往的知識系統有興趣，也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故而，看西方知識階層對普選制度思想交鋒，終歸要問的問題是：普選制度適合華人社會嗎？
那就看看台灣吧，失敗經驗最可貴，台灣仍然是「寶」島。
20年的實驗，台灣的普選印證了一百年前義大利知識階層的看法，普選惡化了台灣政治，並禍延頂層以外的社會各階層。反過來說，若沒有這個挫敗的過程，很多人會以為赫希曼的改革派理念才是唯一的路。
普選六害
普選之害主要有六：
1. 一切為選舉。
各種透過選舉而產生的公職，通常任期就是四年，任何政治理念，必需在四年內見到成效，而且只能做讓選民直接有感的政策，否則下次選舉就難以勝出，陳菊在高雄大舉債做華而不實的面子工程就是顯例。
政客無法規劃長遠目標，施政務求近利，這個現象在領導人身上更為顯著，因為他只能連任一次，影響層面也最廣。
2. 必然要與利益團體分贓政治利益。
選票與金錢，是普選的基礎，而這兩樣東西，利益團體都能提供。須知，各級候選人進行一次選舉，都是很花錢的，因為普選使候選人被迫要花大錢做廣告。
這次民進黨黨內初選，某台南市長參選者去年就花了超過千萬台幣，更有高雄市民進党參選人花了上億。
那麼，錢從哪裡來？當然是靠利益團體的捐輸，當選後再以等值甚至超值的利益回饋。怎麼回饋？不是貪污，就是打開政策巧門圖利之。至於選票，也得靠利益團體動員組織以下的選民支持。
3. 說謊、造謠、煽動仇恨成為政客生存的必要手段。
為了要讓數十萬，一百萬，甚至更多的選民知道你，候選人除了投入巨資打廣告，還得上新聞媒體搏知名度。
現在連大陸民眾也很熟悉了，台灣政客操作「反中」就是打開知名度的捷徑之一。當然，也有政客反向操作「親中」來與競爭者做品牌區隔。無論親或反，語不驚人死不休是必要手段，要不然沒有新聞價值。故而，說謊造謠煽動仇恨，目的不過是為了在大數量的選民面前露臉而已。
台灣政客為了操弄普選所產生的最大謊言，不是別的，就是「台灣獨立」。其次，是「維持現狀」。操弄者心知肚明，兩樣都做不到，但兩樣都有票。
4. 人民以為做了主，其實還是奴。
我們以為投票是自由意志下的行為，其實是少數人精算後所推出的政治語言，操控了大眾的意志。關於此，看看莫斯卡的說法就很清楚了。更糟的是，媒體成了少數政治階層操控大眾的最佳工具。再更糟的是，民粹橫行。政府無論做什麼，都會有部分民眾不滿，並接受在野黨的操控，聚眾反政府，社會永無寧日。長此以往，人民逐漸變得沒有是非，只有立場，比普選實施以前，還像奴。
5. 普選是不可逆的制度。
一旦開放了全民普選，要收回幾乎不可能，因為人民以為自己是主，政治是自己決定的，任何人想收回這項權利，無論理由為何，都是強盜。就算有政治強人因應破敗社會的需要，而成功取消了普選制度，只要該強人的施政有任何閃失，人民都會想念普選時代，且不會再回想普選當時是如何摧殘社會的。
6. 贏者全拿。
哪怕只多一票，贏了就可為所欲為，輸了就被打入地獄，這種現象在民進黨兩度執政時，特別明顯。贏了就說台灣人大多支持台獨，是嗎？就算只是因為不爽馬英九時期飆高的房價而改投民進黨，他們也被贏者歸類為支持台獨，這樣是對的嗎？更何況蔡英文當選的票數支持，其實只有37.19%。
以上六害，在任何實施普選的社會都必然會發生，儘管程度不一，內容有異，結構卻是不變的。
結語
西方社會走進普選階段是漸進式的，原本有投票權的限於中上階級有資產的成年男子，想有投票權還得先通過考試。然後取消了投票權的考試，然後開放宗教信徒的投票權，然後開放沒資產的白人投票權，然後開放了婦女投票權，然後開放了有色人種的投票權。
以上順序按西方各國國情或有不同，但西方國家走向普選都是有階段性的適應期，台灣卻沒有。1990年代是西式民主較為成熟的時期，台灣政治「突然」決定改為普選，推動者是留洋歸台的年輕人，以及為了權斗私利而需要直選的李登輝。
一步到位的做法，使得台灣似乎永遠處於「民主陣痛期」而走不出來。雖然普選制度在台灣也數度微調，但怎麼調都無法避免上述六害，其原因恐怕在於真能減輕六害的做法，不利於政治階級的佔有性。什麼做法呢？簡單說，就是調高當選的門檻。
台灣目前是實施相對多數制，無論候選人有幾名，只要票最多就當選，這就發生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現象，事實上，歷來所有當選的領導者，都是少數，難以代表多數民意。
法國是實施兩輪絕對多數制，第一輪要過半數，否則進入第二輪，才採用相對多數的辦法。義大利是採取多輪絕對多數制，就是要不斷投票投到一定的票數佔比，才算當選。無論是相對或絕對，都有其優缺點，絕對多數似乎是比較妥當的做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選民沒有耐心一直投票，投票率下降會使得最後的結果也難以稱之為多數民意。
其實，單從相對多數與絕對多數各自的優缺點去看，即可印證普選制度與其目的其實是矛盾的，因為難以透過普選，得出真正的多數民意。
不過，台灣政治既然已經爛到根，又不可能取消普選，站在民眾的立場，兩個爛蘋果選一個，我仍認為絕對多數制是有必要的。坦白說，看「蔡女皇」的表現，就算領導人遲遲選不出來，情形未必就比一個爛領導人當選更糟。
如果你仍信仰普選，不妨自問，台灣普選出了哪一個像樣的領導人？或是，實施普選後，台灣何曾有像樣的領導人，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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