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王謝故居不過是個偽文物
南京城牆遺址
導語：只要是個人物，「在京師皆有住宅」，都要在這置房子買地。東吳時期，達官顯貴的府邸，多分布在秦淮河下游的兩岸，「高門鼎貴，魁岸豪傑」，左思《吳都賦》里已作了出色的描寫。
作者：葉兆言，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花煞》、《燭光舞會》、《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
提起大家都熟悉的南京古城，必定會聯想到明朝時才建造起來的城牆，好比說起中國古代歷史，腦海里首先會冒出北京的八達嶺長城。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古城磚砌成的高大城牆，足以給人們留下一個高大尚的城市印象。高高的城牆上有可以用來射箭的城垛，推開厚厚城門，穿過深深門洞，你就可以走向中國古代城市的深處。
南京明城牆的長度據說是世界第一，然而後人恐怕無法想像，早在六朝繁華時期的南京，城牆又是什麼模樣。大家不會想到，自孫吳定都南京，經歷了東晉和劉宋，已經有過三個王朝的古城南京，它的城牆一直都是以竹籬笆圍成。
說起來很可笑，那時候整個城市看上去，就彷彿是一座巨大的竹寨。所謂六朝古都，所謂六朝繁華，拆穿了看，有時候只是一種文化上的可愛。《南京通史六朝卷》第128頁，對前人所述這方面的有關文字，進行了一番梳理：
《南齊書》卷二三《王儉傳》云：「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資治通鑒》卷一三五《齊紀一 ·高帝建元二年》亦云：「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白門即宣陽門。《宋書》卷八《明帝紀》云：「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建康實錄》卷七注引《地輿志》（按：應為《輿地誌》)亦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為宣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為龍虎相對，皆綉栭藻井。」
南京別稱白門就源於此，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說法，認為與白下有關。六朝金粉，白門飄柳，因為城北有座山，山上都是白晃晃的石頭，南京一度取名為「白下」。李白有詩，「驛亭三楊村，正當白下門」。清朝詩人王士禛也有詩，「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古時候的白色也沒什麼不吉利，後來不知道怎麼就改變了，有了忌諱，《南史·宋紀下·明帝》：
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這個記載太生動，大臣無意中說到了一句「白門」，皇帝頓時不高興，龍顏大怒，竟然脫口而出：「白汝家門」，翻譯成流行的大白話就是「你們家才白門呢」。這個禁忌好像一直都有延續，一千五百年以後，到了文革時期，南京的白下區也覺得「白下」二字不好，曾改名為「紅上區」。
當時的白門，也就是宣陽門，應該在今天游府西街一帶。這個白門是六朝都城的南大門，它的位置給了我們一個提示，那就是六朝時期的南京都城，與後來城南繁華的夫子廟一帶是遠遠隔開的。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南京的這個宣陽門，基本上也就相當於北京的天安門。當時也沒什麼太大的城鄉區別，皇城如果是一棟大別墅大豪宅，所謂城區也就是個竹籬笆胡亂圈起來的大園子，它究竟有多大，真不好說。
公元480年，南齊太祖蕭道成在南京「立六門都牆」。這個一步到位的「都牆」，究竟是夯土牆，是磚牆，還是磚包土牆，有爭論。「立六門都牆」是指對整個都城的城牆進行改造，還是指對宣陽門等六座都城城門部分改造，也有爭論。從文獻資料來看，六朝時期南京衛星城堡中，除了石頭城在東晉末年「加磚累甓」之外，東府城，西州城，新亭壘，白石壘都還只是夯土城牆，它們都在都城之外。
再從後來的考古發掘看，孫吳時期的武昌城也是夯土砌造，同一時期的京口鐵瓮城城垣是利用自然山體加築夯土牆，部分牆體外包砌城磚。晉陵羅城城垣為夯土砌築，外包城磚，只有長江北面的廣陵城是磚砌城垣。2001年以來，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在建康城遺址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包磚的夯土城牆遺存。據此，專家們推測，六朝時期的南京城，也就建康城垣應當是夯土壘築，外包城磚。
作為古都，南京城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產物。在孫吳時期，多宮制的布局，也就是東一處西一處的建築物，既是對中國古代都城的繼承，也是因為「江左地促，不如中國」的限制，因為當時的南京地形，水網交織山陵起伏，城市規劃不可能像中原那樣「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只能因勢利導，只能「紆餘婁曲，若不可測」。
南京城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向北方虛心學習的過程。學不像，是因為各種條件限制，有些地方想學也學不過來。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解釋過，在中國古代，迄至三國時期，南方的經濟都遠遠落後於北方。在城市建設上更是如此，造城運動既有政治因素，同樣也要看經濟條件，看經濟實力。東吳定都南京，在城市建設方面，已經有一些向北方曹魏都城學習的例子。到了東晉南遷，這個王朝是從北方遷徙過來，它自然會希望自己居住的都市，能向北方舊都「街衢平直，研陌條暢」的方向發展。
一個由竹籬笆圍起來的城市，它的安全性顯然是可疑的。從某種意義上來，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攻入這樣的城市輕而易舉。因此，在堅固的城牆修築好之前，南京並不存在什麼城市保衛戰。要打仗，都是在城市外圍擺開陣勢，你來我往地較量一番，決出一個勝負，決定這個城市歸誰所有。南京城的石頭城，新亭壘，白石壘，甚至包括東府城和西州城，最初都是用來防禦的軍事堡壘，要拿下南京，首先就要攻城拔寨，解決這些點狀結構的城堡，全面防禦一個由竹籬笆包圍起來的城市是不現實的。換句話說，這樣的城市在當時，其實差不多就是開放的。
不止是無可奈何的開放，而且它也不像北方都市設計那樣，有著非常嚴格的社區劃分。六朝時期的南京居民，從來源上看，南方吳人以土著居民為主，北方人主要是永嘉年間衣冠南渡的北方流民。所謂「俄而洛京傾顛，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根據《晉書·地理志》記載，東晉時期在南京地區設立的僑郡僑縣有二十多個。最早設立的一個僑縣叫「懷德縣」，後改名為費縣，專門安置跟隨司馬睿一起從山東琅邪來的千餘家南渡人口，其中大族有上百家，他們居住的地方，就在靠近皇宮的鼓樓一帶。
位於南京都城東北的江乘縣，因為靠近長江，安置了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和南蘭陵四個僑郡，以及臨沂，陽都，即丘等僑縣。東晉以後，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有七次，據專家考證，當時南渡人口有九十萬，佔北方人口總數八分之一。東晉南朝所轄區域內，六分之五為本土居民，六分之一為北方僑民，其中又以江蘇境內僑民為最多，約有二十六萬。南京城內就更多了，聚集在這裡的南渡北人，數量幾乎與土著人口相差無幾，因此這些人的實際存在，大大改變了本地的語言和風俗習慣。
當初王導剛到南京時，做的第一件實事，就是趕快學說南京話。當時南京人說的都是吳語，與今天的蘇州話上海話應該差不多，都屬於同一個語系。譬如南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就是用吳語傳唱的歌謠，《晉書·樂志》稱「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王導來南京以後，不僅學會了地道的吳語，而且還經常在同僚們面前賣弄。很顯然，作為東晉的丞相，他這樣做，會顯得非常親民，《世說新語·排調》有記錄: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渹是吳語「冷」的意思，讀如[ qìng ]，彈棋則是一種已經失傳的古人遊戲，有點像今天的撞球。劉真長即劉惔，魏晉八君子之一，簡傲高貴好清談，也是一位駙馬爺，娶了晉明帝的女兒廬陵公主司馬南弟為妻，與桓溫大將軍是連襟。當然，上面這段對話，關鍵還是「唯聞作吳語耳」，短短六個字，把王導的賣弄和劉惔的不屑，纖毫畢現暴露無遺。
事實上，王導學習吳語，說明他已經看到了未來，知道要想讓東晉在南京立足，站穩腳踏，要想管理好這一片區域，掌握吳語，不僅必要，而且必須。因此，不止是丞相王導向南京人學習吳語，本來是說吳語的南京人，也情不自禁地向北人學習官話。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入眼，相互歧視，相互譏笑，並不妨礙他們相互卷著舌頭模仿對方的語言，這種模仿的最終結果，就是南京出現了一種南腔北調的官話，一種六朝時代所特有的普通話，它既不像吳語，又難免「南染吳越」，無復純正的中原地帶口音。
普通話向來是一種妥協的產物，南北文化在南京融合的趨勢，誰也改變不了。既然南人和北人在南京這個城市中，人口比例已經旗鼓相當，那麼相互敵視也好，相互看不起也罷，交流總是避免不了。你影響我，我影響你，互相學習就成為必然。當時南京的居民，大體上可以分為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說白了就是有錢有勢的豪門和無錢無勢的寒門，就是富人和窮人。「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南京作為六朝都城，官署密集，官僚及其家眷，還有在衙門裡當差的府吏，為豪門服務的僮僕奴婢，將帥的部曲賓客，商人和僧尼，手工業者也就是所謂的匠戶，成為本市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部曲和賓客是六朝時特有的文化現象，部曲是古代軍隊的編製，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還有屯，屯長一人。到了南北朝，部曲已成為世族大姓的私人武裝，乾脆就稱為家兵，地位越來越卑微。家喻戶曉的《千字文》就產生於南京地區，其中「戶封八縣，家給千兵」，「八縣」和「千兵」都是虛指，且耕且戰，平時是佃客，作戰時是部曲。世族大姓衣冠南渡，部曲也就跟著一起過來當僑民，這也是當時並不算太大的南京城，能夠擁有二十多個僑縣和僑郡的原因之一。
當時官員們即使出為外郡，到外地去做官，通常也都習慣把家人留在南京。只要是個人物，「在京師皆有住宅」，都要在這置房子買地。東吳時期，達官顯貴的府邸，多分布在秦淮河下游的兩岸，「高門鼎貴，魁岸豪傑」，左思《吳都賦》里已作了出色的描寫。東晉初年，秦淮河下游南岸，仍然還保留少量貴族邸宅，如王謝兩大家族渡江後，就卜居在南岸的烏衣巷。
此烏衣巷與今天的烏衣巷並不是一回事，而今天夫子廟地區的王謝故居，也是個地道的偽文物，與當時王謝兩大豪門毫無關係。事實上，你很難想像昔日的王謝子弟，會從同一個大宅門裡進進出出。衣冠南渡以後，南京的大多數貴族邸宅，很快集中到了秦淮河北岸，《建康實錄》上便說：
京師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溝北。俗說郗僧施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詩作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也。」
說起來，富人應該住在富人生活的區域，窮人都應該住在窮人待的地方，有身份和沒身份的人應該分開。在中國城市規劃的實踐中，中原都市無論是曹魏的鄴城，還是西晉的洛陽城，以及後來北魏的洛陽城，基本上都是嚴格按照「仕者近宮，工商近市」的原則設置里坊，安頓普通老百姓，處置低端人口。在北方平原地區並不難做到這一點，南京城區因為丘陵起伏，水網密布，在實際建設中，安排居民的生活區，特別是達官顯貴的府邸，顯然不可能完全受這個規範約束。從某種意義上來，東晉以後的南京，並沒有什麼富人區，居民點顯得更自由，更隨意，既可能是南人和北人的同居，也可能是窮人和富人的混雜。
以當時的居民區里坊為例，在建康城的里坊中，有的里坊人煙稠密，如長干里就包括大小長乾和東長干，這一帶吏民雜處，地廣人稠。有的里坊建有皇家苑囿，如建興里設有建興苑。更多的里坊中點綴有寺廟，「南朝四百八十寺」，幾乎滲透到都市的每一個角落。如佛陀里有建初寺，即大市寺，蔣陵里有竹園寺，方山有定林寺，長干里有長干寺，蔣山裡有蔣山寺本業寺，中興里有南林寺，定陰里有惠日寺，太清里有解脫寺，斗場里有斗場寺。
定林寺
所謂有文化，就是敢變化，東晉以後的南京城，在原有的東吳都城基礎上，基本上仿照中原魏晉洛陽城和曹魏鄴城布局，因為不可能完全照搬，它沒有那樣便利的自然條件，結果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而這種近乎隨意的清新風格，又是後來北魏洛陽城的借鑒藍本，強制性地把富人和窮人分開，顯然是脫褲子放屁，沒那個必要。
毫無疑問，六朝南京特有的里坊格局，隨著建康城的越來越繁榮，在某種程度上，又必然會悄悄地影響北方，會對北方都市規劃布局，產生潛移默化的催化作用。最顯著的例子，北魏洛陽城的里坊就和建康一樣，開始廣佈於都城內外，「仕者近宮，工商近市」，不再是那麼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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