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年輕皇帝的圍城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書名「1578，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81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作者為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黃仁宇先生，這不是個陌生的名字。
這位以「經濟」看歷史見長的黃先生對明史頗感興趣。正如本書自序所述，1959年，他的博士論文便是以「明代的漕運」作為題目。自序中，黃先生舉出學界對明史「稅重民窮」的說法，以同時期日本大名政權50%的稅收比例和17世紀末期英國高達700萬英鎊的例子，與16世紀的明朝稅收比例（最高為南直隸蘇州府20%）形成對比，質疑國家賦重導致民窮的說法；不僅如此，他更從材料中得出一個經典的結論：明朝政府維護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導致稅收財政制度與民間經濟發展相脫節（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邁進），而這，正是李約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所問：中國為何會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除了經濟層面，黃仁宇先生也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明，作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處在極其敏感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機遇與挑戰並存，遙遠的西歐平原和伊比利亞半島，機器已轟鳴而來；但朱家王朝顯然不以為意，在「安土重遷」的圈子裡平靜度日。這一時期，中西矛盾並不尖銳，甚至嘗試過平等的交流，可惜當局者迷。
黃先生坦言，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
那麼，為什麼是1587（萬曆十五年）？
閱遍史籍，與中國歷代史官的記錄相比，這一年實在可稱為「平平淡淡「。冰下暗流涌動，正如此時蟄伏在港口的英格蘭艦隊，不久之後，它們就將徹底擊潰昔日無敵的西班牙霸主，為日不落帝國拉開歷史的帷幕。而1587年發生的「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萬曆十五年》採用類似《史記》的紀傳體敘述方式，主要介紹了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名士李贄等人在1587年的交匯、恩怨和當時社會的體系與情態。
與紀傳體「標本」《史記》相比，《萬曆十五年》就顯得不那麼「嚴格」了。我更喜歡把它視作一種記敘方式的創新，由某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點入手，為歷史勾勒出細膩而深入的面貌。可以大膽地講，這種手法甚至影響了後來的中國電視「神劇」——《大明王朝1566》。
歷史浩繁，時間段難寫，時間點就更難寫了。黃先生「散文化」的筆調，上至皇帝禮儀規範，下至百姓世間百態，讀來行雲流水，卻不免有散落之感，「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花茶嘗試按書中提及的時間順序，用「人物關係」的方式，對應原文的七章，和大家分享這篇巨作。
若想深入了解此書，建議各位找來細讀。
讀得不全、淺陋，請各位前輩高人不吝賜教。
第一章：萬曆皇帝
所有故事從1572年的國喪說起。這一年，明朝第十二位皇帝隆慶駕崩，他的兒子，年僅9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年號「萬曆」。
萬曆與張居正：從師生情深到「蔽主殃民」
自朱元璋廢丞相後，明朝漸漸衍生出「內閣」制度，但它沒有法律約束力，而是附屬於皇帝的。內閣成員由飽讀詩書的大學士們擔當，起初沒有等級區別，人人平等，後來逐漸突出一人，稱為「首輔」。
張居正是萬曆前期的內閣首輔。
年幼的萬曆對張先生有特殊的尊重，而這位內閣大臣也從教育到政事，深刻影響了小皇帝的少年時期。
臣工對萬曆的教育尤其看重。1572年秋天之後，他的生活便被功課和理政佔據。功課包括：經書、書法和歷史，張居正對萬曆的功課極其嚴苛，稍有懈怠，就是嚴加訓斥。在小皇帝眼中，此時的訓斥自然是嚴師，可到「清算」時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理政則是在宦官們的協助下硃筆做批，例行公事。
皇帝年幼，朝政自然由首輔張居正主理。在他的主持下，新政展開了。張居正手握人事任免大權，萬曆即位後的第一個10年里，本朝百事轉蘇，煥然一新。然而，深層制度的改變（如「一條鞭法」）必然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這期間有幾人上書彈劾首輔，都被皇帝駁回乃至嚴厲問責。小皇帝的絕對信任給了張居正便宜之權，也令言官們無話可說，然而這種絕對的信任，以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1577年，朝廷上發生一起嚴重事件。張居正的父親在江陵去世，按「四書」和規制，張居正應立即停職，回原籍為父守三年之喪，稱為「丁憂」。首輔自然照做了，上書請回江陵。
萬曆深感不安，社稷怎可少張先生輔佐？與皇太后商量後，決定仿照舊制，駁回張居正的再三請求，稱為「奪情」。
消息傳出，翰林院的官員們無不震驚，懷疑「奪情」是否為皇帝的本意。在他們看來，「孝」是人情，更是道德倫理的力量。如果為了貪戀權位，張居正可以不遵守這些原則，如何使天下臣民心服？
鑒於朝廷的糾察機關多為「張派」，翰林們直接越職向萬曆參奏張居正。明朝的言官制度是一大特色，官員們以「諍諫」甚至觸怒皇帝為榮。既被參奏，首輔按例停止一切公私往來，靜候處置。而「處置」很快下來了，參張的官員全部受到嚴懲，廷杖、削籍、充軍，無一倖免。
事後，張居正被恩准「在職丁憂」。
1578年，萬曆皇帝大婚。這時，年輕的皇帝對張居正的信任達到最高點。同年陽曆四月，張居正回籍葬父，凡重要事項，萬曆皆派飛騎傳送至江陵。三個月後，張居正回京，他的母親趙氏也經由大運河到京，被宣進宮中與兩位太后相見。首輔大人聖眷正寵，他又何嘗知道：皇室情誼，從來就不具有因互相關懷而產生的永久性。
1582年，57歲的張居正溘然長逝。去世前9天，萬曆加封自己的老師以太師銜。這是文臣至高無上的官銜，本朝二百年歷史從未有人生前得此殊榮。
張家的榮耀沒有持續太久。太師去世不久，萬曆下了一道詔令：在之前的改革中，很多地區虛報耕地，由此得來的土地丈量數不實，無法作為稅收的依據。一石激起千層浪，令年輕的皇帝沒有想到的是，此道詔書竟然拉開了「倒張」的序幕。
過去按張居正指示嚴格丈量的地方官，被斥責為佞臣。而他們與張居正或遠或近的關係，成為言官們下手的重點。漸漸的，事態超出萬曆控制，從丈量土地到當年的奪情事件，不到半年，張太師就被「蓋棺定論」，欺君害民、賣官鬻爵、結黨營私……
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萬曆的情緒處於紊亂。言官們呈上來的證明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之前自己視若父親的張先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但複雜的情緒仍然讓皇帝優柔寡斷，他用「侍朕沖齡，有十年鋪理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22個字，回復了天下。
然而，就在兩年之後，萬曆就陡然改變態度，籍沒了張居正的家。1584年，皇帝正式宣布了老師的總結性罪狀：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
皇帝態度的轉變與母親、妃子和另一個重要人物：高拱有關。
張居正和高拱：爾虞我詐的職場老友
隆慶皇帝去世時的內閣首輔是高拱。可不久之後，朝廷上下認為首輔大人自倚元老重臣，公然挑釁皇帝和太后的權威，竟然有「不聽9歲小孩的話」等狂言。
1572年夏，高先生被褫奪官銜，勒令返回原籍。因「平亂」有功，張居正取而代之。
兩人的下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在1578年張居正回鄉葬父途中。隊伍行抵河南新鄭縣，張居正主動前去與老友相見，希望棄嫌修好。此時的高拱已病入膏肓，幾個月後便與世長辭。
可悲的是，幾年之後，高拱的《病榻遺言》竟成為「倒張」運動的關鍵性「證據」。
書中主要涉及兩大問題。一是張居正行為不端，為謀私利，故意歪曲自己的言論，高拱原意新帝只有9歲，唯恐遭小人矇騙，卻變成大不敬，廣泛流傳朝廷民間。二是「王大臣」案件。明朝的奇案特別多，雖不如三大案知名，「王大臣」案件也算是影響了張居正和高拱兩大首輔的命途。1573年2月，衛士通報，一閑雜分子喬裝宦官在宮門逗留。經審查，此人名叫王大臣，無業游民一個，關於他遊盪宮門的目的，始終沒有弄清楚。
可高拱在《病榻遺言》中堅決聲稱，王大臣是「張派」戚繼光授意前來，後被張居正和馮保倒打一耙，企圖誣衊到高拱身上，給他安上「預謀行刺」的罪名。但最終沒有成事，王大臣也在東廠中被馮保毒害滅口，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萬曆對這件事還是有點印象，加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更加想要徹查，最終因顧及朝政動蕩，中止了調查。
高拱的權勢聞名朝政，《病榻遺言》的真實性尚待考究，但在「倒張」運動的關鍵期，這本書被廣泛印刻傳播，足見人心沉浮。如果確是謠言，可見高拱的高明狡詐：張居正怎麼獨斷專行，都是借著萬曆的皇權，如若與手握軍權的戚繼光牽扯在一起，就是謀逆大罪。
「倒張集團」的勝利體現了明朝政壇的特色。朝上的言官以「諍諫」為榮，不涉及皇權核心時，皇帝便順水推舟，消滅任何與「丞相」似的人物；一旦觸及皇權深核，便會遭到皇帝的無情打壓，寡不敵眾時，就乾脆甩手朝政，藏於深宮了。出於對元吏貪腐的深惡痛絕，太祖朱重八給官員們訂下較低的俸祿標準。大小官員，抱團成結，朝廷內外，盤根錯節。領導人物的一言一行，在不同的場合時機，被賦予截然不同的寓意。皇帝信任時，他是楷模，是忠君愛國；一旦失勢，他就是獨夫，是千古罪人。有的人擁有一套隔絕外界的行事準則，不屑官場人際（參考海瑞），對於這些人的生活軌跡，是需要特別珍惜的。
黨朋是明朝廷的重要力量，而深諳馭人之術的皇帝也有平衡的對策，他們就是宦官集團。
萬曆與馮保：沒有永遠的大伴
在萬曆還是皇子的時候，馮保就是他的伴侶，某種程度上，主僕二人的感情似乎比皇帝與太后之間的感情還要深刻。萬曆登基後，馮保便被擢升為司禮監太監（宮廷內地位最高的宦官），更被皇帝親切地稱為「大伴」。
跟歷史上多數的宦官比起來，馮保算是聰明人。他沒有因與皇帝之間的特殊關係而驕縱，反而極力與前朝的張居正拉好關係，更作為太后的眼目，報告著皇帝的一舉一動。
文臣百姓多看不起宦官，認為他們一味諂媚，然而除了生理上的「缺陷」，很多宦官的能力是極出眾的。秦廷的趙高，長在深宮，因熟讀律法頗得秦始皇喜歡，甚至因此免了死罪；如果將「說話技巧」作為一種能力的話，高甚至不輸張儀（參見沙丘之變）。
明朝的宦官更需要能力，從他們幫助皇帝整理奏摺，甚至成為牽制文官的力量中，可見一斑。內廷甚至有專門的私塾（內書堂）提供宦官教育。馮保顯然是前輩中的佼佼者，除了基本的協助政務處理能力，他更懂得協調。一邊和張居正保持良好的關係，一邊又是萬曆的「大伴」，精明的馮保左右逢源，尤其在「票擬」環節（皇帝閱過的奏章由內閣票擬批答，再由皇帝做最終定奪）上，能夠讓皇帝覺得「大學士的票擬永遠體現自己的意圖而不發生爭執」。
首輔張居正和自己關係密切，而唯一能夠駕馭他們的皇帝又正值沖齡，此時的馮保風頭兩無。
世間事，瞬息萬變，焉知非福。後來的萬曆對張居正產生懷疑，也就意味著馮保的倒台。「倒張」期間，皇帝同時下詔宣布馮保有十二大罪，沒收全部財產，終身禁於孝陵。
高拱的《病榻遺言》里，張、馮二人從來是同流合污。從抄家的結果看，馮保的財產也遠遠超出了自己的俸祿。回過頭來，很難說最初馮親張的選擇是對是錯，但兩個處在權力高位的人公然聯合，必然禍福相依。隨著萬曆的成長和政治風波的襲擊，「大伴」——已然從深情轉為主僕，就像閏土那聲沉重的「老爺」。
萬曆與後宮：兒子和丈夫
萬曆有兩位太后，一位是生母慈聖皇太后，另一位是嫡母仁聖皇太后。慈聖對萬曆有極大的影響，既有生母的天性之愛，又有嚴母的嚴加管束。萬曆也極看重母子之情，在之後漫長的「隱居」歲月里，每逢太后生辰，他都會親臨皇極門接受百官朝賀。
慈聖皇太后教子嚴格，皇帝稍有失當，便會受到長跪的處罰。另外，太后對張居正先生極其尊重，除了因武清伯一事（太后父親武清伯李偉掌管軍服採購，以次充好，從中牟利，依張居正建議，被萬曆申飭。）有所摩擦外，關係算是良好，甚至流傳出二人「有染」的八卦野史。
慈聖太后出生寒門，給萬曆娶的皇后王氏也是平民的女兒。1578年，14的萬曆大婚，皇后王氏年僅13。大婚之後，皇帝再冊立其他妃嬪即為合法。這是慈聖太后希望看到的，多嬪妃意味著多兒女。
但萬曆對這位皇后不冷不熱，甚至對後宮所有的妃嬪都沒什麼興趣。1581年冬，慈聖太后身邊的一個宮女被皇帝看中，不久之後有了身孕，被稱為「恭妃王氏」。1582年，萬曆長子常洛出生。
同年9月，萬曆一日封了九嬪，其中就有他一生最愛的女人：鄭氏。
能得到皇帝幾十年專寵，充分證明此女不凡，加之懸而未決的明朝三大案都與之有關，更是令人充滿遐想。對此，黃仁宇先生的解釋是，她「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喜歡讀書，因而符合皇帝感情的需要。」鄭氏成為嬪妃「傳奇」的終極原因，大概是她由始至終都把萬曆看做一個優柔寡斷的丈夫，而非高高在上的帝王。
後宮和前朝枝節盤錯，太后和鄭氏在「倒張」運動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太后家族因武清伯一案同張居正生出嫌隙，而鄭氏吹出的「枕邊風」更讓萬曆下定了決心。
首輔張居正被清算，大伴馮保被驅逐出京，年輕的萬曆已經掌握了實權。但獨享權力的滋味短暫，不久之後，皇帝陡然發現，天子可能只是一種制度的產物，絕非神一樣的存在。朝黨爭鬥此起彼伏，「張派」消散，「倒張派」重振旗鼓，但這兩者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皇帝憂愁的目光漸漸轉向文華殿的新面孔：首輔申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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