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山銘》︱竇憲為何能北征匈奴，模糊不清的北征全紀錄

文史 01-26

原標題：《燕然山銘》︱竇憲為何能北征匈奴，模糊不清的北征全紀錄

燕然山銘原文譯文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2]

譯文

編輯

大漢永元元年秋七月，國舅、車騎將軍竇憲，恭敬天子、輔佐王室，理國事，高潔光明。就和執金吾耿秉，述職巡視，出兵朔方。軍校們像雄鷹般威武，將士們似龍虎般勇猛，這就是天子的王師。六軍俱備，及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等人，猛騎三萬。戰車疾馳，兵車四奔，輜重滿路，一萬三千多輛。統以八陣，臨以威神，鐵甲耀日，紅旗蔽空。於是登高闕，下雞鹿，經荒野，過沙漠，斬殺「溫禺鞮王」，用其血塗鼓行祭；用「屍逐骨都侯」的血來塗刀劍之刃。然後四方將校橫行，流星閃電，萬里寂靜，野無遺寇。於是統一區宇，舉旗凱旋，查考害傳圖籍，遍觀當地山河。終於越過「涿邪山」，跨過「安侯河」，登燕然山。踐踏冒頓的部落，焚燒老上的龍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憤，光耀祖宗的神靈;下以穩固後代，拓寬疆域，振揚大漢的聲威。此所渭一次勞神而長期安逸，暫時費事而永久安寧。於是封山刻石，銘記至德。銘辭說:

威武王師，征伐四方;剿減兇殘,統一海外;萬里迢迢，天涯海角;封祭神山，建造豐碑;廣揚帝事，振奮萬代

依據《後漢書》等原始文獻的記載，再結合《燕然山銘》刻石所在的位置和銘文的敘述，來重新比定竇憲此番率軍北出所經行的主要地點和路線。

師出陰陽山

戰役地理進程的記載，主要見於《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但也實在過於簡略：

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何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

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

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

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下面就對上述記載，逐一加以解析。

總的來說，在這場戰役中，漢朝北征的一方，是兵分三路，搜索前進，再會師於涿邪山。

這三路兵馬中，主帥竇憲、副帥耿秉和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這一路，是從朔方郡的雞鹿塞出發。這個雞鹿塞是漢廷設在陽山（今狼山）山脈上的一個重要關塞，西漢時期就有。在西漢朔方郡下屬的窳渾縣「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顯示出這裡控扼著邊塞內外的一條重要通道。西漢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漢廷派人護送其北返時，即「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顯示出這是一條平時常行的大道。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這一路兵馬出發的「滿夷谷」，唐人李賢注釋說，這實際上也是一座關口，稱作「滿夷谷闕」（《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唐李賢注。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將其讀作「滿夷谷，闕」，意即註解闕失，不確。《冊府元龜》迻錄《後漢書》此文，今殘存宋刻本文字本與《後漢書》相同，而明崇禎本《冊府元龜》卻將其改鐫為「滿夷谷，關名」。儘管這一改動並不適宜，但從中可以看出，改動這處文字的學人是把原文的「闕」字理解為「關隘」的），亦即設在滿夷谷上的一道門闕。

史載後來在和帝永元六年，因永元元年曾隨同竇憲出征的左谷蠡王師子被立為南匈奴單于，致使所謂「新降胡」凡「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岸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漢廷北征軍三路兵馬出塞地點示意圖

大城塞在黃河南岸，距離河水已經很遠，而且位於滿夷谷的西南方向；同時度遼將軍駐紮的曼柏和南單于王庭所在的美稷，又都位於滿夷谷的東南方向，這些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都有標繪。這意味著逢侯所率匈奴叛兵由大城塞逃亡滿夷谷的途中會更接近漢朝和南匈奴新任單于師子的軍隊，可他卻還是向滿夷谷奔逃。由這一事件可以看出，這條滿夷穀穀道，應是黃河所謂「前套」亦即黃河大轉彎東北部區域出往塞外的主要通道。不然的話，逢侯就不會逃向這一通道。

「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如上一節所述，我把它理解成「鄧鴻將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不然的話，「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無所統屬而鄧鴻一個光桿兒司令又出去幹什麼呢？須知度遼將軍不僅「秩二千石」，更是一位實職的高級將領（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梁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當然是要獨立擔任統兵作戰的任務，而不會是像班固那樣的幫閑幕僚。《後漢書·和帝紀》簡要載錄竇憲北征史事，乃徑謂「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這更清楚點明鄧鴻的方面軍總指揮身份，參與北征之役的八千義從羌胡軍兵理應由他直接調遣。

鄧鴻統領的這支軍隊，其出發稒陽塞，設在漢五原郡的屬縣稒陽。作為溝通邊塞內外的重要道路，其交通地位在西漢時期就很突出。史載西漢時期由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根據這一記載，所謂「稒陽塞」，顯然是設在這條通道上的一處關塞。正因為稒陽這一關塞的重要地位，五原郡的東部都尉也被設在這個縣裡（《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關於這幾處關塞的具體位置，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根據比較可靠的早期記載，都適當有所反映，可以說大體不誤。但若進一步深入追究，則可以做出更為清楚一些的說明，而其具體的標繪缺陷，則是沒有能夠直接反映稒陽塞的位置，只是繪出了與其密切相關的五原郡稒陽縣的縣城而已。

更為合乎實際的畫法，應是在固陽縣城的北面，標記「稒陽塞」的位置。那麼，為什麼這樣畫呢？這是應為不管是「雞鹿塞」也好，還是「滿夷谷闕」也好，還是這個「稒陽塞」，都只能設在漢朝北部邊防線所在的山間谷地，而漢代的稒陽縣城，卻是位於這道山脈的南坡之下，因而稒陽塞只能推定在稒陽縣城以北的山地中間。

具體地說，在所謂「後套」，諸如雞鹿塞這樣的關塞，應是設在今狼山山脈的山間谷地之中，而「前套」地區的滿夷谷闕和稒陽塞，則是位於陰山山脈的山谷之內。現在的狼山，在漢代稱作「陽山」，和「陰山」的名稱相對而言（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對此有詳細解說）。秦漢在陰山和陽山，都築有長城，作為防備匈奴的屏障。陰山上的長城，是在戰國時期由趙國最早修建，而陽山上長城的則是在秦統一後所建。

竇憲麾下的三路北征大軍，分別由雞鹿塞、滿夷谷闕和稒陽塞出發，離開漢境，實際上也就是跨過陽山和陰山，進入蒙古高原。

花費很多篇幅具體說明漢朝北征軍出發的關塞，除了這個問題是這次戰役地理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予以澄清之外，還有一重原因，這就是合理地解釋《燕然山銘》中「凌高闕」一語的涵義。通觀《燕然山銘》中「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這幾句話，可知「凌高闕，下雞鹿」講的是北征軍出發的地點，但如上所述，三路漢軍哪一路也沒有經過高闕，《燕然山銘》的描述，並不符合實際。

為什麼這樣呢？從著述的體裁上看，班固作「文」與范曄寫「史」文字表述形式上是有明顯區別的。吾輩治史，在大的著眼點上，乃不宜以「文」辭而疑「史」義。清人錢大昕特彆強調「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講的就是這樣的道理。

高闕，是戰國以來這一段北邊長城上最著名關隘，其具體位置，曾經有過推移，即由陰山南麓的趙國北邊長城向陽山之上秦朝北邊長城的外挪，而推移到陽山上的高闕，到東漢時仍是一處著名的關隘。就在竇憲永元元年這次出征之前十六年的明帝永平十六年，太僕祭肜即嘗率兵「出朔方高闕」以伐北匈奴（《後漢書》卷二《明帝紀》，卷八九《南匈奴傳》）。過去我在《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中，詳細闡釋過這一變動的原委，有興趣的讀者，自可參閱。

透過《後漢書》的記載，可以知道，不管是早期戰國時代陰山山間的高闕，還是後來嬴秦兩漢時期在陽山新設的高闕，都與東漢永元元年這次出兵毫無關係；特別是前述祭肜兵出高闕一事，說明高闕在東漢仍在行用，滿夷谷闕或稒陽塞等關塞不會是舊時高闕改易的新名。

前面第四節在論述「氐羌」一語的涵義時，我已經談到《燕然山銘》行文的用典問題。只有充分認識《燕然山銘》在文體性質上與《後漢書》紀事的根本性區別，我們才能理解《燕然山銘》中的「凌高闕」，只是借用「高闕」這一名稱來體現漢朝大軍跨越邊塞北上的事實而已，班固是用它來替代實際經行的滿夷谷闕和稒陽塞，是「徒有虛名」而不是實寫。在研究相關史事時，看待《燕然山銘》的文字，需要有通達的眼光，切不可過分拘泥。

燕然一回首

竇憲北征之役的地理進程，若是僅僅依據上一節引述的《後漢書·竇憲傳》，能夠做出的復原，不僅十分有限，同時在大的地域範圍上也還相當含混。結合《燕然山銘》的文字，才能夠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由於《燕然山銘》的傳世文本，在一些關鍵詞句上存在嚴重舛誤，若是沒有新近發現的刻石銘文，仍然很難釐清這一重大軍事行動的真相；甚至還會受到傳世文本中舛訛衍增文字的誤導，得出錯誤的認識。

在《燕然山銘》當中，與漢軍北征地理進程關係最為密切、同時也最為重大的一個字，是傳世文本比摩崖刻石的原文衍增一個「遂」字。

在敝人訂正後的《燕然山銘》中，其相關內容如下：

於是域滅區殫，反斾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

按照這樣的文本，這段內容的邏輯關係非常清晰，即「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些作戰的經歷，是竇憲統率大軍回師途中，在南入大漠之前的最後一站停留時，比照漢軍攜帶的文獻記載和匈奴地圖，縱覽其所經歷的山丘川穀，對整個戰役進程所做的一番回顧。

漢朝與匈奴，累世對峙衝突，當然會有足夠的敵情數據，其中也包括至關重要的地圖在內。例如，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部領南邊及烏桓」的右薁鞬日逐王比，也就是後來的首任南匈奴單于，在投附漢朝前夕，即曾「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進獻給朝廷當覲見禮（《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既然是這樣的回顧，班固用「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些詞句所表述的作戰經歷，就不能簡單地與《後漢書·竇憲傳》記述的涿邪山、稽落山、私渠比鞮海那一套行軍路線相銜接，需要綜合分析，才能合理地解讀和運用這些內容。

就「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段話本身而言，也還是要充分考慮「銘文」與「史書」在行文運筆方面的區別。不宜把「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看作是「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後續行為，「躡冒頓之逗略」與「焚老上之龍庭」也不一定是按照時間順序前後相繼發生的兩件事情。因為這些內容都完全可以根據文詞形式的需要而對其實際次序加以調整。

麻煩的是後來在流傳的過程中，《燕然山銘》的傳世文本在「隃涿邪」的前面衍增了一個「遂」字，成了「遂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的樣子。按照其字面上語義，就很容易把「遂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這些行動看作是稽落山作戰結束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甚至會把這些看作是永元元年這次北征之後漢軍的第二次北征（關於這一問題，下一回我再詳細講述）。

下面就以《後漢書·竇憲傳》的紀事為主，結合《燕然山銘》的描述，並以《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繪的位置為基礎，復原永元元年這次北征之役的地理進程，並分析戰場形勢，儘可能闡釋其內在原因。

首先，東漢出征的軍隊，是兵分三路，穿越大漠，向涿邪山進發。為什麼會是這麼一個分兵進擊的樣子呢？

第一，古今中外的大規模行軍作戰，都不可能把所有軍兵堆到同一條線路上。這樣統統擠到一起，人馬擺不開，也不便沿途隨時補充必須補充的給養

第二，漢軍對匈奴作戰，往往需要搜索前進，尋找戰機。因為匈奴騎兵在遼闊的草地上機動性很強，可以隨意四方遊動，即方便避而不戰，也便於主動選擇對決的戰場。

在這一方面，匈奴是具有很大戰略優勢的，與之對峙的中原王朝，不管是秦朝，還是漢朝，都明顯出於劣勢。彌補這種劣勢辦法之一，便是動用優勢兵力，搜索前進，分進合擊。誰找到誰打，在哪兒找到就在哪兒打；其他各路兵馬，在條件適宜時也可以靠攏過來，并力攻打。

竇憲出發前把這三路大軍進軍的目標定為涿邪山，而漢朝和北匈奴的軍隊後來也確實是在那附近發生接觸，展開戰鬪，其間的緣由，也有跡可循。

其中一項比較明顯的原因，是因為涿邪山是北匈奴人的一個重要基地，北匈奴人很有可能據守這個地方。

永平十六年祭肜率軍征討北匈奴時，即「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而逮祭肜退兵之後，「皋林溫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再往前，在漢武帝天漢二年，也曾「使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儘管其結果與後來的祭肜同樣「亡所得」（《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但公孫敖等既然期望「有所得」，就說明涿邪山是匈奴人比較穩定而且重要的一個居住地點，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就一般畜牧條件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所謂「逐水草而居」，並不一定只是在平坦的草場上來回遊盪，實際上在其選定季節性牧場的時候，還會充分利用各種起伏地貌所造成的有利條件。在蒙古高原上，由於山丘眾多，地多起伏，夏季牧場一般是選擇涼爽的山坡台梁（韓茂莉《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第八講《畜牧業地理空間與草原游牧方式》），而竇憲北上的時間正值盛夏，所以北匈奴單于駐牧於涿邪山，也合乎正常的情理。

另一方面，在不得不面對漢軍的進攻而與之對決時，匈奴方面為什麼不把戰場選擇在其他地方，比如向前推進，在涿邪山前平坦一些的草地上展開戰鬥，而非要會戰涿邪山呢？這與漢、匈雙方各自的軍事優勢有關。

關於這一點，西漢文帝時鼌錯做過很好的論述：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徃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漢書》卷四九《鼌錯傳》）

簡單地說，相比之下，匈奴的軍隊更擅長山地作戰，漢朝的軍隊則擅長平原作戰（當然這種所謂山地，是指蒙古高原和內地北方那些比較平緩的山坡，而不是陡峭的山峰）；特別是匈奴的「弓馬」應較漢朝優良，具備一定優勢（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梁劉昭注引應劭《漢官》謂「（匈奴）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顯而易見，這些「弓馬」當勝於漢朝所裝備于軍兵者，所以匈奴才會持以進獻），這樣利用變化的地形「且馳且射」，會對漢軍造成很大威脅。因而在涿邪山的山坡上與漢軍決戰，對北匈奴是比較有利的，因此他們才會在涿邪山上等待漢軍的到來。

看到這裡，有些人也許會問：那麼北匈奴人為什麼不先跑開，躲過風頭再說？在這之前，既有前輩成功地躲過了公孫敖的進攻；在這之後，也有後人成功地躲過了祭肜的進攻。這時北匈奴單于又為什麼不率眾逃避了呢？

政治決策的選擇，永遠沒有絕對的必然，而且往往是決策人物的主觀判斷影響具體的政治行為。當時的形勢，北匈奴也不是完全沒有退縮避戰的可能，但餘地確實不是很大。

史稱章帝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這是永元元年竇憲出征四年之前的事情。後兩年，亦即這次爆發之前兩年的章帝章和元年，復有「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降的北匈奴人還講述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在漢朝方面，有侍御史魯恭也講到同樣的情況，謂「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臧（藏）於安侯河西」（《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案「安侯河」原作「史侯河」，「史」應是「安」字形訛，參據《後漢書·南匈奴傳》改），這意味著北匈奴的處境已經相當蹙迫，疆土的範圍也已頗為窄小。

歷史上以蒙古高原為主體的草原大帝國，在疆域上，通常都是以今鄂爾渾河流域為核心，東據大興安嶺，西有阿爾泰山，南北橫跨大漠兩側。其中鄂爾渾河流域水草豐美，為其經濟腹地，同時也是政治中心。做個不太妥切的比方，鄂爾渾河流域之於北方草原政權，可以說大致相當於黃河中下游區域之於中原王朝，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易放棄這裡的。反過來看，若是失去鄂爾渾河流域，這個草原帝國也就汲汲可危，難以存續了。

安侯河即今鄂爾渾河，這些新附降人講述說北匈奴遁逃遠去而「依安侯河西」，即指章和元年「鮮卑入其左地」一役給北匈奴造成的重創（《後漢書》卷三《章帝紀》）。顯而易見，鮮卑的勢力至少已經嚴重威脅安侯河東岸一側的安全，使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原來位於安侯河東方的單于之庭；甚至有可能已經完全失去安侯河以東地區。

北匈奴能夠與漢朝軍隊迴旋的餘地，已經非常有限。這就是他們在涿邪山上坐待漢朝軍隊的一項重要原因。國勢國運已然如此，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這樣又能怎麼辦呢？

北匈奴人是不是就這樣傻乎乎地在山上坐以待斃呢？他們也需要根據漢軍的動向調整部署，以更有針對性地備戰迎戰。

匈奴不僅會針對洶洶而來的漢軍放出遊動的騎兵偵探，隨時獲取漢軍的消息，而且在其邊地，還常年設有守邊的哨兵。通常漢軍甫一入境，匈奴的頭領立刻就會掌握相關的情況。

現在有很多食洋不化的學人，不知根據哪一位著名西洋學者的經典著述，說什麼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全世界的古人一向都沒有「邊界」的概念，更沒有有形的邊界。我曾不止一次向講述者求教：像中國古代的長城、銅柱，即使是在今天，同樣的邊界標識也還極為罕見，若是沒有邊界，那麼長城和銅柱又是做什麼用的呢？面對如此清晰的事實，又應該如何解釋這種奇妙的理論呢？

其實不僅是中原的漢族政權，世界上任何一種政治權力，都一定會有它所能控制的邊界線。匈奴人在它的邊界在線，設有一種守邊設施，稱作「甌脫」，用以候望偵伺入境的外族（《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並唐顏師古注）。在這裡，「甌」是邊緣的意思，「脫」是指候望偵伺的小土屋（別詳拙文《秦漢象郡別議》，刊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36輯）。有了這種「甌脫」，涿邪山上的北匈奴人也就更容易預先探知分成三路前來的東漢軍隊。

漢廷這三支兵馬的布置形式是：西面和東面這兩側的軍隊，雖然各自都有萬名南匈奴軍兵，但卻分別都由漢將統領，在他們手下還各自配置有八千名漢廷重兵和八千名來自湟水谷地的「義從羌胡」；只有中間一支的一萬名南匈奴軍兵，由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統領，沒有朝廷的將領和士兵同行。像這樣把南匈奴單于統領的匈奴軍隊裹挾在中間，也可以對其「破北成南，並為一國」的意圖有所牽制，防止屯屠何乘機生變。

三支部隊各自都經行了怎樣的路線，現在已經無法具體復原。不過燕然山下的翁金河谷，是漠南漠北之間最便捷的通道，漢軍不應該不走。我推測，最東邊鄧鴻這一路兵馬，很可能是通過此路穿越大漠的。

漢軍抵達會涿邪山後，並沒有發生大的戰鬥。原因，只能是北匈奴方面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預先做了調整，轉移到對其更為有利的地點，與漢軍展開決戰。

北匈奴單于是把駐地轉移到了涿邪山東側浚稽山中的一座山峰稽落山上。其實涿邪山和浚稽山都是今阿爾泰山山脈的一部分，浚稽山在這條山脈的最東段，涿邪山這一段比它更靠西一些。因而北匈奴也算不上是做了很大的轉移，從戰略意義上講，稽落山的形勢，實際上與涿邪山並沒有什麼區別。

戰事隨著敵情的變化而變化。面對北匈奴的實際情況，竇憲及時調整部屬，「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結果，是大獲全勝，北匈奴單于和剩存的部眾潰敗奔逃。

審看東漢一方在稽落山之戰中投入的兵力，除了南匈奴右呼衍王須訾所屬不詳外，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這幾位將官和左谷蠡王師子都屬竇憲直接統領的這一路兵馬，因而參與稽落山戰役的漢方軍兵，似乎都是竇憲親率的隊伍。這顯示出竇憲親率的這一路軍兵是最先抵達涿邪山下的。這種情況，也符合正常的情理。這是因為竇憲兵出雞鹿塞，在三路大軍中偏西，最靠近涿邪山，當然會早到一些。

假如事實果真如此，竇憲在其他兩路軍隊還沒有匯合的情況下，就及時指示手下，向稽落山發起進攻，這倒是很好地顯示出他處事的果斷，這也符合其「性果急」的特徵（《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

稽落山戰後，漢軍乘勝追擊逃竄的各部匈奴。漢軍從東南方向來，特別是鄧鴻那一路兵馬，理應來自稽落山的東面。在這種情況下，北匈奴的敗軍只能逃亡北方或是西方。實際的情況，是漢軍在涿邪山北側的私渠比鞮海（今稱「邦察罕泊」或「邦察干湖」），「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算是基本消滅了北匈奴的有生力量。

假如沒有《燕然山銘》的敘述，我們對這場戰役的了解，也就到此為止，沒有辦法知曉更多的情況。但我們看班固在回顧此番作戰歷程時提到的「跨安侯」這句話，可以了解到漢軍在私渠比鞮海戰後，還進一步清掃北匈奴殘餘勢力，直搗老巢，來到了安侯河畔。

漢軍進兵安侯河畔，自然要經歷位於安侯河畔的匈奴「龍城」。這個「龍城」見於《漢書·匈奴傳》，乃稱「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當然是匈奴的一處重要祭祀場所。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上，也清楚標繪有這個「龍城」的位置。不過，在《史記·匈奴列傳》中是把它記作「蘢城」，《後漢書·南匈奴傳》則又寫作「龍祠」。這也就是《燕然山銘》中「焚老上之龍庭」的「龍庭」（《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唐李賢注），范曄在《後漢書·南匈奴傳》篇末的論語中評述說，竇憲率漢軍「破龍祠」而「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可以更清楚地證明這一點。

永元元年竇憲統兵北征之役地理進程示意圖

遺憾的是，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一時還難以確定匈奴單于墓葬的所在，也就是無法確指《燕然山銘》所說「躡冒頓之逗略」的「逗略」是在哪裡（《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劉宋裴駰《集解》引晉張華語曰：「匈奴名冢曰逗落。」《燕然山銘》之「逗略」應即「逗落」異寫）。不過，依照常情來推測，應該不會離開匈奴單于庭或所謂「龍城」太遠，大致也應當在安侯河附近。不管匈奴人的「逗略」是怎樣一種形式，當時人是應該清楚知曉已故單于墓葬位置的。因為西漢昭帝時其東鄰烏桓就曾「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後漢書》卷九〇《烏桓傳》），現在竇憲麾下的軍兵當然也能再一次「躡冒頓之逗略」，以做象徵性的破壞活動。

這樣看來，所謂「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都應該是漢軍北「跨安侯」時連帶發生的行為。但這些軍事活動仍具有很重要的軍事和政治作用。這是因為如前文所述，這一區域是匈奴的政治、經濟重心所在，當時還有大量匈奴民眾存留在那裡（《後漢書》卷九〇《烏桓傳》），竇憲需要對其進行一番「清掃」。

估計大致在閏七月上、中旬間，漢軍對北匈奴在鄂爾渾河流域的主要據點和中心區域，已經碾過了一遍，清楚其運勢已去，故有捷報傳回京師洛陽。於是，朝廷在閏七月二十二日（丙子），以漢和帝的名義鄭重昭告天下：「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盪。」（《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詔書中「遂掃厥庭」云云，自與《燕然山銘》中「焚老上之龍庭」的文句相對應，好一派大功告成的景象。

在對北匈奴最重要的鄂爾渾河流域又繼續做了一番更為徹底的「掃蕩」之後，竇憲便輕輕鬆鬆地順著翁金河谷南歸皇漢，最後由鄧鴻和南匈奴單于屯屠何出發的五原郡回到塞內（《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途中，在經過漠北地區最後一個停留地點燕然山時，面對山上特立如碣的岩石，封天禪地，搞了一個很隆重的慶功典禮，並指令班固撰寫一篇銘文，鑿刻于山崖，昭示這一所謂「功績」，使之垂耀萬世。這似乎應該是在這一年八月下旬前後的事情。

對於大漢王朝來說，竇憲這一番折騰，究竟是福是禍，需要留待以後另做一個專題來具體論述。不管天下蒼生心底里是什麼感覺，竇憲本人和他的小妹竇太后，藉此成功地從窘境中解脫出來，一定是志滿意得。雖然只是自欺欺人，竇太后的面子和威風，總算勉強得以維持；同時又藉助這次出征的功績，在這一年的九月，「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二三《竇憲傳》），從而進一步增大了竇憲的權力，也提高了他的地位。

竇憲以待罪之身，卻在北征出發前便被授予車騎將軍之職，現在甫一歸來又被任命為大將軍。依東漢制度，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故竇憲由車騎將軍而越級擢升大將軍，自是不次之賞。但是北征第二年竇就被刺死。太后此舉顯然是在強化竇家的權位，須知當年的霍光主要就是靠這一職位才得以如意控制文武百官的。只是竇憲顧慮社會觀瞻，為了讓吃相顯得稍微文雅一些，故作姿態，辭謝了侯爵，以確保更加堅固地控制朝政。這一政治結果，有助於我們更加合理地評價竇憲北征之役的作用和意義。。

車騎將軍

太后啟用竇憲，給他安了個「車騎將軍」的頭銜壓在耿秉的上邊，使得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竇太后需要給他的大哥更高的配置，以與這位「天將」的地位相稱。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前文所述的那三路北征大軍。在這三路大軍的統兵將領中，單于屯屠何、左谷蠡王獅子和左賢王安國這幾位匈奴頭領所統率的自然是南匈奴自己的蕃兵蕃馬，毋須贅述，而竇憲、耿秉和鄧鴻這幾位天朝將領直接統轄的「天兵天馬」，還需要做一些分析和說明。

真假「度遼兵」

這裡先從級別較低的度遼將軍鄧鴻說起。前面我已經談到，屯屠何單于提議度遼將軍鄧鴻領兵參戰，是想讓他帶著度遼營的軍士出征的。可是，他帶的是什麼人呢？儘管《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述說當時是「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這「度遼兵」三字，很容易給人以度遼營軍兵的印象。但《後漢書·南匈奴傳》下文復明確記述說，關於這場戰役的具體情況，「事已具《竇憲傳》」，這是遵循西晉人陳壽在《三國志》中創立的一事不兩載原則，確定在《竇憲傳》中載錄這次北征之役的詳細內容。也就是說，按照《後漢書》紀事的通例，詳細的敘述，要以《竇憲傳》的記載為準，而《竇憲傳》卻記述說「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因為《後漢書·竇憲傳》一一開列了每一支北征軍的具體數目，而在這裡並沒有提到度遼營的人員，僅僅講述隨從於鄧鴻的「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這顯示出度遼營的士兵並沒有參與北征，至少成規模的戰鬪部隊並未出離營地，《後漢書·南匈奴傳》所謂「度遼兵」，恐怕應該是「度遼將軍所率緣邊義從羌胡兵」的意思。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呢？首先，朝廷已經另外徵調了屯屠何沒有提到的「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等軍兵（《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從出兵的數量上看，這次對北匈奴作戰的主角，仍然是南匈奴的軍隊。前面已經談到，屯屠何單于主動提議鄧鴻率領度遼營一同出征的目的，是為減緩漢廷的疑忌，以之監督自己的行動。現在，既然另有其他朝廷的部隊參與，度遼營這一角色，也就可以由「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等軍兵來承擔，這次已不是非出動不可。

度遼營不是非出動不可，但這支軍隊與南匈奴密邇相處，相互都比較熟悉，一同出動，對整個軍事行動的協調配合，顯然更為有利，那麼它又為什麼偏偏沒有出動呢？箇中奧妙，似乎也不難窺知。

前已述及，南匈奴鼓動漢廷討伐北匈奴，其本意是想要「破北成南，並為一國」，讓自己統率部屬，「還歸舊庭」，成為大漠南北的新主宰，但即使是最先積極支持此舉的耿秉，著眼點也只是「以夷伐夷」，而不是滅掉北匈奴而成全南匈奴（《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至於站在反對立場上的宋意，更特彆強調決不能順從南匈奴的意願，去做這種「去安即危」的蠢事。

雖然竇太后出於自己的政治盤算，最終決定出兵北伐，但以宋意為代表的朝臣的憂慮，她也不會置之不理。因為要是無視眼前這一直接威脅，聽任南匈奴藉此坐大，重新成為北匈奴第二，那又何必勞師動眾，興兵北伐呢？

考慮到這一背景，我們也就能夠明白，留下因長期與南匈奴並處一地而熟知其情況的度遼營，可以對留在東漢邊地的其他南匈奴人、特別是那些出征軍士的眷屬起到有效的監控作用，防止他們在前方得手後逃脫北去，與出征的南匈奴軍人合歸一體。這樣一來，參與作戰的南匈奴軍兵就只能老老實實地遵奉漢廷的旨意進退行止。史載南匈奴單于屯屠何在隨從竇憲北征並殲滅北匈奴之後，「竟不北徙」，即並沒有實現其預計的圖謀（《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傳》），度遼營軍兵坐鎮監視，應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按照《後漢書·竇憲傳》的記載，度遼將軍鄧鴻不帶自己度遼營的兵馬而帶領的卻是「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那麼，這八千「緣邊義從羌胡」又是來自何處呢？

「緣邊」是指靠近東漢邊界的地方；「義從」二字，單純從字面上看，應是慕義隨從的意思。元人胡三省在注釋《通鑒》時，把這一詞語解釋為「自奮願從行者」（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六章帝建初五年五月元胡三省注），應當大致可從。

「緣邊」、「義從」這些文詞都比較容易理解，不過「羌胡」的語義稍顯複雜，需要做一些說明。

簡單地說，「羌」就是「羌」，「胡」就是「胡」。從地理方位上看，對於漢朝而言，北邊的外夷大多是「胡」，匈奴是「胡」，烏桓是「胡」，「鮮卑」也是「胡」，而居住在西部青藏高原東緣的一部分外夷，才被稱作「羌」。《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記述說，這一族人乃「出自三苗」。也就是說，其最初的來源，是華夏的南土，同北邊諸胡沒有一星半點兒瓜葛。

漢昭帝時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講述說：「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漢桓寬《鹽鐵論·西域》）這段話就很好地體現了「羌」與「胡」之間的方位和種族關係，故漢武帝「西置酒泉郡以隔胡與羌通之路」（《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

從這一基本語義上講，所謂「羌胡」，也就是兼指羌人與胡人。儘管後世某些人有時會很含混地使用「羌胡」一詞，以之特指羌人，如曹魏時人如淳就這樣用過，但卻遭到唐人顏師古的斥責（《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唐顏師古注），《後漢書·竇憲傳》所說的「羌胡」不會是這樣的涵義。

不過，青藏高原上居住的並不都是羌人。東漢的時候，也有一部分胡人。例如，就在羌人生活的湟水谷地，便有一批在西漢時原本居住在敦煌、祁連之間的月支之胡與其相互錯雜，且「依諸羌居止」，自號「小月支」，而時人或稱作「湟中月支胡」（《後漢書》卷一六《鄧訓傳》，卷八七《西羌傳》。《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若是再仔細斟酌「義從」二字在當時的具體語義，那麼《後漢書·竇憲傳》所說「緣邊義從羌胡」的「胡」字，就頗有可能是指這些月支胡人。

《後漢書》卷一六《鄧訓傳》載其西行入羌行事云：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眾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諸胡（德勇案：「諸胡」，自唐李賢注本即書作「稽故」，然文義不通。據上下文義，「故」應為「胡」字形訛，而李賢注范書引《東觀漢記》書此二字作「諸故」，雖「故」字與李賢注本范書相同，並屬訛文，「諸」字卻當為舊文原貌，故改書作此），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斗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

看了上面這段記載，首先我們能夠了解，所謂「義從」，除了元朝人胡三省所說「自奮願從行者」這一字面上的語義之外，在這裡實質上還有其特定的具體涵義，大致可以說是一種被漢廷引誘來的外夷志願兵，或者說多少有點兒像當今法國的「外籍軍團」。總之，是一種附屬於東漢王朝的特殊作戰人員或特殊作戰部隊。

在鄧訓組織月支諸胡為義從之前，「義從」這一稱謂在《後漢書》中極為罕見。其首見於《後漢書》，是在章帝建初五年，乃有平陵人徐幹，「將?刑人及義從千人」，從內地奔赴疏勒，以協助班超敉平西域（《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由於這些「義從」來自內地，故應屬漢人「志願者」（究其實質，這些「義從」應屬徐幹自行招募的兵員。蓋東漢的兵員本以招募和謫發為主，不再像西漢一樣主要依賴徵兵），也就是胡三省所說的「自奮願從行者」，與鄧訓撫養的特殊胡人群體性質很不相同。

這樣一來，被我解作「外籍軍團」的「義從」人員，就是始自鄧訓在章和二年組織的這批月支胡人了。按照《後漢書·鄧訓傳》敘述的次序，這件事，應當發生在章和二年年初的時候。在這一年春季稍後的日子裡，鄧訓率軍襲擊不服漢朝統治的羌人首領迷唐，戰鬥過程中隨從鄧訓的「義從羌胡并力攻破之」，大有斬獲（《後漢書》卷一六《鄧訓傳》）。顯示出鄧訓組織的「義從羌胡」不僅限於月支胡人，同時還招降納叛，羅致很多羌人。同時，這些「義從羌胡」也達到了較大的規模，並且已具備很強的作戰能力，算得上是一支素質精良的部隊。

這支出自湟水谷地的羌胡聯軍，後來在東漢的歷史上，產生很大影響，其或羌或胡單獨行動，又被分別稱作「湟中義從羌」（《後漢書》卷六五《段熲傳》），或是「湟中義從胡」（《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卷五一《龐參傳》，卷七二《董卓傳》）。其實質性質，與南匈奴降附後為漢廷護衛北部邊疆一樣，都是漢廷借用邊地夷族的兵力，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東漢在罷廢普遍徵兵制度之後因兵員不足而不得不採取的辦法。

充分考慮這些情況，我認為就有足夠的理由推測，章和二年的下一年永元元年隨同竇憲出征北匈奴的「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應該就是湟水谷地的羌、胡兩族聯軍。這也符合《燕然山銘》「西戎、氐羌」的說法。蓋「西戎」為月支，「氐羌」就是指西羌。再對比班固在《車騎將軍竇北征頌》「羌戎相率」的提法（見唐宋間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尤其容易理解，「羌」與「戎」在這裡都有特定的指稱對象，講的正是湟水谷地羌與月支這兩族的軍兵。

此羌、胡兩族能夠合兵同行，也是基於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這是因為遷至湟水谷地的月支人，既「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到東漢時已經「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這樣近密的關係，也很有利於羌兵與胡兵協同作戰。

羌、胡之間有聯姻的關係，統管這些「義從羌胡」的護羌校尉鄧訓，與隨同竇憲北征的度遼將軍鄧鴻，則是親兄弟關係。鄧訓是鄧鴻的六哥、鄧鴻是鄧訓的小弟。鄧訓沒有直接帶領這些「義從羌胡」參與竇憲北征之役，很可能是羌中局面賴其剛剛穩定下來，他若是驟然離開，很容易發生變故，還是坐鎮監控比較穩妥。與此同時，把這支「義從羌胡」的軍隊，交給自己的親兄弟指揮，也很容易取得從軍羌胡的信任。

至於《燕然山銘》所說「西戎、氐羌」的「氐」字，我理解並不是實指今四川盆地西部邊緣高原山地上的氐人。氐、羌都位於華夏西部邊陲，而羌人的居地偏北，氐人偏南。先秦文獻，往往「氐羌」連稱，概指西鄙夷人。如《詩經·商頌·殷武》即有句云：「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享。」（參見清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三〇）班固在《燕然山銘》中所稱「氐羌」，應該就是借用這個典故，以之代指羌人。通觀《燕然山銘》，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惟清緝熙」之句以及「鷹揚之校」的「鷹揚」、「元戎輕武」的「元戎」等，都是在用《詩經》的成語，因而這裡借用《商頌》的「氐羌」以實指「羌人」，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不管怎樣，人們應該很容易理解，從遙遠的青藏高原調集來這些「義從羌胡」並為其配置相應的裝備和給養，自然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不會輕而易舉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

除了來自湟水谷地的這些羌人或是胡人之外，《燕然山銘》中還提到有「東胡烏桓」，與「西戎、氐羌」並列，謂之曰「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班固在《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中也講到「羌戎相率，東胡爭騖」（見唐宋間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其中的「東胡烏桓」或者「東胡」，當然不會是虛寫，也應該屬於「緣邊義從羌胡」之列。

據《後漢書》卷九〇《烏桓傳》記載，在東漢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佈於緣邊諸郡，令招徠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這裡所說「侯王君長」，正與《燕然山銘》的「侯王君長之群」相合，所以在鄧鴻所率領「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中，應該有一部分兵人員，就是來自這些「侯王君長」屬下的烏桓軍兵。

這些人的身份，雖然嚴格說來，並不屬於前文所講述的「義從」，但他們一直「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性質已與湟中「義從羌胡」十分相近。再考慮到東漢朝廷的北軍中還特設有一個「主烏桓騎」長水校尉（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四），這些作為宮廷宿衛的烏桓騎兵，自然要比普通「義從羌胡」更貼近漢廷。因此，《後漢書·竇憲傳》用「義從羌胡」來概括這兩類外夷軍兵也算大體合理。

現在我們再來通看《燕然山銘》中「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這段話，就會明白，本來源自「東胡烏桓」的「侯王君長之群」，之所以會被寫在「西戎、氐羌」句下，就是因為這裡講述的「東胡烏桓」和「西戎、氐羌」的兵馬本來具有非常相近的性質，故所謂「侯王君長之群」實際上應是兼該二者為言，並不僅僅是專指「東胡烏桓」的騎兵而已。至於「西戎、氐羌」的並列句式與「東胡烏桓」的修飾限定性句式的差異，這也並無大礙，因為《燕然山銘》本來就不是規範的駢文，甚至文中的駢句也並不嚴整。

烏桓本來居住在漢朝東北塞外，但這些「佈於緣邊諸郡」的烏桓人員，並非僅僅居處於東漢東北邊地諸郡。當時東漢朝廷對他們的具體安置辦法，是「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三國志》卷三〇《魏書·烏丸傳》劉宋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把這些散佈於各地的烏桓軍士抽調集中到一起，再開往漢朝北征軍出發的河套地區，同樣需要花費很多時間。

如上所述，鄧鴻統領的這支所謂「緣邊義從羌胡」的軍隊，其中絕大多數人並不靠近漢廷北征軍的出發地點，甚至離開其出發地點已經很遠。那麼，漢廷直屬的其他各支隊伍呢？行動起來，同樣也不是那麼便捷。

緣邊十二郡騎士

除了前面提到的「北軍五校、黎陽、雍營」軍兵之外，竇太后還給他大哥特別配備了「緣邊十二郡騎士」（《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這「緣邊十二郡」具體是指那些屬郡，前人雖然也做過一些解釋，但都沒有比較可靠的依據，實際難以令人信從（例如，元人胡三省注《通鑒》，指實這十二個邊郡是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但為什麼是這十二個郡，胡氏沒有具體說明，而我目前還看不出其道理何在）。不過，如上一節所述，南匈奴屯屠何單于本來就向漢廷提議，可令「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這裡邊應當自有他的道理。所以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這五個郡，總應包括在內，同時北地、安定兩郡或許也會參與其事。其餘幾個郡，終歸也都應地處北邊。

一方面，這些邊郡的軍隊與匈奴常有碰撞，熟悉軍情，平日都有對匈奴作戰的準備，參與北征，比較容易；另一方面，就是這些郡臨近北方大漠，也靠近北征軍實際出發的地點，其所屬軍兵，集結出征，相對比較便利。過去有文獻記載稱東漢「邊郡太守各將萬騎」（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梁劉昭注引《漢官儀》），從竇憲北徵實際動用的兵力來看，「萬騎」這個數字肯定不符合實際，疑為「百騎」或「千騎」的訛誤。因為邊郡若是有如此強大的兵力，也就無須出動京師衛戍部隊「北軍五校」了。儘管如此，因漢廷「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用以「典兵」，且「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各邊郡自應常備有一定的兵力，可供調遣。

接下來所要談的，就是東漢朝廷部署在內地的骨幹部隊了，這也就是「北軍五校、黎陽、雍營」這幾支軍兵。

這裡所說的「北軍五校」，是指當時由北軍中候監管的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和射生校尉這五個校尉屬下的軍兵。這五個校尉，掌管的都是「宿衛兵」，其中長水校尉，除了像其他四個校尉一樣「掌宿衛」之外，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校尉乃專門「主烏桓騎」（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四），也就是由烏桓人組建的騎兵。

這五大校尉及其下轄兵力，在通常情況下，自然是駐紮在京師，必要時或扈從車駕出行，或者「繞宮屯兵」（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下），是衛尉所掌宮門之外的皇帝和京師守備部隊，其職能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北京衛戍區。北軍五校尉下轄兵力的員額，多是七百人，只有長水校尉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四梁劉昭注引《漢官》），比其他四個校尉稍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由於這北軍五大校尉總兵力只有三千多人，能夠隨同竇憲出征的軍士自然相當有限。

不過，這支軍隊的出動，會有很強的政治象徵意義。因為它也可以說是守護天朝的禁衛軍，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天兵」。出動它，可以充分顯示天朝的威力。問題是這支「天兵」駐守在天子腳下，是在京師洛陽，而這裡離北邊前線很遠。

所謂「黎陽、雍營」，分別是指黎陽營和雍營。

黎陽營設在京畿以東黃河北岸的黎陽（今河南浚縣），在冀州境內。據云其設置緣由，是「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唐李賢注引《漢官儀》）。這個監軍的謁者，隸屬於主要負責「宿衛宮殿門戶」的光祿勛下（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二），可見是直屬於朝廷的。

雍營設在關中西部的雍縣（今陝西鳳翔），《後漢書·竇憲傳》唐李賢注引《漢官儀》，嘗謂「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似乎「雍營」只是扶風都尉所轄軍兵的一個俗稱。

實則雍縣雖在右扶風境內，但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右扶風當然也同樣省去都尉一職。至漢安帝時，「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即「扶風都尉」應屬「右扶風都尉」的省稱，而在安帝之先十幾年的永和元年，竇憲即已徵調雍營士兵出征，永元九年，又曾隨征西將軍劉敞等征討燒當羌（《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八七《西羌傳》），可見「雍營」的存在並不以所謂「扶風都尉」亦即「右扶風都尉」設置與否為前提，自與黎陽營一樣，只是因屯兵地點而命名。

朝廷在永初四年二月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亦即在已有的長安營和雍營新設了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風都尉（《後漢書》卷五《安帝紀》）。同黎陽營、雍營一樣，所謂「長安營」的得名，也是因其地在長安（《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惟因「京兆虎牙都尉」的設立，後來複有「京兆虎牙營」的別稱（《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從軍營的名稱和統屬職官的變遷來推測，長安營、雍營應與黎陽營一樣，起初都由光祿勛屬下的謁者監之，亦即直屬於朝廷管理。其實黎陽營也有一個類似「京兆虎牙營」的稱謂，即「黎陽虎牙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據此推測，所謂「虎牙」，很可能是黎陽、長安和雍營共同附綴的一個稱謂，以體現其漢廷虎師的特點，而不會是普通的地方部隊。後來在安帝永初四年二月，因羌人內侵關中甚劇，為有效組織防守，才改歸駐地行政主官領屬，亦即分別將長安營和雍營劃歸京兆尹與右扶風管轄，並特設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風都尉這兩個武職來具體指揮調度，「長安虎牙營」也衍變成了「京兆虎牙營」。《後漢書·西羌傳》記述說，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風都尉這兩個官職乃「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而所謂「西京三輔都尉」即如各郡太守配置的軍事佐貳「都尉」一樣，是當地地方官員，可見這一記載已經指明其分別隸屬於所在行政區域的實際狀況。

上引《漢官儀》解釋說，雍營的設置，是為「護衛園陵」，也就是防守西漢諸帝的陵寢。其實《漢官儀》的全文，是說同樣的職能也適用於長安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唐李賢注引《漢官儀》）。但如上所述，《漢官儀》這種說法，講的是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後的情況，是講朝廷特設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風都尉之後這兩個軍營的主要職能。那麼，在此之前，東漢朝廷又為什麼要設置這三大軍營呢？

在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前，雍營、長安營、黎陽營這三大軍營，沿渭河之濱到黃河岸邊，自西向東，一字排開。再加上京師洛陽的北軍五大校尉軍營，正居於長安、黎陽兩營中間。通觀東漢王朝的整個軍事地理布局，這一系列軍營的設置，既有護衛京師以及關中列祖列宗陵寢的需要，更是確保舉國安定的重要措施。

漢廷北征軍地域來源示意圖

蓋中國古代的軍事重心恆在中原，而關中居高臨下，是扼制中原的第一戰略要地。當年漢高祖劉邦舍洛陽而西據關中，就是想依託這一戰略要地，「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東漢在關中設置長安營和雍營，應當是出於同樣的全局性戰略安排，它既是京師洛陽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對中原地區潛存異動的有力鎮懾。黎陽營與京師洛陽五校尉互為犄角，首先是拱衛京城的一支生力軍，但同時它也位於中原腹心地帶，軍營旁就是黃河下游最重要的渡口白馬津，控制著黃河南北的交通聯繫，一旦天下有事，南北調動相當便捷，所以朝廷才會把這所軍營設置在這裡。

現在讓我們後退一步，把它放在東漢時期國家武裝力量配置的總體背景下，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渭河—黃河」一線這幾大軍營設置的戰略意義。東漢時期內地各郡一般不再設置都尉（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這也就意味著內地諸郡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常備兵員的，東漢廢除西漢時期的普遍徵兵制度，與此是同步施行的。像前面提到的分別在京兆尹和右扶風設置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風都尉，乃是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後針對羌人內侵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在內地各郡普遍無兵常設的背景下，由雍營、長安營、北軍五校尉和黎陽營構成的這一線長蛇陣，便宛如一柄長劍，攔腰橫插在漢家大地的中央，算是地地道道的皇家「中央軍」。一旦天下有所不測，南揮北舞，都很容易控制局面。

明了這些駐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東漢朝廷手中常設的武裝力量，除了前面所說的邊郡駐軍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北軍五校尉和黎陽營、長安營、雍營這幾座軍營的兵馬了。

竇憲此番出征，既帶有邊郡的「緣邊十二郡騎士」，還帶有「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的軍兵，可以說差不多是傾盡「舉國之兵」了（唯一沒有出動的中央主力部隊只有長安營），足見竇太后為確保乃兄此番如願得勝回朝，做出了充分的準備（儘管實際出征的人數，並不是很多，據《後漢書·竇憲傳》記載，除了南匈奴兵和所謂「義從羌胡」兵之外，真正「漢軍」的總數只有八千人左右，但漢廷在內地這些軍營所配置的員額本來就不是很多，例如，《後漢書·南匈奴傳》唐李賢注引《漢官儀》有記載雲大名鼎鼎的黎陽營，也僅「領兵騎千人」，因而不能僅僅從依據兵員的數量來判斷其意義和作用）。

經過上述一番說明，我們也就清楚了解了竇憲出征北匈奴之役參戰軍隊的地域來源。如前所述，這本是歷史軍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我們也很容易理解，要想把「北軍五校、黎陽、雍營」這些「中央軍」的兵馬如願調集到北征的前線，不管是遙遠的空間距離，還是與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軍需給養，自然都要大大遲滯出兵的時間

比如紙張的使用，洪武年間，國子監生們用過的課本和寫過仿書的紙張，要按月送到禮部去，仿書發送光祿寺包面，課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紙用。到永樂宣德年間，年節煙火花炮還用舊紙製作，成化以後，鞭炮均用新紙。待到萬曆年間，官員們上任或者在年節時得到的賀卡，多不勝數，而且製作精美，極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節，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李樂〈見聞雜記〉卷二）伴隨著經濟發展，形成了奢侈的風氣。這種風氣表現到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