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十月革命的三次辯論——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二）
本文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繫列的第二篇。這個系列參考了馬歇爾·范·林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等著作，對西方各色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的理論關係進行了探討梳理，後面會繼續更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找相關著作看下。
從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時期，也就是1917年-1929年，應該可以說的上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發展的黃金年代，雖然俄國革命者所希冀的歐洲無產階級掀起歐洲共產主義革命並最終使得新生的蘇聯脫離政治上的孤立這樣完美的情況並未出現，但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們終究是依靠戰事共產主義與新經濟政策度過了新生時期的混亂。此時以「計劃」為核心的社會形態尚未產生，而後期出現的，並認為蘇聯的社會形態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概念也並未出現，這個期間，處於單線論支配下的馬克思主義爭論的主要議題是：發生在俄國的是否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們在政治上是否犯了錯誤，又或者，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正在變成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圍繞這些議題，最開始的爭論便是考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們的三次爭論。作為社民黨的精神支柱，考茨基一向是被蘇聯一脈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作是反革命份子的，但是其一些論斷的的確在1991年被證實了：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甚至沒有持續超過一百年。
彼時關於共產主義的討論還依然沉浸在純粹且強大的單線式論述。因此，考茨基的推斷看起來還是非常合理的：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且1917年的俄羅斯不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一場被宣告為「革命」的政變而強行建立的社會主義，只可能導致一個歷史上難以接受的，被認定為異化的形態（Salvadori提出蘇聯實際上是一種「政權」的怪物：它在意識形態上受激進的社會主義政黨控制，但是它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生存關係，而它在政治上建立了專制政體）。
也正是因為如此，這種被認定異化的形態必將是不可持續的，必將在短時間後瓦解，且沒有辦法自救。根據這個推論，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們把戰線拓展的太遠，以至於西歐並未出現他們想像中的革命高潮，最終導致布爾什維克們並未使用任何馬克思本人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非民主意義的「專政」去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考茨基指出，專政除了馬克思意義上的「一種狀態」——嚴格定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一種「政府形式」——這個意味著單純剝奪反對派公民權。在考茨基看來，這是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對於考茨基本人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等於無產階級佔據議會席多數的議會民主。考茨基同時還認為馬克思與他有同樣的意見：「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於「叛徒考茨基」的，關於俄國革命後的社會不民主的一系列論述，列寧憤怒的反駁到：「外交政策正在受公眾，同時受國家解構的指引，它把工人群眾直接包括在決策過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指出考茨基這種機械的，把馬克思對英國美國的論述照搬到俄國是「非歷史」的，甚至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降格為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者」的論述是錯誤的。
畢竟，1870年英美兩國的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存在的形勢劃等號（無論是英美自身，還是俄國自身，乃至整個世界形勢）：前壟斷資本主義（實際上在19世紀70年代達到其頂點），由於其根本的經濟特徵，在美國和英國找到了它最典型的表達，相對而言，它以對和平和自由的最大熱愛而著稱。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也就是僅僅在20世紀才最終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由於其根本的經濟特徵，它以對和平和自由的最小喜好，以軍國主義的最大和普遍的發展而著稱。
基本上，列寧和考茨基圍繞俄國問題的第一次爭論以「蘇聯吐槽王」列寧狂噴考茨基變成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公開僕從」而結束，然而問題並沒有被解決，甚至還延伸了。
在第二輪和托洛茨基的交戰中，考茨基認為每一個無產階級的特徵都是衝動地尋求儘快擺脫其狀況，力求以最短時間推翻資本主義。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筆者此處不得不吐槽，開除左籍和壞嘴巴真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寫道：群眾並非本能地向獲得指引他們走上發展道路的教義，而寧願要一種提供規劃或者計劃的東西，規則或計劃的實行，無論情況如何，都可能會結束他們的痛苦。也因此，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即使冒著失去領導權的風險也必須防止這一情況發生。
如果無產階級過早的奪取了政權，非常有可能發生其他的問題————畢竟剝奪資本是一個簡單的權力問題，而建立起一個新的生產方式則十分困難，因為無產階級相對的缺乏經驗和教育（沒有或很少有有文化的無產階級）：「通過長年累月的群眾組織已經變得習慣於自願服從幾率和自我管理的無產階級；而它，最終有足夠的只會去區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區分受過科學教育和有教養的領袖與既無節操又物質上的煽動性政治家類的任務」。因此，沒有準備好這些的俄國無產階級必然會導致一場大混亂作為結局。
對於這些指控，托洛茨基的觀點則是儘管俄國無產階級缺乏經驗，但是能夠「即使學會並安排每一件事情」。考茨基用了一個關於火車的比喻來反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敢於搭乘上一個火車頭並讓它開動，確信在這個過程中他將「及時學會並安排每一件事情」嗎？考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確有可能這麼做並學會一切，但是在發生脫軌或者爆炸之前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則成了另一個問題。為了拯救經濟和整個社會，一個新的官僚階級必然會誕生，必然會出現「所有專制主義中最壓迫的，俄國曾經有過的那種專制主義。同時，由於舊有的資本主義被摧毀了而新的資本主義漸漸形成，因為時代對社會主義而言還不成熟，新誕生的資本主義只會更糟，新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而是一個以討價還價和金融投機為主體的特色資本主義。
托洛茨基則用了另一個關於騎馬的比喻反駁考茨基的論述，托洛茨基認為一個騎手如果不冒險騎上馬是不可能學會騎馬的。針對考茨基認為俄國無產階級過於輕率的奪取政權的觀點，托洛茨基提出三個主要觀點：人們不應把俄國工業的崩潰歸結於布爾什維克，因為真正的原因是內戰，外在的封鎖等；無產階級應該在革命以前就學會如何管理社會；布爾什維克沒有奪取政權以外的任何選擇，這樣的想法（布爾什維克輕率地發動革命奪取政權）過於簡單化了。因此，俄國無產階級必須冒著摔斷脖子的危險登上歷史舞台。
考茨基則譏諷地反駁自己在學會騎馬之前已經和騎手共騎過，並在騎馬的過程中與已經會騎馬的朋友一起騎（筆者，請問十月革命之前哪有會騎這馬的騎手），並且自己已經做體操鍛煉過自己的身體。
客觀的說，這兩者之間的爭論與其說是理論爭論，更像是一場文字遊戲，因為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兩種說法都有其正確性，並且這正確性更是反映出關於十月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悲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考茨基的嘴巴變的越來越臭，他在1925年的《國際與蘇維埃俄國》直接宣稱蘇聯政權是國際工人階級最危險的敵人。為此，尼古拉·布哈林不得不長篇大論論述了考茨基本人論述中的矛盾：考茨基一方面承認自1917年之後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土地改革），一方面認為十月革命不是一場無產階級革命。
這裡隱含的邏輯是，如果蘇維埃國家既不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又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那麼布爾什維克權力的社會基礎到底在哪呢？如果以該邏輯下最合理的可能來進行推論，唯一的答案又只能是布爾什維克構成了一個新資產階級。然而這依然無法解決根本上的問題：新統治階級這一概念到底意味著什麼？黨員的多數依然是工人和農民，因此不可能成為剝削者，而那一小部分的職業經理人又並不足以構成新的統治階級。
布哈林的研究雖然指出了考茨基論述的內在矛盾，並為提供單線式理論之外的思路奠定了基礎，然而這也並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還隱藏了兩個新的假設：
如果布爾什維克構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那麼他們不得不必然是一個資產階級，一個金融資本家寡頭——一個又是資本主義又是工人國家的怪物；
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構成一個新統治階級，那麼他們必然代表了一個特殊階級利益的集團。
關於社民黨與布爾什維克的辯論就講到這裡，讀到這裡我只想向蘇維埃脫帽致敬。在之後的日子裡，以盧森堡，盧卡奇等人圍繞這個假設展開了新的辯論，我們以後繼續講。
TAG:新潮沉思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