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對篆隸和楷行的觀點

啟功先生曾不止一次在公眾場合說：『余學書僅能作真草行書，不能篆隸。「而我們在啟功先生的傳世作品中也從沒有見到篆隸的影子，當然這也並不是說先生不能篆隸，相信即便不喜歡但為了探究學術，先生還是會臨摹幾筆的，只不過在成型的作品中難以一見罷了，畢竟不是自己的強項嘛。

先生有一首詩頗能說明他的態度，」少談魏碑怕徒勞，簡牘摩挲未幾遭。豈獨甘卑愛唐宋，半生師筆不師刀。「這首詩說明了啟功先生並不認為篆隸、魏碑、簡牘有多麼重要，甚至怕在篆隸魏碑簡牘學術沙漠中浪費了寶貴的時間，最後一句更是直白，半生師筆不師刀，半生都在學習帖學而不學碑刻。

我們當然知道，先生對碑刻的研究也是具有極高水平的，上述觀點其實也是基於先生對碑刻的深入研究得出的，晚晴以及民國，在康南海和包世臣的影響下，書壇出現了輕帖重碑的風潮，而啟功先生大概正是基於擔憂這種現象成為主流才提出自己觀點的，因為畢竟文字的功能首先是記錄和容易辨識，從這一點上啟功先生的認識還是對的，但如果上升到純粹書法藝術角度層面上來解構的話，啟功先生的觀點又是不對的了，因為楷書和行書雖然爽眼易辨識，但是嚴格規範的線條結構又嚴重製約了不羈瀟洒的張力表現，這對欣賞方面是一個很大的缺憾，雖然碑學大家們多數是篆隸比行草寫的好，在作品上的署款大多不如內容水平高，譬如鄧石如、錢十蘭、黃小松等，但這並不能因此就輕視碑學，只能說上述幾人偏科而已，康南海跟包世臣尹秉壽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就做的很好嘛！

截止今日，文字書寫功能隨著電腦的興起已經變得不再那麼重要，書法也慢慢上升到了純粹欣賞的層面，在這個層面上，啟功先生的重帖輕碑思想顯然是有點不合時宜了，相信先生如果在世的話也會有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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