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學為何「西洋不如東洋」
清末最初的試驗品是一群小孩子，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留美幼童」，這個試驗充分顯示出事業草創之際當事者的天真與無畏，大清帝國居然首先選擇了一個與其在各個方面都迥然相異的國家派遣留學生。從現在的紀錄片中，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在美國學業有成、生活愉快，可在當時，除了玉成此事的容閎認為孩子們是在健康成長而倍感興奮外，其他留美學生督監卻大多處於倍感焦慮的狀態，尤其是1876年上任的吳子澄。
這位視留學為離經叛道之舉的吳督監可謂保守至極，但若稱其「正統」，在那個時代似乎更為準確些。他於北京告狀道：
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
自1872年始，原定15年的留美計劃就在這日漸強烈的「正統」抗議聲中於1881年提前結束了，共120名「幼童」除去先期遣返、執意不歸和病故的26人外，其餘94人被分3批遣返回國。雖然他們中出了詹天佑、吳仰曾、蔡紹基、唐紹儀等許多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可如此小的體量，又作為教育失敗的典型，被重新拉回4萬萬「正統」思想控制的同胞中間後，無論他們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在當時真正產生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之後的數年，清政府外派留學生的事業一直處於低谷，直到一位日本人的出現才有所改觀，此君便是1897年至1899年間擔任日本特命全權駐華公使的谷野文雄。
谷野不僅有想法，而且膽子也很大，他在1898年四五月間不但口頭上講，還寫信給中國官員，表示日本政府承諾支付200名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的費用。他認為，如此一來，「不僅中國官民依賴日本之情，將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無限量地擴張勢力於大陸」。這是未經授權的擅自行動，可日方覺得既已承諾，便有責任履約，接受留學生一事便這麼定了下來。
△張之洞
1898年初，張之洞派出以吏部姚賜光任團長的第一個赴日教育考察團，姚返回後，於1898年4月22日向張之洞提交考察報告（後來以《東瀛學校舉概》之名公開發表）。同年4月，張之洞完成了《勸學篇》的寫作，其中對留學事宜有專門論述，即：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粗略估計，從1898-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學生跨越東海到日本，尋求現代教育。西方學者馬里烏斯·詹森認為中國學生到日本的運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而且，這一浪潮是「到那時候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最大規模的海外學生群眾運動」。也許2.5萬名學生在今天看來是個小數字，但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的人口情況和階層比例，這個數字絕對不小。
與區區120人且出身平常甚至低微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大軍集結了當時中國精英家族的大半子女，當他們學成歸國後，就不能不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然而，清末留日學生在學業上卻乏善可陳，入士官學校的武人倒是學習刻苦，可偏偏人家在這方面藏著掖著、生怕多教一點兒，而大多數官宦家庭及其子女不過是以留日代替科舉，務求速成，日本方面接待留學生的主要大學亦多開速成班，寬進寬出，皆大歡喜。進而，錢多、人傻、好騙的清朝留學生大軍成了日本社會的新財源，留學生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到1906年，中國學生超過50人的學校已超過50間。其中不少是「學店」或「學商」，是熱衷於牟利而降低標準吸引學生的文憑工廠。
學業雖不理想，但出去看看總是有好處的。張之洞就說：「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甚至那些紈絝子弟、急功近利之徒，也生出諸多感慨。對於長久閉關鎖國的清朝，這些感慨、激憤、恥辱與痛苦，恐怕比單純知識的作用要大得多。
這知恥而後勇的感慨最終也讓谷野的如意算盤落了空，遊學日本的經歷並未讓廣大留學生成為日本控制中國的先鋒隊，反而培養出了他們的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從忠君的順民轉變成為真正的愛國者。這些人中親日分子固然有，但更多的人則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成為日後抗擊日本侵略的中堅力量。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1月下）
稿件來源：《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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