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艷紅：中國農民的私人生活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書，探究的是一個此前幾乎無人觸及的題目——中國鄉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全書以黑龍江省下岬村為調查對象，從縱觀下岬村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變化、農村青年擇偶轉變過程的各種細節、家庭財產分割過程中的習俗沿革以及在彩禮上體現出來的巨大變化等，討論了個體和國家在私人生活轉型及個人主體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作者閻雲翔生於1954年，師從著名學者張光直，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因為上述著作獲得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學術著作獎——列文森獎，他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裔學者。

關於中國家庭，目前存在著三種理論模式。第一種是西方社會學者提出的經濟家庭模式，認為中國家庭是一種經濟合作組織，家庭成員有共同的收支計劃、共同財產、共同的家庭經濟，個人收入必須統統歸入家庭。第二種可稱作政治家庭模式。女權主義學者通過對中國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的研究揭示，家庭內部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權力之爭。第三種是由中國學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強調傳統價值特別是儒家倫理對家庭生活的深遠影響。閻雲翔認為，無論哪種模式，個人都不在關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所以，他決心遠離抽象概括，走進一個個真實具體的私人生活，彌補以往研究過分強調中國家庭的結構及集體性之不足。

下岬村是距離哈爾濱50公里的一個行政村，擁有300多戶人家，以種植玉米為主。閻雲翔在下岬村生活了7年：「當年才17歲的我作為盲流從山東省千里北上黑龍江，沿路打短工，直到下岬人將我收留了下來，作為普通社員一直生活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上世紀90年代，閻雲翔以人類學家身份回到下岬村，開始了為期十餘年的考察。他對下岬村人很熟悉，但要真正走入村民的內心世界，與他們聊私生活，還是很難的。他經常不得不說話繞彎子，並且一遍又一遍地求證。出於面子、謙遜等原因，村民不太願意透露他們與家人親密的細節，不大肯評說他們對家裡人和其他人的好惡，也不愛談自己生活中的成敗。

本書用細緻的調查與全面的統計來說話，碎片式地呈現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北方農民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正如列文森獎頒獎詞所言：「將一部當代中國農村複雜的、流動的心態史和行為史，呈現在我們面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帶著西方文化與觀念來重新審視中國農民，所以能於國人習以為常的事物中有所發現。

作者細緻瑣碎的描寫，使這部學術著作不乏幽默與趣味，書中雞毛蒜皮的家長里短，讓人啞然失笑。「絕大部分父母都抱怨兒子從來不向著他們。但是，我訪問過的絕大多數已婚兒子都不承認這點。大約將近2/3的人說他們的態度因情勢而論，他們只向著有理的那一方。有趣的是，我回過頭去問父母，他們都毫不猶豫地說情況完全不是那樣。有個老太太告訴我：『這都是胡說八道。他們不過是給向著媳婦找借口。每次他們都能找到理由說媳婦對，爹媽錯。我可以代表所有爹媽說話。』」

西方有關中國農村生活的研究都認為，那裡不存在愛情與親密關係，至少愛情對於農民不重要。閻雲翔不認同這一學術判斷，他認為下岬人擇偶的過程往往包括了浪漫愛情的三個要素：將對方理想化、性的激情以及對未來長遠關係的期待。在過去50年里，愛情在下岬人的生活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其形態也不斷發展。到了上世紀90年代，村民們已普遍將愛情與親密關係納入了新文化的理想。

我也生長於東北農村，以我的個人觀察與體驗，西方學者的「中國農民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追求愛情的說法」固然片面，但是閻雲翔過於樂觀的判斷我也不贊同。事實上，作者一直將婚姻與愛情不加區分地放在一起說，有將婚姻等同於愛情之嫌。若將農村的高價娶親也視之為愛情，這是不準確的。

「爺爺變孫子，婦女上了天。」正如村民總結的那樣，近幾十年農村父權衰落，婦女地位得到顯著提升。作者總結道：「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轉型形成了一個充滿悖論的過程。第一，國家是一系列的家庭變化和個性發展的最終推動者。第二，非集體化後國家對地方社會幹預的減少卻引起了在私人生活發展的同時公眾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個性和主體性的發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領域之內，從而導致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這本書結論是否準確，也可商榷，但它提出的問題是有價值的。追求物慾，自私自利，精神世界空虛，個人的責任感和義務感缺失，是部分新一代農民的硬傷，會導致養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應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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