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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第一個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禪位於嘉慶而「退居」為太上皇之時,事實上仍舊主持一切,直到嘉慶四年正月他死。合起來計算,從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當中國的主宰共有六十三個年頭又四個月,比康熙久。

他這一「朝」的事迹也特別多,多過了康熙一朝,也多過了漢武帝一朝,雖則漢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語。

乾隆在晚年寵信和坤,種種措施均不滿人意,使得他該被罵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極富朝氣,用人行政幾乎駕雍正而上之。

除了殺曾靜、張熙二人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幾件替父親補過的事,所謂「幹父之蠱」。他釋放了岳鍾琪,也釋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嚴辦了雍正所重用過的聚斂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責已死的田文鏡,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於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對田文鏡的史貽直,被乾隆升為湖廣總督,其後又先後調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書,直隸總督,到了乾隆九年更進一步,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沒有敢於說話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經因「太戇」而被降調為「戶部銀庫行走」與「署理河東鹽政」的原任刑部與吏部侍郎孫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孫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風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稱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說的是為人君的怎樣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纔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人君之)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人君之)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人君之)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視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

乾隆接到這個奏疏,不僅不生氣,反而把它宣示內外。其後,乾隆又任命孫嘉淦為直隸總督,兼管河工,調任湖廣總督,雖則一度在乾隆八年降為江西巡撫,又奪官,「責修順義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後,仍逐漸由宗人府府丞,一再遷升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孫嘉淦頗著直聲,民間對他十分欽仰。在乾隆四年的時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寫了一篇彈劾鄂爾泰與張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寫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過」。乾隆均不肯對孫嘉淦有所責備。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編修的資格,被選任「雲南道監察御史」,於乾隆即位以後建議不再以文字興獄,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

乾隆這時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議。雖則不久仍把曾靜、張熙殺了,卻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錯,置《堅磨生詩鈔》的著者胡中藻於死。

因反對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謝濟世,乾隆在即位以後便把他從充軍的地方召回京師,仍叫他當御史。其後他受任為「湖南驛監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撫蔣溥告了一狀。蔣溥說他「離經畔道」,乾隆批答說:「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當時確是一位賢主。他絕不像明朝末年的幾個皇帝,動輒把語言頂撞的御史當眾抓下來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詔獄」,讓他們死在獄吏的毒辣之手。

中國在歷史上有一個傳統:御史得以「風聞奏事」,而不必先有真憑實據,搜集證據是司法機關的責任,而不是監察飢關的責任。

有一位大學士趙國麟,被御史仲永檀彈劾得惱了,向乾隆說像仲永檀這樣的人應該「處分」。乾隆親手寫了手諭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長,惡惡欲短之意。」乾隆不僅不處分仲永檀,反而升他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彈劾的,小止趙國麟一人,兩個別的大學士張廷玉與徐本也在其內。事情是:有一個住在京師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沒有兒子。他的親戚許秉義想和俞家的人爭他的財產,便拜託內閣學士許王猷,邀請達官貴人去一同悼喪,以壯聲勢。仲永檀「風聞』大學士張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趙國麟親自去,禮部侍郎吳家騏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紅包」,步軍統領鄂喜則收了一萬兩之多,詹事府詹事陳浩簡直出面替許秉義跑腿。仲永檀認為這太不成體統,因此就參了他們一本。

在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僅有趙國麟一人,所以他才那麼「理直氣壯」,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認受賄,說:「只拿了一千兩,沒有拿一萬兩」。乾隆說:「你當過大臣,我不忍將你絞死示眾,你還有什麼顏面活到人間?」其後,乾隆下旨賜鄂喜死,免吳家騏與陳浩之職。張廷玉、徐本、趙國麟,均免於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後,與準噶爾的小噶爾丹訂了和約,從此直至小噶爾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戰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張廣泗將他們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個十年之中,中國享受了相當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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