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抗抗：棉花佃農的美國南方
五月的一個下午，南卡羅來納州。在這南方腹地，濕熱的氣息和沼澤上的綠草一起悄無聲息地滋長。我開車順著十七號高速公路行駛，尋找一個名字繞口的村落：麥克勒蘭威爾（McClellanville）。十七號高速公路曾被稱作「甜草編織者之路」，路旁散布著松木搭成的小小攤位，上面掛滿形態各異的手編草籃，底下坐著懷抱一束甜草、手握一扇棕櫚的老婦人，頭也不抬地悠悠編著籃子。當高速公路離開繁華的查爾斯頓城朝北延伸，購物區消失了，松樹林濃密了，四車道迅速收緊成了兩道，而那些歪歪斜斜的小草籃攤位依舊零星可見。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忽然瞥見被樹枝半遮著的小木牌，在一處廢棄已久的加油站邊剎車右拐，才總算沒有錯過這條通往麥克勒蘭威爾的小路。
戴爾·羅森格爾頓約我在這裡的一家小餐館吃午飯。這是一位年逾七十的歷史學家，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輾轉到了南方，留在查爾斯頓大學任教，研究美國猶太人歷史和非洲編織工藝，在麥克勒蘭威爾一住就是四十五年。我叫了一杯加糖的冰紅茶，坐在小木桌邊等著。一會兒，她來了，穿一件深藍色的印花長襯衫，戴一頂草帽。手腕上疊套著兩個甜草編的寬鐲子，久經日晒，顏色淺綠，散發著一股淡淡的、熟甜的香氣。餐館是村子裡唯一的餐館，菜卻意外地好。那天我點了一份油炸青西紅柿，一盤煎蝦。烹飪的手法就只是往菜里加了點鹽。然而青西紅柿鮮酸，蝦肉鮮甜，竟是從沒吃過的美味。「對於蔬菜和水產來說，新鮮就是一切。」戴爾乾脆地說。這裡的蝦是當地鹽水河裡現撈的，西紅柿是後院菜圃剛摘的，就連鹽，都是小鎮自己的灘田裡風吹日晒析出的海鹽。
麥克勒蘭威爾是一座漁村，一百多年來，村裡的居民世代以捕魚和水產養殖為生。哲米河從村邊流過，冬天有牡蠣，春秋有螃蟹，夏天有蝦。戴爾帶我到河邊的浮橋上去，只見岸上許多水泥的高桿，上面懸著數百個漆成白色的葫蘆。數不清的紫燕盤旋出入其間。紫燕喜歡吃蚊子，是當地人鍾愛的候鳥。
此外我們還去看了村裡的教堂，一處隱匿的古迹。教堂深處橡樹林中，尖頂的木結構建築，側牆和屋頂上鋪滿了魚鱗似的杉木瓦，一枚枚都是兩百年前手工鋸成的，真像是《指環王》里霍比特人的居處。開門進去，只見彩色玻璃窗邊銘刻著許多名字。戴爾告訴我，這些是當年出資修建教堂的人。他們大多是此地的莊園主，蓄養黑奴種植水稻。時至今日，翻開麥克勒蘭威爾村的電話簿，八成以上還是同樣的姓氏。
從教堂出來，老樹濃蔭滿地。帶上身後厚重的木門，我問戴爾：「你信教么？」「不信。」她舒了口氣，微笑說：「現在，我帶你去看黑人的那一半村子。」
我對此很詫異，什麼叫黑人的那一半村子？上了她的車，拐上一條羊腸小道，漸行漸遠，我忽然有種錯覺，覺得我們已經走出了村落：路不再是柏油鋪的，而是坑坑窪窪的黃土；門柱高聳、迴廊環抱的南方宅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雜草間稀疏的木屋，大多是平房，門前立著歪歪斜斜的鐵絲網。黑人的這一半村子彷彿與世隔絕，看不到教堂或者學校。「教堂是有的，」戴爾說，「只不過不是什麼古迹，就是一座一層樓的民房。至於學校，原先有個林肯高中，二〇一五年教育部統計普查，這裡因為入學人數不夠而被取締了，併入二十里外的Wando高中。黑人社區為此傷心了很久，覺得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學校。」
我在腦子裡找了很久合適的措辭，因為知道將要說的話涉及種種敏感。過了好一會兒，我終於還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戴爾：這樣一個佔地不足三平方英里，人口不滿五百的村落，到今天還在毫無阻力地施行實質上的種族隔離，在我看來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因無非是歧視。」戴爾靜靜地說，「當然，你可以管它叫很多別的名字，更好聽的名字：什麼社會經濟原因啦、人文歷史因素等等。但所有這些的根源，也依舊是骨子裡的歧視。」她這麼一針見血，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只好把目光移到塵土飛揚的黃泥路上發獃。「我們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吧。」戴爾笑著說，「我和泰德，早在四十年前，我們就是住在黑人村落的唯一一戶白人。」
這條路往西拐，漸入沼澤濕地，人煙更加稀少，這裡就是她和泰德的家。一座窄窄的浮橋跨在遼闊的沼澤地上，橋下遍布燈芯草，鱷魚和蛇在此出沒。遠處的天際線由矮小的灌木連綴而成。浮橋對面就是老夫婦的家。這座二層的吊腳木樓，是兩人四十年前自己動手搭建的。
我們走到樓前，迎面碰到泰德·羅森格爾頓。他就是All God』s Dangers的作者。這本書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引起一時轟動。泰德是個白髮的老人，身材消瘦，穿一件藍格子襯衫，光著腳，手裡捧著杯熱氣騰騰的咖啡，把我們往他的書房裡讓。書房三面牆都是書，空隙處擠著非洲的環編草籃、蒙古的羊毛氈畫。泰德興沖沖打開電腦，給我看他最近的研究項目：南方黑人無名畫家的藝術傳承。他指著一幅幾何結構的畫問我是誰的，我猜是畢加索流派。泰德高興道：「這就對了。人人都以為是立體主義的抽象畫，但這偏偏是喬治亞州一個不識字的黑人老木匠畫的。你相信嗎？他至今都沒聽說過畢加索這名字，更別說模仿他了。非洲的彩繪和雕塑藝術深植於一個人的想像力中，心傳口授。而西方藝術家總喜歡以經典自居，其實是坐井觀天。」
我那天來找他，是來談他的成名作All God』s Dangers的。All God』s Dangers出版以來，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但迄今為止，還不曾有中文譯本面世。我想要做這件事。我以為文字的要務是記錄真實。從前我愛讀彼得·海勒斯（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愛讀李娟筆下的新疆。無論是浙江麗水作坊里十六歲的打工妹，還是春牧場一肩挑嬰兒一肩挑羊羔的牧民，都有血有肉，了不造作，那是真的生活。海勒斯在《甲骨文》一書中寫道：「寫作可以用來掩埋過去的真相，也可使生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寫作不僅僅是在創造，它亦可被用來毀滅。但是，追尋意義這件事本身有一種尊嚴，這尊嚴超越了文字的一切過失。」真實的東西，自有尊嚴和意義蘊含其中。而泰德的All God』s Dangers這本書，就是一例明證。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泰德，與朋友一起驅車來到阿拉巴馬州一個偏僻的小鎮，走訪此地種植棉花的小佃農，調查他們的工會，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資料。就在這裡，他遇到了彼時八十四歲的黑人老農民奈特·肖（化名，真名Ned Cobb）。奈特·肖的父親曾是一名黑奴，經歷了南北戰爭和奴隸解放運動，畢生一貧如洗；自幼跟隨父親種植棉花的奈特·肖，從未接受過一天學校的教育，一字不識。他當過廉價的短工、小佃農，卻終於有魄力站出來組建大規模的棉花佃農工會，以此對抗白人農場主的盤剝。奈特·肖的一生歷盡貧困、種族歧視和不公正的制度。他經歷過經濟大蕭條，經歷過可怕的棉蛉象蟲災，甚至在工會成立後，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警局逮捕，在監獄中度過了整整十二年。但這位老人憑著天性的聰敏和不屈度過種種磨難，成為當時罕有的富裕黑人農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汽車和房舍。
1860年，美國南方棉花種植園主和他的黑奴
年輕的博士生被老人的風趣健談深深吸引，開始了對奈特·肖長達數年的訪談。八十四歲的奈特·肖雖然一字不識，但他的語言生動智慧，極富感染力，加之記憶力超群，漸漸演說出了一部活的南方現代史。最重要的是，這是底層人民眼中的生活、底層人民眼中的歷史，未經文人學者的過濾，它真切、厚重而又鮮活。當泰德終於將數年的訪談錄音整理成書時——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他自己並不置一言，洋洋三十萬字，全部是這位不識字的老人的原話。
此前泰德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他寫這部書，最初也只是為了畢業。然而這部書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既激起軒然大波。《紐約時報》的書評說作者「找到了一位黑人的荷馬，講述了一部黑人的《奧德賽》」；《華盛頓郵報》認為此書對現實生活精微有力的描繪可與威廉·福克納的作品媲美。一九七五年，三十一歲的泰德剛剛博士畢業，便憑藉此書獲得美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非虛構類美國國家圖書獎。數年後，作者又獲麥克阿瑟天才獎。一九八九年，此書被改編成話劇，在紐約上演。今年，好萊塢著名演員安德烈·霍蘭德（Andre Holland，電影《月光男孩》中飾演Kevin一角)和K Period Media公司（電影《海邊的曼徹斯特》的製作團隊）購買了此書的期權，目前正與劇作家合作對此書進行改編。All God』s Dangers有望成為一部製作精良的史詩電影，與更多的讀者和觀眾見面。
中國讀者們對於美國南方歷史並不陌生。提起「老南方」（The Old South），多數人想到的首先是《飄》，紳士淑女，廣廈良園，悲歡離合在內戰的烽煙里散去。在我看來，許多文化都有這樣一種傾向：以上流社會、精英階級的縮影來代表文化史。更有甚者，把一個民族的歷史拆解為幾位重要人物的生平故事。人們似乎忘記了，真實的歷史是所有人、每時每刻，共同撰寫的。一個民族的歷史裡有眾生百態的聲音。無論是貴族抑或奴隸、精英抑或平民，在真實的歷史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像奈特·肖這樣的老人，一字不識、畢生耕種，他在老南方的歷史中就不該有自己的聲音嗎？其實，恰恰是他這樣的人，而非郝思嘉、白瑞德，構成了美國南方經濟與文化的根基。由於視角的天壤之別，他所訴說的老南方，自然而然地與《飄》中迥異。但這並不妨礙All God』s Dangers一書妙語成章，詼諧智慧。最打動我的是，這本書中的每一頁都浸透了滄桑，卻始終能讓人感到敘述者的一顆赤子之心——未經文明的巧飾，而獨屬於人之初的善良與熱忱。
我喜歡書中的一些家常話，讀起來彷彿能聽到老人低沉的聲音，看見他意味深長的平淡表情。比如提起父親，這個給他留下許多創傷與心結的人，奈特·肖說：「我一想起這些事，就覺得自己還是當年那個無助的小男孩，忘了自己今年八十多歲啦。能徹底寬恕原諒嗎？大概不能。但我把它靜靜地擱在心的角落裡，不讓它攪擾此後的生活。這麼做，也許跟原諒差不多吧。」
又比如書中寫到縣警局非法抄沒黑人佃農的牲畜，奈特·肖為鄰居挺身而出，結果被冠上抗拒執法的罪名。當警車載著增援再次來到鄰居家門口時，奈特·肖站在廊下，耳聽著「踩啊，跑啊，躲啊，蹦啊，全是慌亂的腳步聲。一直到十二年後我從監獄裡出來，這些人還這麼慌著」。「所有逃跑的人，都是從後門出去的。」不願意從後門逃走，單單為了這個決定，老人坐了足足十二年的牢。但是他說：「我已經加入了佃農工會了。」「我只是想：一個組織就是一個組織。假如我加入它的時候沒有半分誠意，當初就該有多遠躲多遠，把自己的屁股摘乾淨才對。但我既然已經發了誓，要為所有貧困的黑人農民挺身而出——把貧困的白人農民一起算上也行，只要他們願意加入——既然我已經發了誓，那我就必須這麼做。」
泰德當初沒有刪改一字，全用奈特·肖的原話，這是給予老人的最大尊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身臨其境體味這位南方棉花佃農的一生。當初賽珍珠獲普利策獎的小說《大地》即將搬上銀幕時，據說路易·梅耶（Louis B. Mayer）很不看好這部作品的潛力。他說：「誰會想看一部關於中國農民的電影呢？」確實，扭曲與神秘化，是好萊塢東方電影的慣伎，除了那次。那一次電影如實還原了小說，老老實實地講述了一對中國農民夫婦的故事，結果卻造成了轟動。電影《大地》成為美國電影史上第一次以同情的視角描述東方的里程碑，打動了無數觀眾。
電影《大地》海報
泰德這部書，亦只是還原了一位美國農民的一生。但我相信它會打動中國的讀者。因為它關照個體命運，視角真實細膩，使讀者設身處地。除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東西會真正打動一個人嗎？
泰德和戴爾的家裡有個很大的陽台，上面種著幾十盆植物，從辣椒、紫蘇到檸檬、茉莉，花香果香紛紜。他們手制的木搖椅擺在外面，淋了兩場雨，扶手上竟然鑽出兩朵木耳來。沼澤地上的濕風從樹梢草尖拂過，不知哪裡的蜜蜂與蚊子在我耳邊懶散地「嗡嗡」著。頭頂天高雲淡，腳下遼闊平坦。站在那裡，我忽然想，這就是南方——那屬於郝思嘉、白瑞德，亦屬於奈特·肖的「老南方」。
本文選自《書城》2018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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