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反抗沒有用嗎？
《文藝復興三傑》
作者：福柯 翻譯：王宇潔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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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伊朗人說：「為了讓國王走開，我們準備死上千人。」今天，正是這個阿亞圖拉說：「讓伊朗流血吧，革命才能強大。」這些話之間有一個奇怪的回聲，把它們相互聯繫在一起。第二句的恐怖是否在譴責第一句的歡欣？儘管反抗是發生在歷史中，但反抗也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在逃避歷史。有些運動是不可遏制的：在這些運動中，一個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少數者群體或全體人民宣稱他將不再遵從那個他認為不公正的權力，並將用自己的生命與之鬥爭。沒有什麼權力能夠使這樣的運動不發生。華沙總會有造反的貧民窟，總會有填滿下水溝的起義者。說到底，沒有人能夠解釋反抗者。他所做的必定是一種撕裂的行為，打破歷史的脈絡和歷史長長的因果鏈，因此一個人寧願去死，也不願老老實實地服從。
所有形式的自由，不管是已經獲得還是正在要求的，所有人們珍視的權利，甚至是那些涉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權利，無疑都會在反抗中找到最後的定位點，這是一個比「自然權利」更堅固、更切身的定位點。如果有些社會能夠堅定不移，能夠生存，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不是那麼「絕對地絕對」（absolutely absolute）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所有的屈服和高壓政治後面，在恐嚇、暴力、說服之外，仍然可能出現這樣一個時刻：生命不再出賣自己，權力不再為所欲為，面對恐嚇與機槍，人們反抗了。
既然反抗的人「處於歷史之外」，也處於歷史之中，既然生死攸關，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反抗能夠輕易地在宗教主題中找到表達和進行的方式：對超越的承諾、時間的輪迴、對救世主或是末日帝國的期待、至善的無可爭議的統治。當特定的宗教允許時，這些主題幾世紀以來不僅提供意識形態的外衣，而且就為活生生的反抗提供了道路。
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革命的實現在歷史上已經逡巡了兩個多世紀，組織著我們對於時間的感知，也使我們的希望集中在某些焦點之上。革命使得人們努力習慣於歷史內部的反抗，這種反抗被認為是理性的和可控制的。革命賦予反抗一種合法性，甄別好的反抗和壞的反抗。革命已經確定了反抗的初步條件，確定了它的目標和實現的道路。甚至革命者的職業也已得到了界定。在遣返反抗的過程中，人們宣稱已經表明了革命的真理，使革命回到它真正的道路上。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艱巨的奮鬥目標。有人會說反抗已經被現實政治（Realpolitik）殖民了。另外一些人會聲稱，反抗會成為理性歷史的一個維度。我還是傾向於霍克海默在另外一個場合提出的一個問題，一個既天真又有些狂熱的問題：「但是這場革命如此令人渴望嗎？」
這就是反抗的謎。那些在伊朗不是尋求運動背後的深刻原因，而是尋求運動方式的人，以及那些試圖去理解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的男男女女的頭腦在想什麼的人，會有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們的飢餓，他們的屈辱，他們對政權的憎惡，以及他們推翻這個政權的願望，在一個在夢想著政治的同時，也同樣夢想著宗教的歷史中，都記錄在天國與塵世的疆界上。在對雙方都生死攸關的衝突中，他們與巴列維王朝直面相對，但這個衝突也涉及犧牲的問題和對太平盛世的承諾。那些著名的示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軍隊的威脅面前不是無所作為，以致於使它癱瘓，示威以宗教儀式的節奏進行，最終返回到一種永恆的表演方式（mode of performance），其中權力總是受到詛咒。正是在這一驚人的疊加中，在二十世紀出現如此強大、以致於能夠推翻一個似乎是世界上武裝得最好的政權的一場運動，而這場運動又是如此貼近那些西方在早些時候已經知曉了的舊日夢想：它想把精神的形象刻在政治現實中。
在多年的書報審查和迫害之後，在多年的排斥政治階級和黨禁之後，在多年的對革命組織的屠殺之後，除了宗教，還有什麼能夠為沮喪的人們，為經受了「發展」「改革」「城市化」和這個政權所有其它失敗帶來的精神創傷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事情確實如此。可是，會因為更現實的力量和不那麼古老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就預計宗教的因素會很快消失嗎？當然不能，這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運動的迅速成功，以其曾經採取的形式確定了自身。運動存在神職人員在制度上的團結，這些神職人員對人民的控制很強大，也有很強烈的政治野心。這場運動完全是在整個伊斯蘭運動的背景下發生的。在伊朗周圍，這一伊斯蘭運動，因為它所處的戰略地位，因為穆斯林國家控制的經濟命脈和它在亞非兩個大陸的擴張性力量，構成了一個深刻而且複雜的現實。結果是反抗的想像性內容並沒有在革命的偉大日子裡喪失掉。這一內容很快把自身轉換到了一個政治舞台之上，而這一舞台似乎已經完全布置好了接受這內容，但是事實上這舞台的性質卻完全不同。在這個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實與最嚴酷的事實混合在一起：在這一舞台上，使伊斯蘭成為一個偉大的、充滿活力的文明的艱難的希望與惡意仇外的希望相遇了，世界性範圍的爭奪與地區性的敵對混合在了一起。然後才是帝國主義的問題和婦女屈從的問題。
伊朗的運動沒有服從革命的這一「規律」（law），根據這一規律，暴政秘密地居於革命之中，並由盲目的狂熱引發出來。反抗中最內在的、最強烈地體驗到的因素直接觸及一個充滿政治角逐的場所。但這一聯繫並不是將反抗等同於暴政。那些去獻身的人要求的精神與完滿派（integriste）的神職人員的血腥政府，標準並不一樣。信仰宗教的伊朗人想用反抗所擁有的含義來鑒定自己的政權。這與那些因為存在一個毛拉的政府而認為反抗不成其為反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兩種情況中，都存在著恐懼：恐懼去年秋天發生在伊朗的事，這種事情在世界上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了。這確實是由於，有必要把這樣的運動中那種不可化約的因素顯示出來。這種因素會深深威脅到每一個專制制度，不論這專制是昨天的，還是今天的。一個人觀點的轉變確實沒有什麼不光彩；但是如果一個人昨天反對薩瓦克（澎湃編註：VASAK，巴列維王朝的秘密警察組織）的酷刑，而今天反對懲罰，我們沒有理由說他的觀點發生了改變。
沒有權利說：「為我反抗，然後每個人的最後解放終會來臨。」但是我也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反抗沒有用，結果還不都一樣。」我們沒有給冒著生命危險反抗權力的人制定法律（law）。反抗的原因有還是沒有？我們還是不要給這個問題答案吧。反抗是存在的，這是事實。正是通過反抗，主體性（不是偉大人物的主體性，而是不論什麼人的主體性）引入了歷史，並賦予歷史以生命。一個違法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對抗荒謬懲罰的天平上，一個瘋人不再接受禁閉和對自己權利的剝奪；一個民族抗拒壓迫自己的政權。這不會使第一個例子中的反叛者無罪，也不會使第二個例子中的反叛者痊癒，也不能保證第三個例子中的反叛者獲得美好的未來。我們不用和他們團結一致。我們不用主張這些迷惑的聲音比其他的聲音聽起來更好，而且表達了終極的真理。他們存在，並且反對很多那些為使他們沉默而設的東西，這就足夠了，因為傾聽他們、探尋他們想要說出的東西，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也許。這是一個現實問題？肯定。歷史的所有除魔（disenchantments）都毫無價值：正是由於這樣的聲音，人類的時間並不具備進化的形式，而恰恰是歷史的形式。
這一觀點與另外一個原則不可分割：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實施的權力總是危險的。我並不是說權力生來邪惡；我是說，由於權力的機制，權力是無限的（這並不意味著它無所不能，而是相反的意思）。要限制權力，規則多麼嚴格都不夠。要杜絕權力，不給它可乘之機，普遍原則再嚴格也不夠。為了反抗權力，反對牢不可破的法律和不可縮減的權利從來都是必要的。
目前，在輿論中，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好名聲」。我相信我能夠在相當精確的意義上使用「好名聲」（presse）這個詞。因而，說一個人不是知識分子，現在還不是時候。如果我那麼做了，我會招人笑話。我是個知識分子。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將通過對比來回答。戰略家是這樣的人，他說：「這樣的死亡、哭泣、反抗，對整體的更大需要來說，算得了什麼？或者另一方面，對於我們尋找的特殊情況，這樣的普遍原則又有什麼用呢？」這個戰略家是政治家也好，是歷史學家也好，是革命者也好，是國王或是阿亞圖拉的黨羽也好，對我都一樣。我的道德規範和這些問題暗示的道德規範恰恰相反。我的道德規範是「反戰略」的：當異數（singular）出現時，我對之表示尊重，當權力侵犯普遍性（universal）時，我堅決不妥協。這是一個簡單的選擇，但卻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總是需要密切注意，在歷史的下面，那些與歷史斷裂，動搖歷史的東西；需要在政治的背後尋找那些應該無條件限制政治的東西。畢竟，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但是，我已選擇了它。
《文藝復興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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