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以史為鑒

最新 01-27

千古名篇，以史為鑒

——讀清代名臣孫嘉淦《三習一弊疏》有感

文方豐章（河南）

《東周列國志》最後有一句話：「總觀千古興亡局，盡在朝中用佞賢。」讓人感悟良多。「親君子、遠小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行政規則，但很多時候卻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就不得不讓我們深思了。

君子一般是鬥不過小人的。博弈論中有一個三人決鬥的博弈模型，最終的博弈結果是：水平最高的人死得最慘！在政治競爭中，君子往往處於劣勢，就是這個道理。哪裡的當權者不知道這一點，任由自然淘汰，那裡就會風氣壞，事業敗，人心亂。康熙大帝20來歲的時候，偶然讀到了蒲松齡的詩文，他最欣賞的不是《聊齋志異》，而是用一個極其高明的政治天才的獨到目光，看上了蒲松齡的一首詩中的兩句：「君子搏小人，猶如赤手搏猛虎」。當時還是一介寒儒的高士奇由於特殊機緣，親耳聽到了康熙的這番議論，就在日記中發出感嘆：「盛世就要來了！。」君相是造命之人。有了這樣的政治自覺，就會有意保護君子，善待君子。這也是造就康乾盛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不知道應該親君子、遠小人，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怎樣善待君子,引導風氣，從而很容易形成了「小人不請自來，君子不疏自遠」的政治格局。

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從理性、人性的角度，幾乎可以說把小人、君子和當權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值得借鑒。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人，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膽識的宰相級官員。前人評價說，「嘉淦初為直臣，其後出將入相，功業赫奕，而學問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實以嘉淦為第一人」。這篇可以和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媲美的千古名篇，是時任左都御史孫嘉淦，在乾隆即位之初，為防止皇帝積習成弊，避免「君子退、小人進」的一個疏奏，得到了乾隆的認可和嘉納。可以說，這篇文章，為乾隆承父祖偉業，成就康乾盛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清代的左都御史是從一品，職能相當於現在的中紀委書記兼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負責的是作風和紀律，就是文中所說的「畀風紀重任」。同時，孫又是清初大儒，學問深厚，對於風紀問題的思考極其深刻，在文風上頗有蘇軾《諫買浙燈狀》的風格，思想深刻，筆鋒犀利，行文流暢，一氣呵成，讀起來讓人如芒在背，不得不為之拍案叫絕，絕不輸於《古文觀止》里的任何一篇文章，因此有人曾經評價說：「只此一篇文章，足以讓一個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在孫嘉淦眼裡，風紀問題與當權者本人有著莫大關係，「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君德如風嘛，孔子就是這麼說的。這個問題在古代是個常識，即便是中人以下的庸主也知道。但君子小人臉上沒有貼標籤，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皇帝還往往都善於把君子當成小人疏遠，把小人當成君子親近。這個才是應當深入思考和入手解決的問題所在。

孫嘉淦在這篇文章里，從人性的角度分析，找出了深層次原因，這就是「三習」：「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簡而言之，就是說，人的耳朵天生喜歡聽好聽話，厭惡刺耳直言；人的眼睛天生喜歡看柔順的，厭惡剛強的；心天生喜歡被別人肯定，厭惡別人違背自己的意願。這些天性如果任其發展，結果就會產生「一弊」，這一弊不得了，直接決定國勢興衰，就是「喜小人厭君子」。「三習」怎麼和這「一弊」產生了必然聯繫呢？孫嘉淦對此做了深入分析。

因古文較難懂，我就把這位「孫大聖」的話大意翻譯一下：「耳朵聽到讚美的話多了，就只能聽讚美了，開始的時候會拒絕別人的建議，接著就會厭惡那些木訥不會奉迎的人，長此以往，讚美稱頌水平不到位的人也會不受待見，這是「耳習」的結果；眼睛看到諂媚的多了，就習以為常了，不諂媚感覺障眼，開始的時候剛正不阿的人會被排斥，接著就會疏遠那些廉寓自守的人，到了後來，諂媚功夫不到家的人也會感覺不順眼，這是「目習」的結果；人君本來能力強，時間長了，就會看不到自己的短處，於是乎就會認為自己永遠正確，想做的事都沒有問題，發出的號令，必須不折不扣的執行，這是「心習」的結果。」關於「耳習」「目習」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而「心習」的危害似乎難以理解，但對於熟讀《論語》，對孔子「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論述耳熟能詳、夕惕若厲的乾隆帝來說，這可是危及國家根基的大問題。

接著孫嘉淦分析到：「德是君子獨有的，而才是君子和小人共有的，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言談奏對，君子木訥而小人善於阿諛，這便和「耳習」對應了起來；辦起事來，君子拙直而小人乖巧伶俐，這便和「目習」對應了起來；績效考核的時候，君子往往因為是「孤臣」，沒有人願意替他說好話，還恥於自我表功，而小人善於迎合上意還善於表現，這便於「心習」對應了起來。小人利用其長處專門投合上意，君王沉溺習以為常的感覺而不自覺，聽到小人的話都是自己想聽的，看到的小人的行為都是自己賞心悅目的，用起小人來感覺順手並且能很好的貫徹自己的意志，於是乎小人沒有叫自己就走到了身邊，君子沒有趕他們走就自然而然的疏遠了。一旦形成了「親小人遠君子」的局面，後患就不用贅述了」。

在封建帝制時代，說這些話是需要勇氣、智慧和時機的。孫嘉淦就說到：我說這些話是因為「三習」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才敢說的，如果「三習」已經形成，就會知道也不敢說，說了您也聽不到或者聽不進去啊。

儘管現在領導幹部都有任期換屆的限制，形成「三習一弊」的土壤已經消失。但我們目前正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前所未有的極盛之世，認真讀讀這篇《三習一弊疏》，對於提高領導幹部理論修養、政治素質也還是極有借鑒意義的。

孫嘉淦開出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藥方是：不自是，就是不能太自以為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捨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睹矣。」

如果我們都能以此為鑒，見賢思齊，「預除三習，永絕一弊」，就會自覺欣賞君子，保護君子，形成一個風正氣清、人人幹事創業的良好風尚，清風盛世將指日可待！

（方豐章，早年畢業於洛陽師專數學系，先後就職於澠池一高、水泥廠、縣委辦、保密局、文化局，現任河南澠池職專校長。曾於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科學社會主義》雜誌上發表的史論《古代盛世的法制特點及啟示》，被中央黨校評為年度最有價值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