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現代藝術：社會與文化的問題
雪莉博士的講座和研討班互動討論圍繞攝影與現代藝術的問題展開，在研討班開始之前她推薦閱讀的文獻包括：瑪麗·華納·瑪瑞恩《攝影：文化史》、蘇珊·桑塔格《論攝影》、羅蘭·巴特《明室》等，並提出了一系列與課程主題相關的問題：攝影作品為何如此引人注目？照片真的「真實」嗎？照片能否導致社會變革？攝影技術的進步是如何改變媒介的？攝影總是藝術嗎？照片真的是為自己說話嗎？誰「創造」了這張照片：攝影師、觀眾、還是主題？攝影的倫理是什麼？照片如何塑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照片如何與記憶相連？研討班則是圍繞著對上述問題的解答、回應和探討而展開的。
面對攝影作品，觀者要考慮技術、材料、主題、風格及呈現方式之類的基本問題，同時，也要對諸如政治、文化、民族和性別的意義有所認知。雪莉本人主要關注南美、北美、歐洲和亞洲地區的非裔移居人群，在攝影作品中，他們的族群和身份是如何表達的。肖像攝影成為研討班的一個重要話題。
確實，攝影術發明之後，各種肖像攝影，諸如名人攝影、集體肖像照片等，成為一種幾乎替代了傳統肖像畫的樣式，社會名流都要拍攝標誌性的肖像，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攝影而非肖像畫？在這方面，繪畫和攝影究竟有什麼不同？另外，對於集體肖像的理解，世界各地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間，又存在哪些差異？英國攝影師吉米·納爾遜耗時一周為非洲一個大家庭拍攝全家福。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拍攝這張照片竟需要如此長的時間，並且，納爾遜不得不參與到這個複雜關係網路的大家庭中，試圖調節糾紛，安排每位家庭成員位置並非易事。比如，兩位矛盾極深的女孩不能站在相鄰位置，照片左側有一位生氣離開的小男孩，因為在拍攝前納爾遜沒有選中他的山羊入鏡，於是他牽著山羊憤然離開，但男孩本身也是家庭中的一員，面對這突髮狀況納爾遜還是將男孩和山羊的背影記錄到照片中。照片所展現的不僅是別樣的部落生活，家庭文化的趣味性，照片拍攝過程反映出模特與攝影師的關係，而這個過程讓作品內容更豐富、生動。
在論及攝影的紀實功能到底意味著什麼，攝影是否意味著真實這個問題時，雪莉列舉的是多羅西亞·蘭格拍攝《移居的母親》，這是現代攝影史中的一個標準件，也成了美國大蕭條時期的一個圖像標誌。但是，這張大家熟知的照片的實際情況要遠為複雜。1960年，蘭格在回憶拍攝這幅作品時說：「我並沒有問她的名字或她的故事，她告訴我，她今年32歲，她和她的孩子們靠附近田裡的冷凍蔬菜和孩子們抓回來的野鳥裹腹為生，她曾為了換取食物而賣掉她的車胎。她覺得我的照片可能可以幫助她們，所以她也幫我、協助我拍攝。」蘭格從同一個方向按了6次快門，且一張比一張更靠近這位母親，最終是那張近照引起了世人的關注。數年後，人們找到了照片中的母親弗勞倫斯·歐文斯·湯普森，在詢問當時情況時，她說，「我們並沒有賣輪胎，也沒輪胎可賣，僅有的輪胎在一輛哈德遜車上，我們駕駛它遷移。我不相信羅西亞·蘭格在說謊，我只是覺得她把我們和另一個故事混在一起了，或者她是借其他故事填補她沒有的東西。」那麼，這張照片呈現的客觀事物與相機背後攝影師的主觀眼睛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繫？我們是否可以說，紀實攝影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另外，類似這樣的紀實攝影與大眾傳媒的關係又是什麼？
19世紀以來，美國的攝影師們用相機記錄下了美國這片土地的自然風光以及原住民的模樣，安塞爾·亞當斯可以說是其中最能展現美國西部壯麗風光的攝影師，他在1942年拍攝的作品《大提頓山和斯內克河》，在曝光、掌控宏大景觀構圖方面展現出其非凡才能，他的「區域曝光法」是青年攝影師學習掌握攝影語言的必修課程。對西部地區勘探調查和地質構造的記錄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他們不僅讓公眾看到美國西部巍峨壯麗的自然風光，也讓西部成為美國風景的名片。風景作品在發展和再現風景時扮演怎樣的角色？照片中的風景代表什麼？藝術家如何再現風景？在此作品中，藝術家選擇展現了什麼，又選擇了不展現什麼？而這張照片給觀者帶來怎樣的感受？1942年，二戰並未停止，此時，亞當斯選擇展現的是大自然的寧靜，鏡頭所框選的是未經戰爭破壞的土地，呈現的風景是客觀的，但是，攝影師框選景物的過程又是一種主觀性的體現，所以，風景攝影中，風景的客觀性和攝影的主觀性是交織在一起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攝影作為一種視覺藝術的表達方式的複雜性，及其所牽涉的諸種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