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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歲的庫切仍然目無綱紀挑戰文學,每次寫作都在發明新規則

問:什麼是你覺得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作家答:沒有什麼是美好的,小說是美好的。看到這句答話,可以相信這位作家沒什麼能耐。他或許被膚淺的提問給激怒了,或許還覺得這麼答很酷,卻只能證明提問的水平剛剛好配得上他。無論何時,作家都該追求新意,人拋以磚,要還之以玉而毫不吝惜,否則只能證明他根本沒玉。

2010年,J.M.庫切在給保羅·奧斯特的一封信中說,他已受不了缺乏新意的寫作了,別人寫過的東西,或你自己寫過的東西,就不該再寫,慣用的技法、耳熟能詳的題材,特別是用於承載故事的媒介本身——文字——都必須求新。小說是藝術,庫切一直認為,藝術要比體育高貴,因為藝術家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而運動員則不得不遵守其他人共同確立的規則。如果作家寫下的話並無出人意料,他就跟運動員無二,被規則和環境所控制了。

庫切要做「法外之徒」,爭取每一次寫作,都要重新發明規則。他渴望一種危險而浪漫的身份,不懷好意地遊走在小說領域的邊緣地帶。確實如此,自從1973年發表《幽暗之地》以來,他一直是個目無綱紀的挑戰者,這本小說是由兩個中篇組成的,從體裁、風格到文筆,到其中的後現代元素,對於當時的南非文學而言都無法歸類。之後的四十年,庫切一直在試圖突破自己,《等待野蠻人》、《邁克爾·K》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都與各自的前作之間有明顯的不同,2007年的《凶年紀事》再次採用了兩個人的互相交錯的視角分頭敘事,組成一幅完整圖景的做法,《恥》、《耶穌的童年》等則可以說是純正的庫切原創。

不過,庫切的文學批評,乍一看來並不算很有特色。他的文章甚多,規格卻很一致,彷彿是他早年做IT男留下的習慣所致,大量的文章里都包含了一段比較長的作者生平介紹。大體上看,他是一個聖伯夫主義者,把作品放到它所問世的時代之中,也放到作者(絕大多數在庫切評論時均已不在人世)的全部作品之中來考察。在評論《布萊頓棒糖》時,庫切就寫「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生於一個有點書香背景的家庭」,接著交待他的父母兄弟;關於塞巴爾德,也許是因為知名度相對低,他上來就說「W.G.塞巴爾德1944年生於德國南部的角落,那裡是德、奧、瑞士的交匯點」。對羅伯特·瓦爾澤、雨果·克勞斯等均作此處理,生於哪一年,家裡是幹什麼的,庫切似乎尤其偏愛德語作家,在他已經出版的文學批評集中,評到的德語作者不僅數量多,位置也都放在英語作者前面。

你或以為他只是暫時不動聲色,但有可能,一直讀到最後也沒發現他有過「動聲色」的念頭。庫切一點也沒覺得這麼寫似乎有欠「新意」,他似乎覺得,把戲全讓給被他討論的作家,乃事關職業倫理,形式上正統甚至保守一點就對了。在他最新出版的、精選了近11年來的二十多篇文章,而書名只是懶洋洋地定為「隨筆近作」的那本集子中,庫切一如既往,不管談論的是福樓拜、貝克特這樣國際聞名的經典作家,還是談論偏門人物維特布伊,他都要把作家的生平、作家寫作時的時代背景以及故事情節全都講述一遍,然後說出這本書的美學價值何在。

不過,要說庫切的這種寫法跟平庸的「百科體」相類,那也過分,至少可以這麼講:庫切提高了百科體的評判標準。他所寫的百科詞條,得用簡練的筆法輸出相當大的信息量,尤其是得配上最為恰當的引文。例如,他在寫瓦爾特·本雅明的小傳,提到本雅明1924年邂逅阿斯雅·拉齊斯時,引了傳主的一句「真正的愛情使我變得像我所愛的女人」;寫維也納猶太作家約瑟夫·羅特時,引用了羅特所說的「做一個東歐猶太人難,做一個維也納東歐猶太人的局外人更難」,意指作為東歐猶太人,他不得不既跟反猶主義作鬥爭,又得跟西歐猶太人的高傲作鬥爭,如此一來,就將人物與所處時代、環境的關係點得一清二楚。

作家應當是善於發現異常的。在這本新書里,庫切收入了一篇曾在之前的集子里收入的舊作《羅伯特·瓦爾澤》。他深愛瓦爾澤,此公窮,抑鬱,多病,符合「人無癖不可交」這一中國古訓。庫切說到,瓦爾澤在三十多歲上,右手開始出現身心失調式痙攣,「他把它歸因於對作為工具的鋼筆的下意識敵意」,於是改用鉛筆寫作。用筆不一樣,寫出來的東西會有什麼不同呢?庫切深為之著迷,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探究,因為瓦爾澤的這個情況,剛好關聯著庫切對寫作在工具及媒介層面上的「新意」的興趣。

百科詞條必然包含對作品的綜合評價,庫切也常常如此,例如他說,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是其長篇散文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但並非最好,《摩爾·弗蘭德斯》「更為連貫有序」,成就最高的則是《羅克珊娜》。在新作中,庫切談了他之前沒有展開談過的《羅克珊娜》,他指出,羅克珊娜這個人物很忠實於自己,為了遵從美德,她感到衷心地失落並從不掩飾這一點。與此同時,她又很高興能夠停留在一種分裂的、自相矛盾的狀態里:「既想面對勾搭而坐懷不亂,又同等地希望自己會亂,防線會崩潰。她非常清楚內心的這種分裂或自相矛盾。」這段論述精細、準確,且正是庫切的拿手好戲:對人物內心活動作十分清晰的勾勒。他繼續講,羅克珊娜發現被勾引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性行為的「先聲」比起性行為本身而言更讓她嚮往;「勾引,勾引的想法,勾引的途徑,想像中的勾引體驗,本身就會勾起人的慾望,且幾乎無可抵擋。」

喜歡勾引的女人,不單是喜歡勾引行為,而是一想起勾引這件事就會蠢蠢欲動……抽絲剝繭,一層層深刨下去,庫切很喜歡這麼做,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小說如《內陸深處》、《恥》等並不是聚焦恐怖的虐待行為本身,而是聚焦於當事者對虐待的體驗。在小說家的世界裡,「愛恨交織」是人們內心的常態,而不讀小說的人則體會不到這些,只會認為違背意願和不違背意願,兩者必居其一,據此來判定強姦成立不成立,可也。

勾引的魅力在於它是勾引,而在另一篇談茲比格涅夫·赫貝特的文章里(庫切對東歐作家如赫貝特及布魯諾·舒爾茨等也是情有獨鍾),庫切又說了一句「體制的問題就在於它們是體制,法律的問題在於它們是法律」。庫切的冷峻就在這裡,他在要「升華主題」的時刻,就把形容詞給去掉了。試想一下,若說「體制的問題在於僵硬」「法律的問題在於滯後」,那是不是暗示著還有靈活的體制、應時的法律存在呢?庫切消滅了這種可能,他的話已經直告你:它們必然會趨於僵死,除非它們不存在。

這是他最酷的時候。他的酷,來自那種標誌性的現實感,冷而決絕。在他眼裡,人一生下來就是註定要感受到恥辱的,因為人必須做個兒子或女兒,擁有一個國籍並持其護照,而你若讀過他的自傳體小說三部曲,或了解過他在新世紀初期對澳大利亞的反恐怖行為近乎斥罵的批評,就會明白他對家庭、國家這類單位是從無任何感情的——它們都是人為的體制。庫切不接受以諸如秩序、安全等等理由為它們所作的任何開脫。

庫切身患癌症多年,雖然病情穩定,年紀已近八旬。他是十多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極少見的還堅持在出版新作的一位,《慢人》、《凶年紀事》、《耶穌的童年》都是2003年後問世的作品。此番所收文章,其中九篇乃首發《紐約書評》,剩下的那些,有不少是他給自己喜歡的文學作品所寫的導讀,這些作品有《羅克珊娜》,有霍桑的《紅字》,有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貝克特的《瓦特》,澳大利亞迄今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懷特的《堅強的曼陀羅》,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德語界的作家,他談了荷爾德林、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羅伯特·瓦爾澤等等。此外,1939年生的澳大利亞作家傑拉爾德·莫納恩也得到了庫切冷眼的垂青。

總的來說,庫切的文學批評和隨筆,比其小說具有更強的檔案色彩,它們規格齊整,厚薄不一但大小尺寸一致。南非作家坎尼米耶在獲得庫切的認可,著手為他寫傳記時,得到對方發來的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個人檔案,可見理工科習慣對他的影響之深。願他健康,一個井然有序的勤奮的人,值得時間去寵愛。

《隨筆近作》

(Late Essays:2006-2017)

Harvill Secker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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