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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導師與「文憑拜物教」何以存在:學生勞動者的困境與突破

新經濟需要更高生產能力的勞動者,資本需要以低廉的價格,獲得高使用價值的勞動力。應運而生的教育產業化催生了高校擴招,使本科教育在階層中的位置不斷下降,國家和資本又將大量的優質資源投注於最頂端的高校。人們不僅要更高的學歷,也要進入最頂尖的學府,「文憑拜物教」現象愈演愈烈。進入優質學府的學生,面對學校內外的雙重壓力,師生關係面臨的衝突也愈演愈烈。

1月17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寒門博士之死》一文,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討論。據該報道,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於2017年12月25日溺水身亡,警方認定無證據表明系刑事案件。根據楊寶德與博士生導師的聊天記錄,以及其同學、親友反映,楊寶德生前常被導師要求幫忙處理私人瑣事。

死者並沒有留下遺書,我們並不能斷定壓倒他的最後一棵稻草是什麼。但近年來研究生自殺的事件層出不窮,大多數自殺的理由似乎都與導師脫不了干係。2016年1月,南京郵電大學一名研三的學生從9樓跳下。據記者調查,其生前多次向同學抱怨「導師不讓畢業」。據了解,該研究生的導師不僅不給學生做助教的交通補貼,而且還要收繳他們的實習工資,甚至強行收取論文版面費。

2016年5月,華東理工大學一位研究生在自己導師的工廠工作時,因工廠爆炸而死亡。「暫緩發表論文,幫導師招待客人,每天必須在實驗室工作至深夜,去導師辦的工廠做工……」這麼做的目的只有一個,按時完成學業,順利畢業。華東理工大學規定,碩士畢業必須要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死者在其研究的課題上「已有所突破」,但是導師不讓他發表論文……

這些事件似乎都指向了導師的「師德」,但將問題的核心歸咎於個人道德是毫無意義的。研究生學業壓力大、生活負擔重等問題已成為常態。如果不質疑「永恆」的社會結構,探究表層社會結構下隱藏的生產實踐活動的推動作用,並藉此批判和改變現狀,這些學生將一直停留在被壓迫的處境中。

▌學生作為一個勞工

回顧近年來的相關爭議,很容易發現導師由「老師」異化為「老闆」的現象。有人認為這是「學術教育資源配置的問題」,解決方法是「回歸教育為本或學術為本的管理,避免行政化、功利化導向」。真的是這樣嗎?

在我國的大學中,一些研究生(甚至部分本科生)應導師或者學校的要求,除了學習和研究任務外,還需要輔助完成學校的教學、行政以及科研任務,部分學生承擔了導師科研項目中的基礎工作。據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主編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2010)一書統計,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

另一方面,學生往往需要兼職賺取生活費、學費。學校為學生提供的兼職,例如助教、研究助理等等,是重要的工作來源,有時是生活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學校往往稱這類工作為「補助」、「提供學生學習機會」等,規避了自己作為「僱主」的法定責任。

於是,在高教產業的各類員工當中,在校內兼職的學生,成為最沒有勞動保障(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險)、最容易被過勞剝削(老師任意差遣學生兼職助理)、最容易被任意彈性化使用的廉價勞動力。

學生學習與勞動的區別。 勞動視野工作室

為什麼一些研究生導師能夠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承接大量企業商務服務(這被稱為橫向課題)因為這些低廉、彈性的學生人力成本成為競爭優勢,並以「學習」為由受到鼓勵。部分青年學生無法依靠這些微薄的勞務費生活,尋找另外的兼職(往往又成為另一種廉價勞動力),造成了「過勞化」和「貧困化」。

長期以來,我們常常認為勞工就是在生產線上從事機械勞動的藍領,學術工作也與「勞動」一詞相距甚遠。但自1970年代以來,製造業所需的勞動力隨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而顯著減少,產業結構隨之變遷,勞動早已不能僅僅用於指代製造業的工作。

無論如何定義「勞動」,勞工一詞的意涵仍是為僱主的事業勞心勞力,從而獲得報酬的工作者。研究生從事協助性的教育工作時,雖然經常先獲得教師的指導而有所學習,但是所處的位置已不再是受教者,而是分擔了教師所承擔的學術勞動工作,從而轉換地位為勞動者。當學生由「教師學術勞動的接收者」轉變為「協助教師提供學術勞動工作的授與者」,不論是組織課業討論的學習性質活動,還是協助準備資料或設備等非創造性工作,都不再是單純的學習活動,而是勞動工作。

「老闆」這一稱呼無意中撕開了籠罩在師生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揭示出事實:大多數研究生在學校都不是單純的學習,而是有意或無意,自願或被迫從事著勞動工作,但他們所獲得的報酬卻遠遠低於同等勞動的市場價。「學生是在學習而非勞動」「學生與老師之間屬於師生關係」……這些說法掩蓋了學生是勞動者的事實,同時也掩蓋了在這一變形的勞動體系中,學生與派遣工一樣受到最嚴重的剝削與壓迫,卻往往對其嚴重程度並無意識的事實。

由此可見,研究生與導師的關係日趨緊張,研究生的壓力增大等問題不是簡單的師德或資源分配問題,而是一個靠壓榨青年學生來產出教學和科研成果的「血汗工廠」的結構性問題。將學生視作「家僕」的導師,如同職場上的「惡老闆」,偶爾出現,但實屬「正常」。只要結構性問題存在,這樣的現象就不會在整頓師德的運動中消失。

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係問題愈演愈烈,是伴隨著近年來不斷飆升的研究生報名人數出現的。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讀研?

▌求學作為一種勞動

在漫長的求學生涯中,我們經常會問:為什麼要上學?除了「學知識」「學做人」等冠冕堂皇的答案,最直接的回答恐怕是:不得不去上學。

在義務教育階段,我們被告知「上學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等觀念,不上學會受到一系列懲罰。義務教育之後,為何我們經常視求學為「苦差事」,卻仍想要「繼續受教育」?的確有人喜歡學習,主動選擇科研,但相當多討厭上學的人多半仍乖乖學,對升學壓力一邊抗拒一邊自願屈從。這種求學心態背後的現實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念好書、有高學歷,才能有好工作;不念書,沒學歷,恐怕連工作都沒有。調查研究和常識都告訴我們,教育成就與職業、收入、社會地位相關。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不讀書大概就要成為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

於是,上學也像上班一樣,不上則無法生活。在取得(好)工作所要求的學歷前,再多考試都是必要的,教育機會也是眾人自願欲求的。這結構性的強制力量,既非完全強迫,也非完全可以自主選擇。英文有諺語:「Hard work brings success」。學生也有工作,念書就是一種工作,學生理應「hard work」,努力念書與努力工作一樣,會帶來成功。

因此,求學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活動?假如是消費,如聽演講一般,何來強迫上學、點名、考試競爭、排名、甚至懲罰?假如是投資,能因此獲得心靈成長或物質財富,為何常常令人感到異化、疏離、缺少意義?假如是傳遞高尚文化資本,何必競爭如此激烈,成績好可能要成為「書獃子」?求學也許是一種勞動,是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勞動,一種特殊的生產形態。

馬克思認為,勞動指能創造對人類「有用事物」的活動,其中產生的物品因凝聚了勞動而具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人類通過勞動創造物品,滿足需求,僱傭勞動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捷克學者Karel Kosik進一步認為,現代社會中的勞動是指人們有如進入一個既定物、器具化的世界一般,時時操持、受制於外在的客觀世界的一種狀態。操持並非是被強迫,主體也參與形塑了這一異化過程。異化不是指人完全成為客體,而是一種既有主動性卻又受控制的情況,這才與自己形成了疏離。

綜合而言,勞動是指一種創造有用性、創造價值性、具有操持狀態、含一定強制性的活動。這樣的定義,使得現代社會中除僱傭勞動以外的其他勞動形式,如家務勞動、受眾勞動等等皆可被納入研究的範圍。而現代社會中的求學活動創造與傳遞了有用知識、培養人們勞動力、使進一步的勞動活動成為可能,即包含了創造有用性與創造價值性的要求。另外,前述提到學校教育已變成一種不得不進行的異化活動,也正符合具有操持狀態、含有一定強制性的定義。因此,求學可以也應當被視為一種勞動。

「受眾勞動」,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認為在閑暇時間收看電視、閱讀報紙的「受眾」實際是為廣告商工作,是廣告支持下的傳播業所生產的一種特殊商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對傳播體系的經濟作用給予足夠的關注,生產這種學習消費的受眾是大眾媒體的主要目的。The Dailydot

為什麼求知會被異化為一種勞動?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中曾經提到:「全世界的商品可以被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個,是勞動力;第二個,是從勞動力區分出來的商品。」勞動力之所以特殊,正是因為勞動力是唯一可生產超過自身價值、能增值的商品。英國學者Rikowski提出,勞動力正是學校教育生產出的最重要的產品。勞動力是一切價值的來源,其在僱傭勞動過程中所生產出的商品與剩餘價值,使得社會生產得以積累和延續。而學校教育,就是勞動力社會生產最主要的來源之一。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到,資本家通過將生產工具私有化,剝奪了勞動者獨立進行生產的可能,使得僱傭勞動者「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販賣了」。因此,要麼過勞、要麼失業的勞動者別無選擇,與資方共同維持這一生產關係持續運轉,促成更多的資本積累。為了滿足不斷提高的生產水平與消費要求,資本家要求每一個僱傭勞動者提高自身的使用價值。勞動者進入學校參與求學勞動,通過獲取更高水平的文憑來證明自身的使用價值,換取工作機會。而具有標準答案的考試、競爭排名等形式,則規訓與生產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勞動力。

國家為了明確教育制度生產出的勞動力質量,使資本完成篩選與配置,推行文憑制,使僱傭勞動過程與求學勞動過程得以結合,不同等級的教育體系成為判斷勞動力價值的工具,形成階層化的教育結構,最終對應階層化的勞動力市場。「文憑拜物教」由此形成:人們為了獲取更高的薪酬,從而「不得不」尋求更高一級的教育。

文憑的制度化使求學勞動有壟斷性的生產地位。對投入時間和成果的規定,使未達到某一階段教育標準便無法取得相應的文憑,求學勞動者也無法證明已投入時間的價值。因此一旦進入,便要持續投入,取得文憑。

新經濟需要更高生產能力的勞動者,資本需要以低廉的價格,獲得高使用價值的勞動力。應運而生的教育產業化催生了高校擴招,使本科教育在階層中的位置不斷下降,國家和資本又將大量的優質資源投注於最頂端的高校。人們不僅要更高的學歷,也要進入最頂尖的學府,「文憑拜物教」現象愈演愈烈。進入優質學府的學生,面對學校內外的雙重壓力,師生關係面臨的衝突也愈演愈烈。

▌怎麼辦?

通過勞動學習知識、技術,學習如何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創造,原是人類的自然本質,也是人與動物的區別。而學校教育學習的過程,卻淪為勞動力生產,並要在勞動者之間競爭,脫離了滿足個人或社會需求的人類勞動本質。

只要學校教育的目標之一是讓學生在未來能競爭取得(好)工作——成為優良的勞動力商品,求學勞動過程就必然是異化的。考試改革、學制改革、教學內容減負等等,恐怕都難以改變現狀,需要更多批判與實踐能量。

美國學者Bertell·Ollman曾說過:「教育應該是一個更能讓人民集體地滿足他們好奇心的技藝。」真正理想而民主的教育,除了能夠徹底發展人的個性和能力,更能夠促成其參與社群、保持批判精神、勇於實踐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視學生在求學階段所受到的明顯不公境遇,正視學生勞動者這一基本身份。

近年來,學生不再只是作為勞工運動的聲援者而是作為主體參與到勞工運動之中,形成了世界範圍內的「工學聯合」的新一波運動浪潮。圖為2014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工會(GWC)發起的遊行,要求校方承認工會地位並展開協商。GWC

學生不但直接參与求學勞動教育體系,其作為未來的勞工、勞動力的後備軍,倘若能持續反對學校教育將自身勞動力商品化的趨勢,並抵抗將群體階層化、個體化的配置邏輯,現實才有可能改變。

而那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的未來,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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