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談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科學問題以外的信件和論著正在被收集和出版，這是一件大好事。愛因斯坦不僅是他那代人中最有才幹的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有見識的人，這一點是非同尋常的。假如政治家傾聽他的話，那麼人類事件的進程就會比它發生的那樣少些災難。譴責任何有能力高瞻遠矚的人是空想家，這正是被稱之為「事務主義者」的人的習慣，他們認為人不值得公開表達政治上的意見，除非他對有關的最重要的事實特別關心或知之甚多。在這個領域，沒有人聽信愛因斯坦。在德國，在希特勒統治期間，相對論被譴責為猶太人的騙局，相對論的唯一目的是迷惑雅利安人。希特勒和希姆萊(Himmler)不能理解它，就輕率地推斷沒有一個雅利安人能理解它。在德國排斥他之後，他生活在美國，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在美國獲得了他應該得到的所有崇高榮譽；但是，當他容許自己談到政治事件時，大多數人則認為他所說的話很不受歡迎。

▲愛因斯坦 (攝於1921年)

我是那些幾乎總是與他保持一致的人中的一員。我和他都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和他都同樣為氫彈競爭的可怕前景焦慮不安。我們與許多願意合作的著名科學家同心協力，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我草擬了一個聲明，把它寄給愛因斯坦。在得到他回答之前，當我乘飛機從羅馬到巴黎時，我獲悉他去世了。一到達巴黎，我就看到他同意簽名的信。這必定是他一生中最後的行動之一。

▲愛因斯坦72歲生日聚會 (1951年3月, Arthur Sasse攝)

我們不時地相遇，但是除了1943年我住在普林斯頓外，我不常去拜訪他。在普林斯頓時期，我通常每周去一次他的住處，與他和泡利(Pauli)、哥德爾(G?del)一起討論科學哲學中的各種問題。泡利和哥德爾兩人在他們各自的領域是十分著名的，但是不用說，愛因斯坦甚至在最著名的人中也是傑出的。我發現，這些非正式的討論是很有啟發性的、極其寶貴的。

愛因斯坦關於接受或拒斥科學理論的態度，與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的態度大相徑庭。當然，人們必定知道這些事實。但是，一種理論如果有任何價值的話，它必定不是在仔細地選擇和整理個人觀察資料中產生的。相反地，就像詩人和作曲家那樣，它必定是作為突如其來的、富於想像的洞察力而出現的。當愛丁頓(Eddington)利用1919年的日食觀測著手驗證愛因斯坦的預言時，愛因斯坦並不像愛丁頓那樣對結果甚感必趣。我想起一位女性讚美惠斯勒(Whistler)的故事，這位女性告訴他，她看到巴特西橋與在他的繪畫中所看到的巴特西橋一模一樣時，惠斯勒對此回答道：「啊，大自然出台了！」人們覺得，當太陽系決定證實愛因斯坦的預言時，愛因斯坦也認為太陽系「出台了」。要把愛因斯坦的方法轉化為教導學生的教科書準則，是很困難的。處方也許可以開列如下：「首先獲得超常的天才和包羅萬象的想像力，其次學習你的科目，然後等待啟示。」正是這個處方的第一部分帶來了困難。

▲愛因斯坦拉小提琴

愛因斯坦是一位異乎尋常地令人滿意的人。他不管他的天才和名望，行為舉止總是十分簡樸，也從不要求任何特權。我相信，他的工作和小提琴給他帶來了莫大的幸福，但是他的廣泛的同情心和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卻妨礙他獲得更多的寧靜。在他身上，我從未發現一星半點的虛榮或嫉妒，即使像牛頓和萊布尼茲這樣偉大的人物也沾染了這些毛病。

愛因斯坦畢生都關懷個人和個人自由。他本人表現出了他的環境所需要的全部勇氣，他也號召其他人拿出同樣的勇氣，但往往並不成功。他看到個人自由在納粹黨徒滋生的德國已經喪失殆盡，他立刻感到同樣的災難有在其他國家降臨的危險。他對大隊列的士兵不怎麼看得起，他對政府的態度酷似希伯來預言家的態度。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而且也是一個偉大的人——有自知之明的和問心無愧的人。

【本文為《愛因斯坦論和平》序言，稍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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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論和平》

[美] O.內森 H.諾登 編

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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