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家認為《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這個說法對嗎
讀完《三國演義》，你會發現：劉備三顧茅廬時的諸葛亮與白帝城託孤後的諸葛亮判若兩人，反差極為明顯：甫出茅廬的諸葛亮雄發英姿，指點江山，對實現理想抱負充滿了樂觀與自信；而當他年輕不再，身受託付之重後，佑護幼主、復興漢室的重擔全部壓在了他一人身上，於是變得謹小慎微，行事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謹小慎微固然是優點，但過於謹慎反而會裹足不前，甚至錯失良機。如諸葛亮在出兵伐魏之初，魏延建議出奇不意、攻其不備，帶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徑取長安。對此，司馬懿認為「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但諸葛亮卻不作此想，他固執地認為「此非萬全之計也」，「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為萬全計，諸葛亮最終還是走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進軍路線。
然而，從此次北伐敗北的結局來分析，人力物力的損傷遠超五千人，如果當初聽從魏延的建議冒險一試，或者還有出奇制勝的可能。
正是因為諸葛亮未用此計，更加坐實了司馬懿對他的論斷——「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因此，當馬謖失街亭後，司馬昭率軍大至，「平生謹慎，不曾弄險」的諸葛亮無奈只好大開城門，一臉篤定地焚香操琴，司馬懿在城外「看畢大疑」，先入為主地認定其中必有蹊蹺，不敢久留慌忙引大軍退卻了。正是由於之前的處處謹慎，諸葛亮料定敵人對自己性格的判斷已然定型，才敢弄險，在「身邊別無大將」、「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的危急關頭，憑藉過硬的心理素質上演了一出「空城計」，最終化險為夷。正如毛宗崗的贊語：「惟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膽事。……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爾。」
正是因為熟知諸葛亮平素的心性，當見到他胸有成竹的淡定模樣，司馬懿才先入為主的認為必有伏兵，使蜀軍在逆境中又贏得了主動。如此看來，街亭之役，對於欲擒諸葛亮、進而一舉消滅蜀軍的司馬懿來說，雖勝猶敗；諸葛亮卻與之相反，街亭雖敗，卻在撤退時不僅贏得了「空城計」的大勝，還通過巧妙的排兵布陣使魏軍損兵折將，「皆棄甲拋戈而走」，「盡棄輜重而去」，出其不意地扭轉了敗局，雖敗猶勝。
如此神逆轉，也只有羅貫中敢這樣寫。傳奇故事一波三折的同時，全方位展現了諸葛亮的先見之明和用兵之巧。
「空城計」在漢末三國實有其事，只不過故事的主角是曹操手下大將文聘。
文聘本是劉表手下大將，劉琮降曹後，文聘也轉而成了曹操手下大將。曹操對文聘信之不疑，讓他依舊統帥舊部，駐防江夏。此後幾十年，文聘鎮守江夏，一直戰鬥在對荊州關羽和江東孫權的第一線，因功勛卓著，魏文帝曹丕封其為長安鄉侯，賜假節。
公元226年8月，吳主孫權率五萬精兵突然包圍了文聘駐守的江夏。當時邊降大雨，城防蕃籬盡毀，孫權兵臨城下，文聘來不及修復城池，而城中守軍僅有幾千人，根本無力對抗孫權大軍。情勢危急，城中上下瀰漫著悲觀恐懼的氣氛。硬拼肯定不是對手，思來想去，文聘決定弄險，於是命令軍士偃族息鼓，自己則高卧府衙鼾聲如雷。孫權見狀不敢進城，派人潛入城中窺探敵情。得到回報後孫權心中懷疑不定，擔心城中有伏兵，於是率軍撤圍而去。
得知孫權撤兵，文聘果斷下令追擊，吳軍大敗。等東吳軍隊敗走之後，文聘立刻召集百姓增固城防。不久，得知真相的孫權不甘失敗率眾捲土重來，文聘指揮若定，吳軍久攻不下，只能再次撤圍而走。
羅貫中將文聘的故事移花接木在了《三國演義》中，將「空城計」穿插在「失街亭」和「斬馬謖」之間，不僅使故事情節越發地連貫，又極力渲染了諸葛亮的臨危不懼與足智多謀。將其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的過錯巧妙地遮掩了過去，令諸葛亮神機妙算的形象更增光彩。
正因諸葛亮智計百出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導致真正《空城計》的主角文聘不為人所知了。
為了將諸葛亮描摹成無所不能、戰無不勝、算無遺策的軍事家，羅貫中不惜更改甚至虛構史實，讓許多人誤以為《三國演義》就是歷史。對此，清代學者章學誠評價：「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至觀者往往為之惑亂。」
其實，《三國演義》虛虛實實，有三分實事就很不錯了。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十個司馬懿也不是對手。
參考書目《三國志》《三國演義》
TAG:唐風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