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華陳玉宇：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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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第二年，我國出生人口卻出現下降：官方統計顯示，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比2016年的1786萬人、12.95‰有所下降。
人口出生率下降為何令人焦慮？
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會有什麼影響？
如何扭轉出生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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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關話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以下內容整理自採訪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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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數據背後的兩個焦慮
記者：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從年齡結構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0199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為64.9%；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090萬人，佔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5831萬人，佔總人口的11.4%。請問這些數據傳遞出哪些信號呢？
陳玉宇：數據顯示，人口出生率略低一點，不過，不是大的問題。這段話傳遞出兩個最焦慮的事情，一個是涉及中國計劃生育長期變化問題，中國人口增長是否太慢，人口增長速度在可預期時間內，是否會比人們想像更快地變成負增長。另一個是16歲到60歲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焦慮。
第一方面，總體看中國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放開二胎起了一點正面作用，但沒有扭轉出生率不斷下降的長期趨勢，人口出生率會不斷下降，人口死亡率會非常緩慢上升，人們活得更長，老齡人口數量增多，死亡率會上升，但很微小。
人口出生率如果少於死亡率，人口凈增長會變成負的。人口學家普遍預計2050年以後，中國變成人口負增長。但推測不是必然的，取決於2050年前我們採取的人口政策，比如放開二胎和三胎，使得中國人口凈增長變成負增長的過程往後多延長十年到二十年。不過，即便放開二胎和三胎，如果沒有搭配降低人們生育成本政策，可能也帶不來延長。甚至有學者認為到2040年代將提前到達負增長。
另一方面，16歲到60歲人口結構變化，這個區間是一個國家的主要人口，也是能幹活的勞動力。以16-60歲為口徑，我國的勞動力人口從2015年開始下降，目前我國的主要勞動力人口數量每年下降二三百萬，下降人數幅度還會增加。
勞動力的下降，會馬上讓產業感受到剩餘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必須提高工資。現在市場上僱傭一個非技術工種（unskilled labor）都不容易，這一變化會對中國經濟有直接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用工成本緩慢穩定上升，尤其對大學以下教育結構人口。百姓很快能看到，空姐找不到年輕美貌的，服務員也可以增加小伙，甚至可能也有大叔啦。
中國快速發展的窗口期還有30年
需儘快採取措施緩解人口壓力
記者：以此看來，當前我國面臨的人口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陳玉宇：目前我國人口壓力主要表現為三個：第一，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中國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和工資水平越來越高，生孩子機會成本越來越大；第二，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生活方式培養孩子成本比農村大；第三，人們文化觀念的變化。
不僅中國，全球範圍內都面臨著三大壓力的影響，出生率下降，發達國家在二戰前經歷過這一過程，發展中國家最近二三十年都在經歷這一過程。印度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2.4，下降到2.1就意味著長久人口會負增長。我國現在總和生育率1.5左右（國家統計局數據），專家核算大約在1.3-1.5之間，這一數值已經低於很多發達國家，所以我們人口達到負增長指日可待。非洲很多國家也開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從二戰後每個婦女生6-7個孩子，下降到3-4個孩子，這三大壓力也存在，需要完成人口轉型。
以前很多人口學家沒有意識到機會成本城市化對人口的影響。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人口增速放慢對經濟影響很大，焦慮是人口變化帶來的挑戰，這是未來長期問題。
記者：對於緩解人口壓力，您有哪些政策建議？
陳玉宇：需要增加人口配套政策，將來一定時期，對於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女性生孩子，應給予更多勞動市場政策法規保護、更長產假、帶薪假期、政府補助等，讓生孩子成本不能完全由父母承擔，一部分由國家和社會承擔，包括減稅。
歐洲和日本都有大量分擔生育成本的政策，我國不需要等到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的時候再出台，現在可以一定在範圍內啟動這些政策，努力放緩人口高峰到來，這對中國有巨大意義。2040年之前，中國需要被撫養的15歲以下孩子人數和60歲以上人數，在世界上都是低的，但2040年後我國撫養比將會超過發達國家，2060年之後我國撫養比成為全世界人口撫養負擔最重的經濟體，我國不太可能有高的儲蓄率，不可能有太多資本積累和快速技術進步。
需要強調的是，人口結構給予中國的快速增長和發展的窗口期只有未來三十年，因此我們採取一些延緩城市人口結構快速變化的政策，是能夠延長中國快速發展的窗口期的。
中國進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義
記者：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8134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7661萬人，減少1312萬人；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通過這些數據，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的城鎮化和人口結構的關係？
陳玉宇：從數據來看，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000萬，中國城市常住人口佔比已經達到58.8%，8.1億城市常住人口；農村人口只剩5.8億，還在以每年1300多萬的速度減少。中國進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義。
一是快速城市化是帶來新技術進步和效率改進的主要途徑。十九大報告提到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的很多經濟問題，都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太慢，而全要素生產率不是衡量勞動的生產率，也不是衡量資本的生產率，而是衡量所有要素一起提供的效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危機以後下降2.4%，經濟危機之前我國是4.5%，只有危機前的一半。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帶來的另一個副作用是資本回報率降低，中國沒有那麼多民營企業願意投資了，必須提升技術水平。例如比特幣炒作行為興起，各種P2P其實都是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自然產物。
二是快速城市化跟工業化時代相比，能帶來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的活力和強勁增長。從近兩年的數據可以看到，消費增長對於經濟增長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從供給角度看，第三產業服務業增長速度比製造業高兩個百分點，伴隨城市化率的上升，第三產業佔比也是58.8%。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生的好的變化。
三是相較於工業化時代，快速城市化更容易實現包容和普惠的經濟增長。當一個國家進入城市化快車道，服務業增速更快的時候，我們有條件、也有可能性做到比快速推進工業化時期更普惠更包容，中國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有可能迅速得到改觀。這有兩個原因。
一是製造業產業結構變化下，工業部門和製造部門被逼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藍領工人工資上升，隨著製造業的上升，製造業不在是中國吸納就業人口的主渠道，城市化發展消費和服務業發展更顯必須。
另外，就世界城市化而言，中國城市化比例相對較低，韓國1萬美元城市化率也比我們高。當前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出台很多政策，促進城市化有序快速變化。全球範圍內一個經驗教訓，就是城市化搞的好，能帶來產業結構變化，甚至帶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西方也有不成功的城市化，並沒有伴隨著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而只是人口從農村討生活到城市討生活，國家經濟沒有好轉，還有大量貧民窟，所以說城市化並不必然帶來美好的事情，需要吸取經驗教訓，走一條能帶來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人均收入提高的持續的城市化道路。
陳玉宇，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並擔任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2014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獎，併入選2016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增長、健康和污染、行為經濟學與勞動市場、收入分配、地區差異等領域的研究。他的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等國際學術雜誌。曾獲得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厲以寧研究獎、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多次獲得光華管理學院教學優秀獎。
（相關觀點已呈現於新華社1月24日電《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後：我國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積蓄髮展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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