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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談學術:一本《糖史》,我寫了十七年

《糖史》是季羨林先生從70歲開始、歷時17年完成的一部83萬字的重要學術著作。這本書從糖這種微不足道的日常食品入手,考察糖的傳播過程,並揭示了這一過程背後體現的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和交流的軌跡。

那麼,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季老決定撰寫《糖史》呢?這其中又有哪些令人動容的故事?而從季老撰寫《糖史》的研究態度和方法中,我們又能得到怎樣的啟示呢?

《糖史》:成書緣由與過程

文 | 季羨林

我對科技史懂得不多,我之所以走上研究糖史的道路,可以說是大部分出於偶然性。與其說我對糖史有興趣,毋寧說我對文化交流更有興趣。

糖是一種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誰也不會重視它。可是「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的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arkarā,這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這樣一來,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掛上了鉤。於是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並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後來,又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張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正面寫著一段佛經,背面寫著關於印度造糖法的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我的手裡。大家都知道,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從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人想啃這個硬核桃,但是沒有能啃開,最後終於落到我手中。我也驚喜欲狂,終於啃開了這個硬核桃。

西方語言中的單詞「糖」

時隔不久,我又寫了一篇《蔗糖的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的論文。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在於它確定了中國製造蔗糖的時間,而在於它指出中國在唐代以前已經能夠自製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法,不過表示當時印度在製糖技術的某一方面有高於中國之處。中國學習的結果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糖「色味逾西域遠甚」。文化交流的歷史往往如此。在以後的長時間內,中印在製糖方面還是互相學習的。

到了1982年,我又寫了一篇《對〈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的一點補充》。補充不牽涉重大問題。到了1983年,我又寫了篇《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促成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國學者O. von Hinüber的一篇關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文章。Von Hinüber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資料,但顯得十分不夠。我於是也主要使用漢譯佛典中的資料,寫成此文,資料比德國學者的文章豐富得多了,我們對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了解也充實得多了。

到了1987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講的是中國白砂糖傳入印度的問題。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在它身上卻馱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同年,我還有一篇文章《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我在這篇文章里更有系統地、更深入地、更詳盡地敘述了傳入的過程。

在唐朝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中,蔗糖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上面提到的這一些文章,加上以後寫的一些文章,我都搜集了起來,準備結集成一部《糖史》。據我所知,迄今世界上只有兩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的,一本是Deerr的,一德一英。二書的寫法不盡相同,德文的謹嚴可靠,材料也豐富。英文的則差一點。二書都引用過中國資料,英文的引用時錯誤多而可笑,可見作者對中國以及中國材料是頗為陌生的。我的《糖史》既然後出,應當做到「後來居上」。至於我做到了沒有,則不敢說。反正我除了參考以上兩書外,我的重點是放在中國蔗糖史上,在我的《糖史》成書時,編為上編,國內編。我不講飴糖,因為在飴糖製造方面,不存在國際交流的問題。我的第二個重點是文化交流,在蔗糖製造方面的國際交流。這方面的文章在成集時,我編為下編,國際編。

我現在想講一講我寫《糖史》搜集資料的情況。寫文章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是決不可避免的,但必須註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我決不敢有違。如果想開闢一個新領域,創造一個新天地,那就必須自找新材料,偷懶是萬萬不容許的。我自知不是大鵬,而只是一隻鷦鷯,不敢做非分想,只能低低地飛。即使是大鵬,要想開闢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勞動,想憑空「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結果必然是一個跟頭栽下來,丟人現眼,而且還是飛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資料,捷徑是沒有的。將來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書都輸入電腦,當然會方便得多。可是目前還做不到。我只有採用一個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九十年代,80多歲的季老為撰寫《糖史》搜集資料,天天跑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綴。

我的《糖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本文選自季羨林《學海泛槎·總結》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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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路

文字編輯:郭磊峰

排版:郭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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