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之賈雷德·戴蒙德版本

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似乎已成學術界的天問，不在這個問題上有所建樹，似乎不足以展示大家風範。一向給人們感覺是偏重於文明進化史的學者賈雷德·戴蒙德，也加入了這場更像是經濟學家專場的論辯，提出了他心目中國富國窮的原因。

此前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給出了不少答案，大體可分為地理決定論（北方國家較為富裕）和制度決定論（實行市場經濟和產權保護的國家較易勝出），但似乎無論哪一種答案都能找到反例，而制度決定論又容易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怪圈中：到底是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導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更容易產生，還是先有了有利於經濟制度發展的制度，才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發展......

表面看起來，賈雷德·戴蒙德採取了一種「抹稀泥」的作法，既強調地理的作用，又強調製度的作用，而且還「別出心裁地」指出制度本身既是地理和悠久歷史的產物，有時又是歷史「突發事件」的產物。不過細看之下，不難發現他的生物學和人類學功底還是讓他能夠在前人見解基礎上能再進一步，讓讀者頗有些「新」得。

乍看之下，賈雷德版的地理決定論似乎在拾前人牙慧，因為稍微經過粗略的對比就不難發現，接近赤道的熱帶國家相比於溫帶地區國家貧窮，而內陸國家相比於沿海和有著可通航合流的國家也要貧窮。但相較於一些略帶種族主義色彩的從熱帶人更懶散、溫帶人更勤奮角度去解讀地理決定論，賈雷德更傾向於從熱帶氣候下土壤肥力差、病蟲害多以及人們易多發疾病、機器更易損壞等不可抗力出發去進行解釋，因此顯得更為「體貼」沒有那麼苛責，而其開出的藥方也更多強調從公共健康、計劃生育和環保方面著手增加投資。

接下來賈雷德開始進入制度領域。好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毋庸置疑，但問題是好制度的起源是什麼？在這裡，賈雷德似乎又回到了地理決定論。他認為複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依賴於人口稠密的農業社會，因為這種社會才可能發展出能積累餘糧的農業：有了餘糧，才能養活那些主要從事上層建築事業的人口，從而發展出複雜的制度。換言之，狩獵者或採集者社會鮮有能發展出複雜的制度，因而只能在富裕社會的入口長期徘徊。

那哪些地方能夠出現人口稠密且穩定的農業社會呢？就是那些農業發展所必需的可馴化和改良野生動植物集中分布的地區，如中東新月地區以及中國、墨西哥、安第斯山脈和其他幾個地區。這些地區以及擁有能更快從這些地區「進口」動植物物種的地區，就更容易出現人口稠密且穩定的農業社會，也就更容易形成複雜的制度，進而促成好制度的出現。

緊接著而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那些曾經產生複雜的好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比如中國，在近代大多陷入貧窮之中呢？是什麼導致了「風水輪流轉」呢？在談到中歐比較時，賈雷德認為長期統一導致中國皇帝一人專斷，不如長期分裂的歐洲更容易產生競爭和創新。平心而論，這一論斷此前已有多位學者闡發，因此並無新鮮之處，而且也有簡單化之嫌，人們反過來也可以說歐洲的長期分裂導致關卡林立稅收繁雜曾長期限制了歐洲國家的進步與繁榮。

而在論及為何中國相比歐洲更易形成長期統一的國家時，雷蒙德又回到了地理決定論的老路上：歐洲多半島、山脈、島嶼以及河流，中國缺少半島、大的島嶼，也沒有橫亘在中心的山脈以及輻射狀流淌的河流。這同樣有簡化之嫌，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始終統一，分分合合是常見的劇目，而橫亘在中心的秦嶺連接淮河，曾在相當長時期成為南北分治的分界線。而人們論及中國大一統的形成，似乎鮮有僅從地理出發，而不顧及文化和歷史心理因素。

不過雖然賈雷德對於複雜制度的形成和演變的解析有所欠缺，「複雜制度國家」這個概念本身在分析當今世界政治局勢時倒是頗有解釋力的。以中東地區為例，那些曾經產生過「複雜制度」的國家一般而言即便歷史上發生多大大小小的動蕩，也不至於徹底崩解，如今也能繼續發揮穩定地區局勢的「錨定」作用，如埃及、土耳其、伊朗等，而那些近代才由部落氏族體系「進化」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度，似乎難堪穩定地區局勢的重任，而更容易成為亂源。

至於為什麼前白人殖民地有的後來越來越富裕，有的越來越貧窮，賈雷德直接借鑒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得出的結論，那就是殖民者的制度遺產發揮了重大作用，比如北美更多繼承了負責任的英國制度體系，而南美則繼承了西班牙帝國的腐敗遺產，所以不同殖民地的命運就出現了大分流。但其實《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認地理因素在殖民模式和殖民地政府組織模式上的重大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地理決定論，進而無形中削弱了制度的作用。這種猶疑和矛盾或許恰恰表明答案就在地理和制度兩者之間的交叉地帶，而非斬釘截鐵黑白分明的故事。

此外，一個國家制度體系的建立和運行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總會面臨這樣那樣的挑戰和試煉，能夠走出危機時刻的國度才會在制度競爭中取得階段性勝利。在這一過程中，有很多因素會發揮作用。賈雷德於此處提出的地理決定論倒是頗為讓人信服，比如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因為島國之利，更容易集中精力進行轉型，擁有類似行動自由的還有新政時期的美國等。而德國自 1848 年以來每次危機時刻進行選擇的時候都受到陸地鄰國嚴重的束縛，類似的還有義大利等。

總之，隨著國富國窮的榜單持續的更新，人們對於其背後的推手性因素的認知也會不時刷新，人們或許永遠不會得出定論，但這一求索本身會不斷更新和拓展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方式和視野，這或許才是吸引人們不斷加入關於國家貧富之源論戰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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