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學科交叉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
多學科交叉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學者們夢寐以求的學術境界。三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功不可沒。但是，為達到多學科交叉的境界，必須付出辛苦的努力。
在過去的十餘年中，我有幸接觸了較多的學術研究機構與部門，仔細品味，居然發現，即便是單純的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的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視角、學風及興趣，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有的重視史料，有的重視理論，有的注重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可見學科內部的融合尚需打通，更何來跨學科的交叉。所以我常常想，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確很好，但不能因為統計了家譜中有多少個人考中了進士，就說自己使用了統計學的研究方法；不能因為描述了這個人老家是湖北的，後來到過雲南、貴州、山西做過官，就說自己使用了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不能因為引用了一句紅樓夢裡面的小詩，就說自己使用了文學的研究方法。同樣，其他專業的學生也不能因為在行文中說了一句要以史為鑒，他就用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一樣。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獨特研究視角，獨特的看家本領，想要學會別人的那一套，只有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達到。
從字面上看，經濟史應該需要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學科知識。關於經濟史是屬於歷史學還是經濟學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至今尚無定論。不過，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從經濟學出身的學者，投身到經濟史的研究活動中來，並發表了不少與從歷史學出身的學者所寫完全不同套路的著作和論文。對繁榮經濟史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們也看到，當前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生產具有公信力的學術成果，也是一個需要探討的重要而急迫的問題。如果不能從理論上加以宏觀探討、不能從技術上加以精密，各說各話的現象就會越來越嚴重。
現在經濟史學界極為熱鬧和前沿的研究，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總量GDP、人均消費水平及相關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受了西方學者的影響，尤其是以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為代表。這本書對公元960－2030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做了系統的估計，在國內學者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但這本書的研究所依據的完全是他人、特別是西方學者的既有成果，自己並沒有對中國經濟的細部做過獨立的深入研究；更為要命的是，麥迪森的著作並沒有提供他的具體估算方法，而只是簡單地給出結論。他自己也說，自己的研究是瞎猜。對於從歷史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來說，這是無法讓人接受的。
大致而言，由於學科背景的不同，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學者在相關問題上的交鋒，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概念的適用性問題。經濟學者對歷史學者不擅長、不熟悉甚至懷疑和排斥西方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局面，給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歷史學者對經濟學理論「適用性」抱有深刻排斥和本能拒絕，總是想處心積慮地尋找證明其『不適用性』的理由，在他們看來，經濟學的概念體系和理論公設，並不具有太多文化、歷史、地域、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方面的特殊性。但歷史學者認為，GDP、GNP、恩格爾係數等畢竟都源自於當代西方經濟學，既有中西文化的差異，也有傳統與現代的差異，尤其是在做具體研究時，不能拋開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具體環境。
第二個方面是數據估測的合理性。由於系統完整資料的缺失，導致在研究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時，有很多關鍵性的問題均有依賴於估計，但學者們對於估計的標準大相徑庭。以江南的人均糧食消費為例，從王業鍵、方行、王家范到李伯重和吳建華，他們的估計值從人均1.5石到3.6石不等，「相差竟以倍計」。面對這些五花八門的估值數據，經濟學者通常是進行折中，取一個自認為是合理的解釋，而很少有自己的專門研究。這就好比拿葉聖陶先生的小說《多收了三五斗》作為研究史料，至少也應該先搞清楚，究竟是多收了「三斗」還是「五斗」，或者發現它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如果研究者不察，直接拿過來就進行折中，以「四斗」作為平均值推算當時的總收成，其準確性自然值得懷疑。
第三個方面是經濟史材料的解讀問題。研究傳統社會的經濟現象，研究者常常會面對兩種局面：一方面是材料的極度缺乏，另一方面則是已有資料的準確性讓人頭疼。傳統文獻中的夸夸其談，虛張聲勢，比比皆是，面對「成千上萬」、「不計其數」、「舟楫雲集」、「河塞不通」、「舉國若狂」之類的非確數詞語，研究者常常無所措手足。清朝中期有一本書《消夏閑記摘抄》，描繪當時蘇州的繁華，戲院、遊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欲論證江南生活奢糜的學者，都會引用這條材料作為證據。但這裡的夸夸其談，不是也很明顯嗎？當時蘇州究竟能有多少人口，無論如何不會有幾千萬吧？當時蘇州的店鋪究竟多到了什麼程度，無論如何也不會「如山如林」吧？在浩如煙海的清代史料中，要找出上百條甚至上千條完全相反的證據，並不困難。如果研究者只選取有利的部分，其結論就會很成問題。
總之，只有儘可能地多掌握史料，進行不偏不倚地的分析和解讀，才能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觀。經濟史材料的定量，也必須適度而行，不能知其不可而為之。以筆者近期的研究為例，關稅是反映市場流通的重要數據，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根據嘉慶十七年的一份檔案和王慶雲《石渠余紀》中的零星記錄，而認定嘉慶道光時期的關稅收入直線下降，並進而論證「道光蕭條」。但是我通過一個關一個關、一條檔案一條檔案疊加，發現這一時期的關稅收入並沒有下降，而是保持得極為平穩。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相關結論。可見，如果不從最基礎的問題上著手，就有可能動搖研究的立論根本。
吳承明先生說：「經濟史首先是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一切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或者模型，都可以視為經濟史研究的方法。」但這一觀點並未受到經濟學出身的學者的廣泛認同。由於學科歸類上的不同，導致大家對於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有不同的認識。歷史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主張經濟史研究的目標是恢復歷史真相，探究社會經濟背後的規律性；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經濟史研究當成檢驗經濟學理論模型的實驗室，成為他們證實或證偽經濟模型的工具。因為研究取向的不同，導致在研究過程中，前者極為強調史實的真實性、可靠性，而後者更強調模型的完美性、適用性；前者更多的是採取歸納的、經驗的方法，而後者更多的是採取邏輯的、演繹的方法。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雖然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管如何觀察，廬山都只是廬山，不會因為所採取的觀察手段和方法不同，廬山就變成了黃山。從終極目標上來說，歷史學家的經濟史與經濟學家的經濟史，都應該是相同的。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史，不能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成為不重視基礎史料搜集整理的借口；歷史學家研究經濟史，也不能因為研究目標的不同，而成為不重視吸收和借鑒經濟學方法的借口。
（此為若干年前一次會議發言，供大家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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